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洪帮首领刘福彪和他的帮派“革命”之路

上海青洪帮首领刘福彪

清光绪末年，在上海的城隍庙等处，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在卖艺，他不仅有着上好的拳脚功夫，而且一手飞镖绝技更是令人叫绝，在二三十步内几乎百发百中，不时引起围观人群的一阵阵叫好声。这个人就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刘福彪，他原是湖北沔阳人，少时曾跟人学习理发，但因他性情犷悍，不肯受师傅的严格约束，于是出走流浪江湖，跟随一卖解术士行走各地，并得到其真传，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后来，刘福彪跟随流民大潮来到了苏北，拜青帮大字辈、湖南人曾国璋为徒，成为青帮通字辈成员。不久因青帮遭遇朝廷的围剿，发展不利，刘福彪只身来到了上海闯世界，靠一边卖艺、一边贩卖跌打损伤药丸为生。

刘福彪到上海后也开始寻找新的靠山，他把眼光瞄在了洪帮大佬范高头身上。青帮和洪帮的最初宗旨针锋相对，洪帮是要“反清复明”，青帮是要“安清”，但经过二百年的演变，两帮的政治色彩已经褪去，并逐渐走向合流，当时很多黑道人士兼具青洪两帮的背景，所以像刘福彪这样的青帮人士转入洪帮也不稀奇。范高头是宝山县高桥人，原来并不姓范，因为年轻时走船贩盐，撑得一手好船篙，人称“挽篙头”。后来入了洪帮，成为青龙山山主，势力遍及上海及苏北等地，因来投奔他的人太多，以讹传讹，就成了“范高头”，原名反而不为人所知了。刘福彪顺利投入了范高头门下，没几年就混成了范手下的“四庭柱”之一，被称为闸北洪帮“三当家的”，开始在闸北一带广收门徒。1906年，范高头被清军捕杀，他的一部分党徒被刘福彪所接收。此时刘福彪在苏北的青帮师傅曾国璋也被清军围剿，退走湖南，他手下的两湖门徒也有不少来沪投刘。自此，刘福彪凭借着青洪两帮首领的身份，在上海的势力急速膨胀。

辛亥革命前夕，帮会同仁张承猷介绍刘福彪结识了从海外归来的陈其美（字英士）。陈其美是浙江湖州人，经过商，留过洋，后在国外加入同盟会，此次他是受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之命，作为中部同盟会的主持人，回上海开展工作。陈其美在上海的活动很快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一日租界当局接到清廷通报，派巡捕包围了陈其美所住的客栈，正当千钧一发之时，一个戴墨镜的人带着几名随从抢先进入客栈，声称是租界侦缉员，前来捉拿要犯归案，将陈其美带走。待到无人之处，为首者摘去墨镜，哈哈大笑，陈其美才认出这是不久前刚结识的帮会首领刘福彪。原来，刘福彪因杀师之仇，对清廷早有不满，认识陈其美后，对陈其美鼓吹的革命道理觉得很有道理，对其非常敬慕，此次从巡捕房的兄弟那里得到密报，特意前来援救陈于危难之中。

陈其美

陈其美到沪工作以来，一直苦恼于工作开展不顺利。原因是上海社会的主流是绅商阶层，他们大多主张立宪，对激进革命的主张并不很支持，对同盟会疑虑重重。联络军队的进展也不够理想，因上海只有旧军改编的巡防营，把持在旧官僚手中，有进步思想的留洋军校生在上海并不掌握军权。此次刘福彪看来是真心支持自己，听说他手下还有几百号人，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同盟会此前在两广等地煽动了多次起义，大多都借助于会党的关系，虽然近几年来把工作重点移向运动新军部队，但上海没有新军驻扎，帮会力量作为同盟会的“基本盘”，仍是要牢牢抓住的。想到这里，陈其美提议与刘福彪义结金兰。刘福彪正思与陈其美结交，对此自然求之不得，欣然允诺。结拜之后，刘福彪便对陈其美以“二哥”称之，陈则称刘为“三弟”，陈其美的安全也由刘福彪一手负责。为躲避清廷的耳目，刘福彪还把陈其美安排在妓院里，派人安排其起居并予以暗中保护。

