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兵家必争之地到底有哪些

1904年，英国近代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了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将地理学与世界政治格局相结合，提出了“心脏地带”“地理枢纽”等重要概念。书中的诸多观点，对之后的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篇论文也被认为是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奠基之作。

“地理枢纽”一词作何解释？一般认为，战争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的，其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形势的影响。在大规模战争里，某个或某几个地区由于位置重要，成为交战双方争夺的热点，它的得失对战局常常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战略要地在军事地理学中被称作“枢纽地区”。地缘政治观在中国的起源也很早，如中国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中，就以《九变》、《行军》、《地形》、《九地》四篇专门阐述了地理环境与战争的关系，从中可见早期思想家们的远见卓识。

在最近重版的《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宋杰将麦金德的理论与中国古代战争史相结合，讨论了夏朝到南宋末年，地理枢纽的诞生、发展和演变过程。包括夏、商、西周的甘、管，春秋战争中的郑国，战国的韩、魏，还有函谷关和豫西通道，秦汉时期的敖仓，三国的合肥、濡须和汉中，东晋南朝的寿春，北朝到唐中叶的河阳三城，隋末唐初的洛阳，蒙古和南宋战争中的襄阳，并对当时战争的策略、部署、路线等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论述历代将领用兵之得失，探究战争胜负背后的地理影响。

书影

古今士子对于讨论兵戎之事多有浓厚的兴趣。如战国时期的战略家范雎，在对各国地理形势进行全方位分析后，更加明确地把位于东亚大陆中心的韩、魏两国称作“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也曾说：“任何国家里都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那里有很多道路汇合在一起，便于筹集给养，便于向各个方向行动，简单地说，占领了这些地点就可以满足许多需要，得到许多利益。”他将这种地区称为国土的“锁钥”。

“衢地”“天下之枢”也好，“锁钥”“枢纽地区”也罢，其实表达的含义基本一致。一言以蔽之，就是人们常说的“兵家必争之地”。

枢纽地区具备哪些特征？

中国古代内地战争中，枢纽地区往往处在几大经济区交界的边缘地带，是军队行进的必经之地，如豫西在关西、关东之间，淮南、荆襄在南、北方之间，具有防备入侵和准备出击的双重作用。同时，枢纽地区要具备地形、水文优势，可作为天然屏障，有利于组织防御，如豫西处于山区，淮南、荆襄处于江河沿线、水网地带。开阔平坦的“四战之地”，如豫东、冀南、苏北，有利于展开兵力进行会战，但无险可守，是难以成为枢纽地区的。

宋杰提出，如果内部战争形势为东西对立，则双方对峙争战的主要区域往往是东西方交界的豫西走廊。它以洛阳为中心，东至荥阳，西达潼关，南至南阳盆地，北抵黄河或延伸到晋南的河东（中）地区。中国历史上的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战争、绿林赤眉农民战争、董卓之乱、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间的战争、李唐政权与窦建德/王世充的交战、安史之乱等，基本上都是以该地为主要战场。

如果内部战争形势为南北对立，则双方的征伐攻守主要在黄河、长江之间的淮河、汉水流域进行。枢纽地区为淮南（江苏、安徽两省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和荆襄（湖北北部江陵、襄樊、汉阳一带，尤以襄阳为重）。如三国时魏与蜀、吴联盟的交战，西晋与东吴、东晋与十六国、南朝与北朝及隋的对抗，北宋与南唐、南宋与金朝及元朝的作战，多是在淮南、荆襄两地进行。

清代彩绘湖北地图中的襄樊地区

此外，中国古代，有很多地区在军事上具有独特价值，比如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域的四川盆地，它不划归于关西或江南。北方政治势力南进时，往往也越过秦岭，通过汉中进入四川盆地，然后或东出三峡，或南下云贵，对江南加以侧翼包围。故此，川陕交界的汉中也是南北战争的一个枢纽地区。不过，它的作用和影响大不如淮南和荆襄，因为汉中距离南方政权的统治中心——江浙较远不能构成直接的威胁。即使北方势力占领了四川，江南的割据政权也不会很快灭亡。如曹魏灭蜀，北周、蒙古据川后，东吴、陈和南宋仍能将其统治维持下去。

“中原逐鹿”：更为重要的内地战争枢纽

提起战争中重要的防御工事，大家最先想到的或许就是盘亘在古代边界线上的长城，和那些边境的城市、堡垒等等。

宋杰认为，比起边境战争中的枢纽地区，豫西、淮南和荆襄在我国战争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要了。首先，边境战争的战线很长，北方的游牧民族机动性强、能迅速集结部队，避实就虚，突入边境，这是防不胜防的。且中原王朝没有力量处处屯重兵，只能把军队相对集中到一些要塞。如明朝中叶，蒙古铁骑数次兵临北京城下，明末的满洲八旗也几番绕过重镇山海关，穿越长城，横行华北，都没有受到大的阻碍，可见边境枢纽在战争中的影响有限。

