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周武：商务的存续与发展堪称“现代中国的奇迹”

【编者按】今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这座出版界的帝国大厦在1897年创立的时候只是一个简陋的“印刷作坊”，它何以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为业界翘楚？身为翰林的张元济为何选择加入商务？他加入后又给商务带来怎样的变化？澎湃新闻专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首席专家、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周武研究员，请他讲讲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之路”，本文为该访谈的下篇。

周武

澎湃新闻：近代上海出版业同业竞争非常激烈，商务印书馆是如何应对的？

周武：随着《最新教科书》的风行，商务就已基本上坐稳了上海出版业的第一把交椅。但正如你所说，当年出版业和其他行业类似，同业竞争异常激烈，凡稍有市场的读物类型都面临同业之间的竞争，其中又以教科书竞争最为惨烈。

由于教科书需求量大，市场稳定，商务就因为《最新教科书》获得巨大成功，才一跃而为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出版机构。大利所在，同业趋之若鹜，教科书因此而成了新书业的“重心”和同业争夺的焦点。据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出版的《图书月报》第2期记载，当时加入书业商会的书局有22家，其中绝大多数均以出版教科用书为业。此外当时未入会的书局尚有20余家，以及公立机关、学术团体、报社、社教会数十处，也多以出版教科书和各种实用书为主。当年教科书竞争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这些书局多数并不具备与商务竞争、抗衡的实力，但商务也不是没有遇着强有力的挑战。为了在教科书市场上与商务争利，1906年席子佩等发起、组建了超大规模的中国图书公司，资本达50万元。席子佩还特聘张謇为董事长，沈信卿（恩孚）为编译所长。张謇和沈信卿都是当时江浙士绅中的风云人物，他们不仅声名显赫，而且财力雄厚。公司成立后，立即组织一批有经验的教师编写教科书，并在河南路、福州路一带设立了发行所，在南市陆家浜设立了印刷厂，还计划在龙华设立造纸厂，摆开了与商务大竞争的架势，一时成为“商务教科书营业上唯一的劲敌”。不过，中国图书公司资金虽然足够雄厚，但其内部组织远不如商务健全，编辑和发行的经验也不如商务丰富，所出版的教科书除了高等小学的史地教科书稍有名气外，其余均无法与商务版教科书相媲美。席子佩聘请的张謇、沈信卿等人的名望、身份和地位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提升中国图书公司的声望和竞争力，拓展公司的势力范围，但他们对文化出版都并不在行，单凭主事者的地位和声望并不足以使中国图书公司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经过几年的激烈竞争，中国图书公司即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势，最后不得不向商务缴械称臣，于1913年将公司的所有家当全部盘与商务，改称“中国和记图书公司”，1918年正式并入商务。在这场大竞争中，显示出商务雄厚的实力。

对商务而言，更严峻的挑战来自“出版奇才”陆费逵及其创办的中华书局。他创办中华书局之前，曾深受商务高层器重，年纪轻轻即被委任商务出版部部长兼交通部部长、《教育杂志》主编和讲习社主任，对商务内部运作情形，包括商务与金港堂的合作等，可谓知根知底。武昌起义后，他预感到清朝将亡，遂会同较知己的同事戴克敦、沈知方和陈协恭等人，密筹资金2.5万元，准备另立门户，筹组新书局。一切就绪后，就在中华民国创立的当天在上海宣布设立中华书局，他们此前暗中编写的中华教科书也随之推向市场，并与商务版教科书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在这场竞争中，陆费逵借助政治鼎革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双重背景，制定了一套针对商务的极具杀伤力的市场战略。他们首先打出“教科书革命”旗号，接着又以“完全华商自办”相标榜，以商务与日商合资为题材，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富有煽动性的炒作，喊出“中国人应该使用中国人自己的教科书”这样明显带有挑逗性的口号，火药味十足。教科书竞争之外，中华在其他书刊的策划和出版思路上也处处以商务为竞争对手，许多出版策划都是商务创始于前，中华继踵于后，因此，商务的许多出版物均能在中华的出版品目录中找到相应的书刊：商务出版《辞源》、《新字典》、《学生字典》、《国音字典》，中华编辑《辞海》、《中华大字典》、《新式学生字典》、《标准国音字典》；商务辑印《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则推出《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殿版二十四史》；商务出版《小学生文库》，中华则推出《小朋友文库》；期刊方面，商务有《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少年杂志》、《英文杂志》、《儿童世界》、《儿童画报》等，中华则创刊《大中华》、《中华小说界》、《中华教育界》、《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中华童子界》、《中华英文周报》、《小朋友》、《中华儿童画报》等。