辛亥巨变中的“革命先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上海，革命党人也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发动起义。陈其美因手头没有可靠的军队，心急如焚。此时，刘福彪毛遂自荐，自称已组织了五百帮会弟兄，愿为前驱。陈其美大喜，遂委张承猷、刘福彪为帮会敢死队队长，作为起义的基干力量之一。陈其美与另一革命组织光复会的代表李燮和联手，联络上海的军界、工商界与学界，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同时，同盟会派来的李显谟也利用宗族关系，说动了商团首领李平书。从而形成了同盟会、光复会和上海绅商集团的大联合，光复上海的时机渐已成熟。

11月3日下午2点，革命党人光复上海的行动开始。沪北方面，首先由李燮和策动了驻闸北的警察举行起义，随后驻宝山的巡防队也宣布反正。沪南方面，陈其美与李显谟在江南制造局附近的南操场宣布起义，当场撕毁清朝龙旗，改悬起义白旗。当刘福彪带敢死队一百四十余人赶到操场时，这里已聚集了商团武装约二千人。李显谟随即下达作战命令：由商团协同敢死队攻打制造局；商团主力负责进攻清廷在上海的政治中心——苏松太兵备道署。江南制造局是晚清国内首屈一指的兵工厂，也是上海最重要的军事目标之一，当时的局务是总办张士珩，为李鸿章的外甥，死忠于清廷。局内有炮队营兵勇、局警及新由松江调来的巡防队一个营，守卫力量有近千人。刘福彪带来的敢死队左臂上扎了作为标识的白布，从商会处借得了四十支步枪和几箱手榴弹，开始向制造局发起了进攻。刘福彪一手拿着勃朗宁手枪，一手握着手榴弹，他昔日的一手飞镖绝技用来投弹倒是轻车熟路。下午3点左右，刘福彪率众来到制造局门前，抬手把一颗手榴弹扔进门内，一声巨响惊呆了里面守卫的军警。随即有几名大嗓门的队员前来喊话，声言大家都是同胞，请不要抗拒。守军正在犹豫之际，总办张士珩严令抵抗。冲进门内的敢死队员遭到守军的排子枪射击，死伤数人，刘福彪右足也被弹片所伤，住进了医院。第一次攻打制造局的行动就这么虎头蛇尾地以失败告终。

辛亥革命时的江南制造局大门

这次攻击受挫对陈其美的压力很大，因为同盟会和光复会在海外就曾因对诸多问题看法不同，素有旧怨，互相拆台之事时有发生。此次举事虽然双方联手，但其中的隔阂一刻也未消除。光复会已在沪北奏功，同盟会若无相当表现，将来如何服众？但偏偏李显谟控制的商团对陈其美本人又不买账，非陈所能够指挥得动，攻打制造局的失利更是雪上加霜。于是，陈其美决计进入制造局，说降守军。这个有点孤注一掷的举动差点要了他的命，陈其美一进制造局即被张士珩下令扣押。此时商团武装已经攻下了上海县城，道台刘燕翼逃往租界，沪军巡防各营也宣告反正。李显谟集中各路人马，并在李燮和派来的闸北起义军的支援下，于当夜1点再次向制造局发的总攻击。4日清晨，革命军已攻入局内，总办张士珩见大势已去，在8点多乘坐兵轮逃离上海。革命军以伤亡一百余人的代价攻占了制造局，并把陈其美营救了出来。

