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漫谈《燕然山铭》︱刻石文字出自谁人之手

在我的《燕然山铭》漫笔之三《〈燕然山铭〉的真面目》这篇文稿中，依据目前有限的条件，尽最大努力，对这篇铭文，做了初步的复原。我谈到，通过这一工作，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班固原稿写定本的形态。

或以为班氏既与操刀锓石者同在燕然山旁，那么，就很有可能是由他直接动笔，写在石上，亦即“书丹”于崖壁，再由刻工依样雕凿。如此一来，今天我们看到的摩崖石刻，就成了班固的手迹，就成了最最可靠的亲笔“写本”。

史料价值的大小姑且不论，仅仅就古物的艺术品价值而言，这就像后世镌刻名人“法书”于碑版一样，若是通过这一刻石使我们得以目睹大史学家班固留下的字迹，当然引人瞩目。

窃以为这样的说法，只是一种很浮泛的说辞。由于班固这篇《燕然山铭》就写在窦宪军中，当时当地，当然也就可以由他本人直接移写上石，这是显而易见的，谁都想得到，无须专家者流来做专门的表述。然而，我们若是稍加思索，就会发现，这种直观的生理感觉并不具有太大意义，也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而且还有些过于想当然了。在学术研究领域，想当然的说法，不管是对是错，其实都不具备学术的价值。学术研究，需要的是切实的论证，而不是空泛的议论。

稍有一点儿文化的人都知道，唐代以后，在刊刻碑石时，会比较普遍地延请书法名家上手。若是按照这一情况来逆推的话，当年窦宪指使人刻制《燕然山铭》时，班固似乎应该是书字上石的合适人选。

按照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一书中的说法，班固除了以辞章著述知名于世外，在书法方面，确实也还颇有造诣。不过班固所擅长的，并不是《燕然山铭》刻石上镌刻的普通汉隶，而是以大篆、小篆而被张氏列入神品、妙品、能品三等级书法名家中最下一等的“能品”，并具体描述说，班固“工篆，李斯、曹喜之法，悉能究之”，终“以大、小篆入能”（《书断》卷下）。

当然，这种篆书艺术水平，是作为名世长技而载入书法史册的。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绝不可能提起笔来就写大篆、小篆而不会写一个当时通行的隶体字。

在《汉书·艺文志》里，班固对古今字书颇有一番论述，有意思的是，竟然把自己也写到了里面（《汉书》不像《史记》那样是贯穿古今的“通史”，它是一部“断代史”，只写西汉一朝，不写身处的东汉）：

《仓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颇异，所谓秦篆者也。

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

文中写到的“臣”，就是班固本人的自称。盖班固最终纂就《汉书》，乃明帝永平时受诏所为，章帝建初年间进呈御览（《后汉书·班固传》），故自谓曰“臣”。

从《汉书·艺文志》的上下文义来看，秦丞相李斯的《仓颉》等字书，应是篆体，而至汉代，应是采用了秦时开始兴起的隶书，不过《汉书》没有直接的表述而已。后来唐人张怀瓘曾指明对汉代的这类字学书籍“皆用隶字书之”（《书断》卷上），今所见出土汉简中的《仓颉》，皆属隶书写本，可以实际证明这一点。

尽管像《仓颉》这些字书重在字形结构，而不是书法艺术，但当然也需要尽可能写出精当美观的标准字体。在另一方面，班固既精于篆书而又对隶书的字形结构有系统的研究，自然不会写不好当时广泛通行的这种隶书。简单地说，班固充分具备了写字上石的书法技艺。

可是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并不等于他就一定会这么做。研究历史问题，不能简单地以今律古。对此，还是要做具体的考察。我们需要看看，在汉代，通常是由哪些人来干这样的勾当。

汉代不管是摩崖刻字，还是造碑铭文，其书写文字上石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并不注记姓甚名谁。盖如近人柯昌泗所云：“古者士大夫视书丹为劳役，传记韦诞、王献之事，及《颜氏家训》所言，不似后代名家汲汲以此为事也。汉《樊敏碑》为石工刘盛息懆书，新出《颜文羽画象》，即题曰使石工书，此类恐尚不少。”（柯昌泗《语石异同评》卷六）

柯氏举述的这些士大夫耻于为人写榜书碑的事例，其中如曹魏韦诞事，乃云其不得不被高高吊在凳子上为朝廷新成大殿题榜，以致“须鬓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晋书·王献之传》）；《颜氏家训》的相关论述则为：“王襃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闲，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单纯就书碑上石而言，从更深一层讲，这种屈辱感，应是源自书碑上石本是一项很卑贱的职事，因而被人吆喝着去做，心里自然很不舒服。