当然，中华也并不是简单粗劣的仿效，而是在“搭便车”的基础上有所侧重，有所改进，甚至后来居上。不仅如此，在企业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方式上，中华也基本上沿用了商务的模式。这样的竞争格局和竞争态势，固然体现了同业竞争的激烈，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恰好证明了商务在上海出版业中的示范效应和无可替代性。有关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之争，我曾在《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一文中做过详尽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除了陆费逵，原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担任要职、后加盟中华书局的沈知方，以及吕子泉和章锡琛，后来也都自立门户，分别创立了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开明书局，并以各自的出版策略和市场策略在上海出版业纵横捭阖，开疆拓土，既赢得了市场，也建立了自己的声誉，与商务、中华一起并称民国五大书局，即所谓“商中世大开”。这五大书局的创办人均出自商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务不仅执现代中国出版业牛耳，而且是中国现代出版的孵化器。

澎湃新闻：张元济在古籍影印上也做了很多工作，您能否介绍一下？

周武：张元济之与古籍影印，可不是“也做了很多工作”，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与贡献，迄今仍无人能够超越。早在清末最后数年，张元济即有意推动用现代印刷技术保存古籍，使嫏嬛秘籍得以“化身千百亿”，以广流传，并分饷读书人。只是由于那个时候新潮澎湃，“西学猖狂”，商务资本有限，涵芬楼入藏的古籍善本亦有限，条件还不成熟，所以1909年前后缪荃孙建议他影印古籍时，他曾审慎地回答说：“此时尚应者寥寥”，但“期于必得，终当有翕羽之雅，慰我嘤鸣”。

大约到了1915年，商务的营业已获得巨大的进展，闲置的资金越来越多，古籍的搜罗亦有了相当的规模，张元济乃着手辑印《涵芬楼秘笈》，随后又于1919年至1921年陆续推出了《四部丛刊》。以此为起点，他先后为商务主持编校、辑印的古籍丛书包括《涵芬楼秘笈》线装80册；《四部丛刊》初编、续编及三编，计线装3112册，另附书目1册；《续古逸丛书》47种；《道藏•续道藏》1476种，1120册；《百衲本二十四史》线装820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线装1960册；《丛书集成初编》线装3467册；《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线装70册；《景印元明善本丛书》10种；《孤本元明杂剧》线装32册；等等。这些古籍丛书大多都是1926年张元济退休后完成的，它们与商务出版的其他古籍丛书，共同构成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影印工程，被誉为一项“不朽的出版工程”。其中张元济用力最劬、费神最多且最受学界称道的自然是《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和《续古逸丛书》。

《百衲本二十四史》

《四部丛刊》1915年启动，1919年开始影印，1922年底刊成。全套共收书323种，线装2100册，其中宋本39、金本2、元本18、影宋写本16、影元写本5、校本18、明活字本8、高丽旧刻本4、释、道藏本2，余皆为明清精校精刻本。1926年张元济又主持了丛刊的换版重印，抽换初版中20种未尽善之本，并加“初编”序次，称《四部丛刊初编》。这项工作从1926年始到1929年全面完工，历时近三年之久。换版重印后，《初编》更趋于精善。1934年，张元济继续秉持“书贵初刻”和重视善本的原则，刊成《四部丛刊》续编，收书81种，1438卷；1936年又续出《三编》，收书73种，1910卷。就种数而言，《续编》和《三编》不及初编的一半，但影印的第一流善本却并不亚于初编，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大部头书。如毛氏汲古阁影写宋抄本《群经音辨》、元熊氏翻蜀本《山谷外集诗注》、宋乾道刊本《东莱先生诗集》等7种均是从日本搜罗而来的孤本秘籍，其他大部头书如《太平御览》、《罪惟录》、《嘉庆重修一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或由几个版本精心拼凑而成，或用手稿本整理影印，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

本来在《三编》出版过程中张元济就已在筹划《四编》，并编订“预备续出之书”目录，广泛征询海内外著名学者、藏书家意见，后因抗战军兴而中辍。时隔八十年后，也就是2016年4月，《四编》在众多藏书机构和专家鼎力支持下，由中国书店出版社正式出版。共收书123种，其中宋刊本29种，元刊本10种，明刻本43种，明代钞本11种，清代精钞本28种，清代精刻本2种，分别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以及日本静嘉堂等十三家藏书机构。由张元济首创的《四部丛刊》编纂、影印计划终于告竣，张元济的遗愿最终得以实现。从创议到《四编》刊成，这套大型古籍丛刊的编纂、影印前后历时整一个世纪。