6日，上海各界代表近六十人，齐聚旧海防厅筹组上海军政府，准备推选都督。门徒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医院里的刘福彪，并分析道：现在有资格被推选为都督的一共三个人，光复会推举的李燮和，势力在沪北，因拿下吴淞、闸北，立有首功；商团推举的人选李显谟，势力范围在沪南，是攻打上海道署及制造局是任临时总司令，功劳最大；中部同盟会领导人陈其美，虽是孙中山的嫡系，但在光复之役缺乏值得一提的表现。听到这里，刘福彪再也无心养伤，自己跟着陈其美干，除了江湖义气外，更大的愿望就是在改朝换代时为自己和手下弟兄们争取一个好的归宿，如果陈其美当不了都督，自己还有出头之日吗？于是刘福彪一骨碌爬起来，做了些准备，径往会场而去。

到了海防厅会场，刘福彪先找了个靠墙的角落猫了起来，顺便观察一下形势。果然，会议一开始就显得火药味十足，先是同盟会与商团方面联手，将光复会方面的人员排除在外，由于李燮和为人比较宽和，不予相争，和平出局。随后，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李显谟与陈其美身上，李平书及商团代表以李显谟军事学识渊博、指挥上海光复有大功，力推其为都督，并得到了大多起义军官的赞同。同盟会一方也不相让，同盟会员黄郛首先掏出手枪，威胁李平书，声言陈其美首先进入制造局，功劳第一。李平书的支持者也不示弱，纷纷拔枪相向，说陈其美进入制造局即被拘禁，若非李显谟指挥打下制造局，他的性命都难保。双方剑拔弩张，形成对峙局面。

刘福彪见此混乱的场面，觉得出手的时机到了。他突然跳到台上，高举一颗手榴弹，狂呼道：“都督非选陈英士不可，否则我手榴弹一甩，大家同归于尽！”据有当事人事后回忆，当时全场寂静无声，谁都没想到刘福彪会做出这一亡命举动。商团方面的支持者也为之气沮，不敢继续坚持，主持大会的李平书见势不妙，不得不仓促宣布散会。会后，经各方面协商，陈其美被推举为上海军政府都督。为酬劳刘福彪的保驾之功，陈其美命令刘福彪将所部敢死队改编为福字营，委任刘为该营统领，归沪防全军统领李显谟节制。陈其美结交的帮会人士虽有不少，但福字营是唯一的一支由帮会武装改编为正式军队的，足见对刘福彪的器重。

不久，孙中山自国外归沪，准备赴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福字营曾一度担任了孙中山在沪的护卫工作。刘福彪前往孙处谒见，详细汇报了攻打制造局的情形，并将从右足中取出的弹片呈览于孙，大肆吹嘘，深得孙中山的嘉许。刘福彪趁机进言，声称自己的福字营只有一营，兵力单薄，希望能够继续添募，也得到了孙的首肯。之后刘福彪开始以此为幌子，大肆招兵，将福字营扩充至千余人。然而因其官兵多为过去的帮会兄弟，虽然召入兵营，仍不改平日的嘴脸，买东西不给钱、抢男霸女的行径时有发生，为市民们所侧目。又一次福字营的一个队长托人做媒未成，公然持枪威胁媒人，强行索要“补偿费”，刘福彪为改变形象、整顿军纪起见，将这个队长从重处罚，以败坏军人名誉交由法庭监禁四个月，杀一儆百。

民国建立之后，一切有了新气象，刘福彪却一度陷入了迷惘。原来帮会与革命党人在推翻满清统治时的合作尚属顺利，革命党也曾广泛吸收帮会成员，但在辛亥光复之后，社会逐渐趋于稳定，帮会长期积淀的习性和惰性开始显得与革命党人格格不入，陈其美与帮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初，陈其美曾有将帮会进行“洗白”，整合成自己的基本力量的想法，因此召集了徐宝山、李征五、应桂馨、刘福彪等青帮、洪帮、哥老会大佬们开会，成立了一个名曰“中华国民共进会”的准政党组织，由青帮大字辈应桂馨任会长。但是陈这一举动并未使上海的帮会走上正轨，社会舆论也多有微词，甚至把陈其美过去被刘福彪藏入妓院里的事实翻出来，讥讽陈为“杨梅都督”。不久，刘福彪与青帮大佬李征五因不满应桂馨，退出了共进会。陈其美也认为帮会分子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再像以前那样予以扶持，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