汉碑中虽偶而见有镌刻书字者姓名的，例如《武斑碑》题署的“纪伯允书此碑”，由于其上下文在宋代即颇有泐损，具体情况已不甚清楚（洪适《隶释》卷六《敦煌长史武斑碑》）。不过《衡方碑》篇末镌有“门生平原乐陵朱登字仲”字样（洪适《隶释》卷八《卫尉衡方碑》），柯昌泗以为亦书碑者题名，并评述其性质云：“是以门生表敬，非为书名也。”（柯昌泗《语石异同评》卷六）类似的情况，其署名更为清晰者，则有叶昌炽考证清楚的《郙阁颂》书手，乃镌作“故吏下辨仇绋字子长书”（叶昌炽《语石》卷六）。所谓门生、故吏，时人一向相提并论，性质等尔。若是依此类推，诸如“纪伯允”者，恐怕同属门生故吏者流，同样出于表其风义的缘故。

即使是这些表现礼敬风义的门生故吏，社会地位也都比较低。桓帝延熹八年京兆尹袁逢、孙璆主持刊刻的《西岳华山庙碑》，末镌“京兆尹勅监都水掾霸陵杜迁市石，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刻者……”云云，所谓郭香“察书”，亦即督察上石的文字书写得是否准确得当（洪适《隶释》卷二袁逢《西岳华山庙碑》，又同人《隶续》卷五《碑图》上）。按照常理推测，碑石书手的地位，自然要比这位郭香的郡衙“书佐”还要更低一些。

那么，汉代这些书写碑文上石的人，在一般情况下，其社会地位又会低下到什么程度呢？这通过《樊敏碑》可以大致窥知一二。《樊敏碑》末题：“建安十年三月上旬造。石工刘盛息懆书。”所谓“刘盛息懆”，洪适以为乃“刘刻其石而厥子落笔也”（洪适《隶释》卷一一《巴郡太守樊敏碑》，又同人《隶续》卷五《碑图》上）。其时已至东汉末年，而石工老爹刘盛刻字，儿子刘懆先行录文上石，儿子的地位自然不会比他爹更高，同样是低贱的匠人而已。我想，有汉一代碑刻的书手，大多应该都是这样。至于后世好事者所说蔡邕、钟繇书写的各种碑石，洪适早就做过清楚的辨析，以为“凡不出于本碑者皆不足信也”（洪适《隶续》卷五《碑图》上）。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再来看《燕然山铭》的书手问题。

首先，就算是班孟坚的铁杆儿“幡司”（fans），也不大可能尊奉他为锓石成文的祖师爷。因为古代士大夫殊少有人会去做这种下等小民赖以为生的手艺，班固没有操弄刻刀的才艺，这篇铭文也就不大可能是班固雕凿出来的东西。既然如此，也就意味着军中另有刻石的工匠。

班固本是文人，腰悬刀笔出征，随时听命，为窦宪撰著这篇铭文的文稿，似乎是很自然、也很正常的事情，但刻石的匠人身携雕凿崖壁的工具走上锋镝纷飞的战场，就很有些不同寻常了——这意味着一种刻意的安排。

考虑到窦宪此番出征本来是出于邀功赎死的卑劣盘算，而北匈奴当时业已衰弱不堪一击，大获全胜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关于窦宪此番北征的缘由和意义，我将另文阐述），那么，窦氏为了夸耀自己的战功而预先做好刻石铭文的准备，既特地征召去官家居的大文人班固随之出征，以帮助自己撰著文稿，同时也预备好每一道刻石工序所需要的匠人，包括书写铭文上石的工匠和动刀刻石的工匠，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想有理由推断，窦宪的军中，也带有移写文稿上石的匠人，专门从事同刘盛老爹的儿子刘懆一样的劳役。

从班固一方的情形来看，他的家族，是西汉以来的官宦世家，同时子继父学，也可以说是诗书传家，颇以“二世才术”自负。从少年时起，班固就“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后以文辞，深蒙宠幸。在这次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征之前，仕职玄武司马，秩比千石，已晋至相当的位阶。至此番从军北伐，乃被窦宪擢任“中护军”之职，更秩尊二千石，属于地地道道的“高干”，大概这也是窦宪军中地位最高的幕僚了（《后汉书·班固传》。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下刘昭注引《东观书》，即《东观汉纪》）。

以这样高的地位，班固又如何放得下身段去亲行匠人之事？怎么看，他也没有一定要去执此贱役的道理。再看看刊刻《燕然山铭》的石壁，也挺老高的，班固这时也五十大几，快奔六十的人了，爬到半空中的架子上去挥毫作墨，要冒一定风险，这就更不大有可能让他去移写铭文了。再说，从现在获取的原石拓片上，我也看不出其字迹在书法艺术上有什么特别的高妙之处，足以让我把它和班固的大名联系到一起。

那么，《燕然山铭》刻石的文字到底出自谁人之手呢？具体的书手是谁，我也没办法知道，不过他应该是一位普通的匠人，或者是地位很低的文人，不过班固所称“闾里书师”者流；至少如上所述，我有理由相信，这个人不可能是班固他自己。

2017年8月29日晚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