有感于“今本正史之不可信”，张元济完成《四部丛刊》换版后，即投入“重校正史”之役，并开始于1930年出版，原计划分四期出书，到1933年全部出齐，后因“一•二八”事变商务遭战火之毁而中断，直到1936年才告竣。所谓“百衲本”，是指采用的各种版本，残缺不全，彼此补缀而成，有如僧服的“百衲衣”一样。这是一项比编纂《四部丛刊》更为艰难的重大文化工程，且不说古本搜寻和版本甄别之难，即寻到拼衲后“影印描润工序”就极烦琐，有初修，有精修，有初校、复校和总校，先要用白粉笔去掉底样上所有的阴影、黑眼、搭痕和溢墨，再用红笔将断笔、缺笔、花淡笔一一加以弥补，然后将已修润的底样与同一书目的其他不同版本进行精校，并在页边空白处注明所有不一致的内容，重新编辑处理，而且每一道工序往往要往复多次才能完成。为了尽快进度，张元济接受胡适的建议，1930年8月成立校史处，招聘多名助手，负责衲史的初校。有关当年校史处的工作情形，曾参与校史之役的王绍曾先生晚年有极亲切的回忆，该文题为《商务印书馆校史处的回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

《续古逸丛书》则是张元济继黎庶昌主持、杨守敬编校的《古逸丛书》之后陆续推出的罕传逸编。《古逸丛书》辑印于1882年至1884年间，共收书26种，200卷。除《日本国见在书目一卷》为日本人藤原佐世撰，其余25种多为中土久佚之书或稀见珍本。由于《古逸丛书》所收多为中国亡佚不存之书，且刻工精良，历来受到学界的推重。张元济着手辑印古籍善本之始，即拟将所觅孤本珍籍辑为丛刊，以为《古逸丛书》续编。自1919年首刊宋本《孟子》始，至1957年刊成《杜工部集》止，前后历时38年，共影印孤本珍籍47种。跟《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不同，这套丛书收录的全是罕传的珍本，而且全部按原书版式大小影印。为了不让“张元济专美于前”（周叔弢语），1982年刚恢复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李一氓主导下启动《古逸丛书三编》影印计划，并列入1982—199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拟印书目51种，复经周叔弢等相关专家建议，增为56种。但检阅拟印各书，不少已汗漫不可印，最后仅刊成43种。这可是以国家的名义实施并完成的古籍影印丛书，成就斐然可观。以此为参照，张元济以一人一公司之力历时38年刊成孤本珍籍47种，这种努力尤令人肃然起敬。

上述古籍丛刊的编校、影印出版，孤本赖以不绝，文运因之恢张，是皆有大功德于中国文化，其嘉惠学界之功岂止浅鲜！正因为如此，顾廷龙先生曾由衷地赞叹：这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放一异彩的大事！如此“皇皇巨编，非有高深的学养，难能作出宏大的规划；博访古本、善本，非熟悉中外藏书情况，难以集事；搜罗异书，发扬特点，非有渊博的学问，不克有所发明”。确实如此，没有高深的学养，渊博的学问，以及对中外藏书情况和版本源流的了如指掌，张元济是难以成就如此规模的千秋盛业的。学术价值之外，这些古籍丛刊的成功编校与影印也为商务创下可观的利润，单《四部丛刊》即盈利超过百万元。受此鼓舞，当年上海的出版商群趋古籍影印之业，在新文化已成时代大潮的背景下，竟然翻转出一股颇具阵势的“古籍影印热”。

澎湃新闻：您如何评价张元济在古籍影印上所做的工作？

周武：在近代知识人中，张元济是一个做事的人，一个低调做大事的人，他以商务为试验场，做成了许多别人几辈子都没法做成的事，他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但就中国文化的积累、传承与发展而言，我认为，他最了不起的成就在于他为商务主持的庞大的古籍抢救、编校与影印事业。在这个领域，即使到现在也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张元济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正值清末民初，那是一个全面趋新的时代，一个“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时代，西学、新学已成滔滔之势，沛然莫御。与此相对应，旧学、旧籍则受到空前的冷遇和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用张元济的话说，就是“神州多故，旧籍沦亡”。张元济自甲午以后即“沉溺于西学”，并致力于新知的普及和西学的传播，他本人也习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他反对一味趋新，在文化观上，主张“鉴古观人”，“温故知新”，反对将新与旧、中与西、温故与知新对立起来。他对滔滔新潮，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旧籍、旧学的弃若弁髦深感忧虑，认为这种趋势若任其发展而不力加遏止，势必导致“文明刬灭”。基于这样的忧思，他开始倾力投入古籍抢救运动之中。他曾在写给傅增湘的一封信中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籍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他就是抱着这样一种使命感将古籍抢救引为己责，并不辞劳瘁、努力以赴的。