这一切引起了部分帮会分子对革命党人的不满，认为革命党人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例如应桂馨即开始与北京政府发生关系，为袁世凯所利用，后来卷入了暗杀宋教仁的行动，李征五等帮会分子也与新政权渐行渐远。对刘福彪而言，他曾被人视作是陈其美的心腹，但他手中的实力却一直没有得到发展，在上海光复后的扩军成立的两个师，干部均以留洋的军校生为主，刘的福字营规模也不见扩大。故此，刘福彪心怀怨气，曾几次向都督府提出辞职，要求将福字营解散。但此时沪上军队来自各派别，陈其美认为自己手中嫡系军队还不多，刘福彪尚有其利用价值，因此对刘的辞职报告均不予批准。不久，沪军都督府被取消，陈其美下野，上海纳入江苏都督程德全的管辖范围，刘福彪的福字营也奉命开到南京，准备进行改编。

癸丑讨袁之役中的倒戈

正在刘福彪命运未卜之际，国民党方面因宋教仁案与袁世凯决裂。到1913年7月中旬，国民党人控制的南方几省宣告独立，举起讨袁大旗，史称“癸丑之役”，刘福彪又一次被卷入了这个是非漩涡。

同盟会领袖黄兴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派陈其美复回上海发动反袁起义。陈其美策动了上海的各部驻军数千人，自称上海讨袁军总司令，于7月18日宣布上海独立，反对北京政府。当时袁世凯已令海军中将郑汝成率领北洋军第4师13团臧致平部一千三百余人进驻上海，协同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共同保卫上海制造局。陈其美感到自己策动的部队虽然人数不下六七千人，是北洋军人数的数倍，但战斗力不强，很多还都是乌合之众，又想起了之前几乎被弃用的刘福彪，他的部队曾经是唯一肯为自己出死力的帮会武装。遂电请黄兴要求将在南京的刘福彪部队调回上海助战，得到黄的允许。7月21日，刘福彪率部抵沪，改编为讨袁特别敢死军，将司令部设于西门内的万寿宫，有步兵三营、机关枪一连、辎重一连，全军一千余人。战前，郑汝成和臧致平拒绝了商团方面要求北洋军撤出制造局的要求。此时刘福彪的队伍已抵沪，陈其美有了底气，遂下令于23日凌晨分三路会攻制造局，一路攻东局门，一路攻后局门，一路攻西栅门，总兵力约三千余人，其中攻打最重要的东局门的任务即交由刘福彪的敢死军担任。

23日凌晨3时，讨袁军开始进攻制造局，刘福彪敢死军悄然接近东局门，放了一排枪，接着就开始投掷手榴弹。但局内的北洋军士兵早已枕戈待旦，枪炮齐发，将冲入大门的敢死队员们打得七零八落，敢死军也用机关枪进行回击，无奈火力地形均不利，双方陷于僵持。此时，停泊在江面上的海筹军舰在李鼎新的命令下开炮支援北洋军，讨袁军伤亡惨重。到天亮时，讨袁军一方由吴淞炮台开来的携带大炮的炮队营赶到，对制造局与军舰进行炮击，一度给北洋军造成不小威胁。然而局内的北洋陆军在海军舰炮的支援下，突然出击，将炮队营击溃，夺获大炮18门。经此战斗，讨袁军为之胆寒，到中午时分全线败退。此役讨袁军全线伤亡约七百余名，北洋军损失轻微。刘福彪的敢死队因突击最猛，其损失也居于各军之首。以后二日再战，依旧无功，刘福彪本人也左臂负伤，落荒而逃，离开了战场。制造局之役，敢死队除伤亡数百名外，更有不少败兵四出溃逃，大肆抢劫，待刘福彪逃到吴淞时，手下只剩下了三百余人。

