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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俭是美德,那为什么还要提振消费?
节俭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之一,我们的文化典籍里有无数劝导节俭的训导,比如:“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中,也多有关于节俭的故事。东西坏了,修一下还能用,就不急着换新的;吃穿用度,即便有锦衣玉食的条件,但如仍能保持粗茶淡饭,箪食瓢饮,则不啻是额外的美德。
节俭所伴随的,是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的物资匮乏、供给有限。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产能过剩是近现代史上才发生的一件“奢侈”的事,而在过往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整体角度来看,产出是不足的。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内,人口数量增长有限,其原因之一就是接受到粮食、织物等物资的限制。供应的短缺使掠夺也成为一种生存策略,战争因此而产生。
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选择节俭,减少物资不必要的消耗,其实就是将资源留给了其他社会成员使用。这种主动减少自身享用的机会,将有限的物资留给其他人的做法,使得节俭成为一种美德,带着人性的光辉。
节俭不但是与人分享的美德,也是与未来分享的谋划,是一种智慧。它提倡即使富足,也不在当下随意支出,而为未来留有节余,以备不时之需。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做看,节俭所倡导的,一定程度上就是抑制即刻的消费,为将来提高储蓄。消费和储蓄,两者此消彼长。
不过,消费却是保持经济动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消费所对应的就是生产者的销售。假设无人去饭店吃饭,也没有人购买汽车,那么饭店就门可罗雀,汽车产业也将凋敝。消费可以用消费率来衡量,消费率一般即最终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的比重。可能与我国传统的节俭习惯相关,现实中我国的消费率长期以来偏低,并没有到达保持一个经济体健康发展的应有比率。
2000年以来我国的消费率持续下降,至2010 年,消费率降为 49.3%,然而我国的储蓄率却不断升高,虽然民众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提高,消费的绝对值不断上升。不过从相对比例来看,消费率却不断下降,与之对应的是储蓄率的持续走高。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我们的节俭程度并没有降低,可能反而提高了。
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主要依靠“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消费之外的投资和出口,一向是拉动经济的两大主要动力,但投资和出口并非总能保持高位。
出口实际就是以他国的消费来对接我国的生产能力,换个角度讲,就是我们自己节俭,而让别国不那么节俭的消费者来购买和享用我们的工业产品和服务。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此时,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约为四成,而美国在人均GDP到达1万美元时消费比例达到了六成,日本、韩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消费占比也均在五成左右。对比来看,我国消费占比总体偏低,所以,出口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的一大主要动力。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外需减少,出口应声回落,但我们的消费并没有大幅增加。因此,原本用于出口的商品销售低迷、产能过剩的现象更为严重。出口相当于我们自己不消费,让国外的消费来顶替我们自己的消费,但当国外的消费能力因经济危机而大幅下降时,那就只能更靠我们自己的消费了,这也就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要义。所以,近年来我国不断鼓励居民消费,消费率总体有所提升,2020 年上升到了54.3%。
如果居民不肯消费,除了出口之外,一种替代的办法就是投资。投资就好比个人不肯花,国家统一花钱,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投资和居民消费相比有天然的缺陷,即投资缺乏解决精准需求的能力。当一个人需要一样商品或服务,他会去购买和消费,因而这项消费大概率会是一个有效的投入,直接带来收益。而投资则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相关主体替大家统一安排消费,比如新建一座机场、一条高速公路或者一个大型文体设施等,目的是民众后续使用这些设施,由此产生消费。在基础设施几乎空白的时期,这样的投资必定能产生使用率,带来较大的回报;然而到了一定程度,其所带来的收益就会越来越低,重复投资、低效投资的问题也会出现。所以,长期以扩大投资来替代消费,对于经济产生的推动作用会越来越弱。
储蓄是节俭的一体两面,秉承节俭的传统,花的钱少了,剩下的钱相对就多了,储蓄率也就上去了。我国是全球少见的高储蓄率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居民储蓄率就达到20%-30%,之后继续一路攀升,于2010年达到42%,此后有所降低。然而到2019年,我居民储蓄率仍近35%。从全球范围来看,同期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仅在6%-7%,法德等欧洲国家在9%-10%,即使同样号称高储蓄率的日本,其储蓄率也只有12%-13%。
民众节俭到什么程度合适,储蓄率保持在什么样的程度,对此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只有高储蓄率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也有人认为高储蓄率并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但我国未来储蓄率的过快下降有可能给金融带来系统性风险。这个问题应该按不同的时期来分析:我国长期的高储蓄率,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及投资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然而,近年来产能过剩、投资无效等问题早已突显,此时继续高企的储蓄率则将造成消费不足、需求疲软,不利于经济保持活力和动力。
既要保持节俭的优良传统,又要提振消费,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要求我们找到居民储蓄率的最优解。而储蓄率的最优解,在国家与个人发展的不同时期应该有着不同的答案。
社会经济的发展永远需要供应与需求两端的平衡,如果一味生产和储蓄,而没有消费及用度,那样产能就将过剩,最终也会反过来消灭掉生产力和经济的活力。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节俭当然是美德,但从经济角度来看,过度的节俭将抑制消费,破坏经济活力。极端的例子比如日本,许多年轻人清心寡欲,过于没有物质上的追求,而节俭的尽头将造就一个低欲望或者无欲望社会。物欲横流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但是一个没有适当物欲的社会,也可能会造成经济上失落的十年乃至二十年。
消费和节俭是不矛盾的,笔者在欧洲工作时,常见富足的德国人,开着宝马奔驰去德国著名的“穷人超市”奥乐齐购物,因为那里的商品便宜,性价比高。但德国中产阶级的车子通常是很好的,他们愿意把钱大把的花在车上,而日常的吃用仍然节俭。
疫情以来到现在,我国消费整体恢复缓慢,这和疫情影响下收入及就业偏弱有关,2021年,全国居民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9975元,2020-2021年的中位数增速不到6%,远低于2018、2019年的8%-9%。在收入增速不高的预期下,人们加大了预防性储蓄的力度,这样一来就更抑制了消费。可以说,我们有意无意之间变得更节俭了。
如前文所述,从传统美德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要继续保持节俭的习惯并发扬光大;但全员过于节俭,未必是好事。个人合理消费,也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而对国家来讲,也还是要继续鼓励消费,这样就能使民众一起分享经济建设的成果,也能藉此全面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者薛键为某全国性外资银行总行部门总经理,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银行委员会信用证组、保理福费廷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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