但是转入内地，情况则大为不同。

富饶的东部地区被山脉、丘陵、河流的纵横分割，大部队的通行要受到陆路、水道的制约，战线短，控制枢纽地区的一方常常能够利用复杂险要的地势有效阻挡强敌入侵。在交通干线的限制下，敌方很难做远程的战略迂回。

如刘邦在荥阳、成皋、巩洛一线的狭窄地段设防，挫败了项羽的进攻，力保关中不失。三国时曹魏与吴、蜀相持，接壤数千里，也是只用重兵守住几处枢纽地区，便立于不败之地，正如魏明帝所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安史之乱中潼关的失守、南宋末年襄阳的陷落，都导致战局的全面崩溃，体现了内地枢纽地区在战争中发挥的突出作用。

楚汉战争汉军出关进攻示意图（公元前205年）

故有“胡无百年之运”的说法。受这种特点影响，在封建社会的各个阶段里，与中原王朝发生尖锐对立的边疆民族并不相同，甚至一个朝代的前期、中期、后期也不一样，如东汉与匈奴和羌人，唐朝与突厥、吐蕃和南诏，明朝与蒙古和女真，爆发冲突、战争的地点转移比较频繁。边境战争的枢纽地区存在的时间较短，如唐后期的维州、明末的山海关等，由此，它们在军事史上的影响就有限了。不像内地的豫西、淮南、荆襄，在千余年，甚至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里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另外，边境战争的规模、兵力通常有限，决战性质的交锋比较少。即便是较大的会战，对于交战双方来说，也只能算是在第一道防线的对阵，双方作战的回旋余地都还很大。任何一方失败了，都不会立即土崩瓦解、俯首称臣。游牧民族战败后，可以远遁漠北、西域，或撤入东北的深山老林；汉族若是失利，则能够将防线南移，凭借黄河、淮河、长江及坚城峻岭来继续对抗。真正决定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民族历史命运的决战，都是在内地爆发的，即所谓“中原逐鹿”。所以说，内地战争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边境战争；因此，内地的枢纽地区在战争史上发挥的作用总体来说也比边关要塞更为重要。

枢纽地区与都城选址有何关系？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也认为，枢纽地区只适宜建立军事枢纽而不适合建立首都。首都如果距离基本经济区的边界太近，在战时容易遭受敌人侵袭，往往陷于被动的局面。

古代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如战国初期魏国以安邑为都，和秦国隔河相望，屡屡受到敌军迫境的威胁，后来将都城东迁到大梁，才摆脱了困境。豫西山区的中心洛阳，在东汉、隋唐时期也做过首都或陪都，防卫效果并不理想。

又如东汉定都洛阳，周围虽有崤山、伊阙、黄河环绕，但地域狭小，缺乏防御纵深和作战的回旋余地，位置又在天下之中，道路四通，敌军进犯甚易。所以汉末董卓篡政时，关东诸侯联军来攻，董卓即不敢守洛阳，只得焚宫室、挟天子西迁长安，以豫西为前方战场，与敌军相持。隋朝以洛阳为东都，亦数番受到反叛势力（杨玄感、李密、李世民）的长期围攻，几次粮尽援绝，形势危难。唐朝安史之乱时，东京洛阳亦两度失守，为叛军所据。北宋则选择了靠近南北方交界地带的水陆冲要开封建都，女真铁骑南下时也轻易地将其包围，终至陷落。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首都设在基本经济区的边缘地带，这样在战乱时期就不得不充当军事枢纽，把国家的政治中枢推到作战前线，无异于与人争斗时不用手足，而以头相搏，自然是十分危险的。

首都设在某个基本经济区的中心，距离边缘地带较远，还有战略枢纽的保护，便可以收到较好的防御效果。

如秦都咸阳、西汉首都长安，附近沃野千里，又是四塞之国，关东势力来犯时，可以凭借荥阳至潼关的豫西数百里山险步步为营，设防抗衡。历史上在关东建都者多选择河内（冀南）为定鼎之地，如战国时赵都邯郸，十六国、北朝之君常都邺城，是华北平原的中心，四周山川环绕，自古称为形胜。江南立国则多在建康（金陵），它“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甸为藩篱”，龙盘虎踞，为王者注目。

上述三个地点都是周围经济发达、物产丰饶，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的物资需要，又离所在基本经济区的边缘地带较远，外有山岭江河为险阻，敌军来袭时可以用作缓冲之地，避免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比起洛阳和开封，长安、邺城与金陵作为都城在战争防御上的地理条件要优越得多了。

南京六朝博物馆展陈的夯土包砖的六朝时建康城的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