刘福彪逃到吴淞后，陈其美以其在进攻制造局之役尚属勇敢，嘱咐其将军队仍旧募足三营，协守吴淞炮台司令居正防守。此时，北洋军已经分路南下，各省起事的讨袁军或者已经失败，或者即将失败，局势趋于明朗。袁世凯已派海军总长刘冠雄亲率舰队及陆战队自海路南下，拟经吴淞口驰援制造局。8月4日，北京政府下令通缉钮永建、刘福彪等上海讨袁军将领。面对北洋军的大兵压境，刘福彪的心理也发生了倾斜，坚持下去看来已无希望，但如果背叛讨袁军，又有负于陈其美的信任，况且自己一直被视作陈其美的亲信，北京政府能谅解自己吗？

正在此时，刘福彪的一个故友从“那边”过来，捎来了江苏都督程德全写来的密信，劝刘福彪“反正”，内称：“以君之声望，苟能择人而事，则少将与五万金不难致也。”程德全是个老奸巨猾的官僚，他原是清末的江苏巡抚，辛亥后反正成为民国的江苏都督，讨袁时先被周围的国民党人威逼同意，不久又加以否认，在北京政府与国民党人中间取骑墙态度。这时派人来劝降刘福彪，也是见大势已定，准备干一两件漂亮事向北京表功，希图保住自己的都督宝座。刘福彪看完来信，先是佯装发怒，称：“你们这是陷我以不义！”随后默然良久，想自己此前一直视陈其美马首是瞻，如在危难之际弃之而去，确为不义，但是坚持下去一旦失败命运来临，手下这些兄弟的出路又是如何？经激烈的思想斗争，刘福彪答应来者，并派人向刘冠雄联络，许诺伺机献出吴淞，戴罪立功。

程德全

炮台司令居正是个坚决的革命党人，对刘福彪一向反感，数日前的军事会议上，刘福彪曾提议在宝山各乡强行征饷以补军用，被居正以残害乡民、违背革命宗旨为由严词拒绝。居正一直派人暗中监视刘军，刘福彪与北军密议献城的计划很快即被居正的密探侦知，居正见事态严重，一面密报陈其美，一面迅速做好应急准备。陈其美初时将信将疑，遂与居正定计，传令刘福彪前来司令部领饷，借机询问，以查真伪。

居正

刘福彪接到命令后，不敢前去，但又怕被人识破，遂派营长戴兴、副官殷国祥前赴炮台领饷。二人一到即扣押，陈其美见刘福彪不敢前来，始信其已投降北军，即令居正迅速解决刘军，以免后患。当日中午，正在刘军开始吃午饭时，南石塘炮台首先向刘军军营开炮，前几炮即击中了设在中国公学的敢死队司令部，击毙官兵众多，刘福彪跳窗逃出。接着，居正指挥大军攻击前来，刘福彪的军队猝不及防，仓促抵抗，旋即被打散，伤亡二百余名，其余四散溃走。刘福彪从宝山绕道，一直向南狂奔，逃到沪西法华镇才收住脚，所部仅剩下二百余人，即在此公开宣布向北京政府“投诚”。程德全随即来电，称赞刘福彪“去逆效顺，迷途知返，深堪嘉许”，并命令刘福彪召集旧部，听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调遣，同时派人送来了二千大洋慰劳刘军。讨袁军失败后，刘福彪的部众即被北军遣散，他本人则被江苏省府委任为督领苏常一带探访防护队事宜，率党徒三十余人去苏州，编成侦探队。但不及一月，程德全被中央下令撤去都督，被迫离开江苏，刘福彪也被免职，灰溜溜地回到了上海。

刘福彪回沪后，深居简出，以卖药自给，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在讨袁之役的反复表现，多被人诟病为“不义”，江湖名声也一落千丈。此后几年是上海帮会取得重要发展的时期，但青帮和洪帮的重大活动刘福彪均不再与闻，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他的存在。1929年8月20日，刘福彪于上海的寓所病逝。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像刘福彪这样的流星式的人物不在少数，其命运的大起大落，令人掩卷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