虽然张元济有商务这个强大的后盾，但商务毕竟是一个营业机构，古籍抢救、编校与影印成本高，市场前景尤未可知，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已激荡成潮的背景下，斥巨资影印古籍，市场风险极大，因此商务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批评、反对之声从未间断，直到《四部丛刊》大获成功，张元济寓“保存国粹”于“开拓新营业”的努力才获得认可。而后才有《四部丛刊》的换版和二编、三编的续纂，以及《百衲本二十四史》和《续古逸丛书》的接续推出。张元济本人也因为在辑印古籍方面的卓著贡献，于1948年毫无争议地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当选理由是：“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后来，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一书中曾特辟专门章节总结张元济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贡献，认为张元济是“近百年来的学术界中在这方面创立了不朽业绩的学者”，是“近代学者整理古籍最有贡献的人”。书中写道：“过去从乾嘉以来的清代学者们，想做而没有做，并且不可能做到的工作，他都做到了。在他坚持工作五六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无论是访书、校书、印书的工作，都作出了卓著的成绩。对于发扬我国文化，开展研究风气，贡献至为巨大，影响至为深远。我们今天凭藉他已经整理好了的成果，利用他已经影印好了的古籍，从事研究工作，不知节省了多少時间和精力，而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应该永远感谢他和纪念他。”

张元济在古籍影印方面的贡献，在我看来，无论怎样高度评价都是不过分的。如果不是张元济当年的倡导、推动和主持，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古籍抢救、编校与影印，要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很难想象的。古籍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如果不是他当年的倡导、推动和主持，中国的许多珍本秘籍也许就在绵延的战乱中散佚，甚至失传了。

影印古籍，最困难的当然是底本的搜罗与甄别，这不仅需要财力，而且需要学识与人脉。张元济翰林出身有着丰沛的人脉，有商务的财力支撑，而他本人又是举世公认的版本目录学大师，可谓三者兼而有之，这就为他辑印古籍提供了根本保障。要知道张元济始终秉持“书贵初刻”的主张，他要影印的不是一般的古籍，而是那些罕见的、极有可能失传的古籍珍本甚至是孤本。这些罕传之本分藏于海内外公、私藏家，一旦影印，其收藏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要他们“咸出箧藏，助成盛举”，其难可以想见。但张元济就有这个能耐，不但让“海内故家”秘而不宣的珍籍，甚至是镇库之宝拿出来，而且东渡扶桑，通过各种途径设法让日本公、私藏书机构把中土失传的众多古籍珍本借出来拍照、影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及《续古逸丛书》中不少珍籍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认为从长远看，张元济在辑印古籍方面的贡献远比他在其他方面的贡献更大，也更重要。教科书，以及新知的普及和西学传播等等，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不做或少做，仍有其他人或机构能够做。而影印古籍则带有抢救性质，如果当年没做，《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及《续古逸丛书》中的许多版本或许早就消失于天壤之间了。联系到后来的局势，张元济晚年和顾廷龙谈到影印几部大书时，曾说：“影印之事，如果早十年，各种条件没有具备，不可以做；迟二十年，物力维艰，就不能够做。能于文化销沉之际，得网罗仅存之本，为古人续命，这是多么幸运啊！可是于甄择既定之本，尚未版行，而碰到嬴火横飞，成为灰烬。这又是多么不幸啊！幸与不幸，真可为长太息者也。”

张元济的辑印古籍大业本来是要一件一件继续做下去的，而且有的已做了详尽的规划，有的已拟好草目如《四部丛刊》四编，有的甚至已刊登了预售公告如《国藏善本丛刊》，但抗战军兴，孤岛沦陷，商务维持尚且困难重重，大规模辑印古籍已无可能。这些未竟之业也就成了张元济的终身遗憾。

张元济手迹

澎湃新闻：您为何选取商务印书馆作为研究对象？

周武：如果从1996年发表有关商务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张元济与近代文化》算起，从事商务馆史研究已有20余年了。期间虽然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并非用于这个课题的研究，但从未真正离开过。在这个过程中，出过张元济的传记，发过多篇相关的专题研究论文，办过相关议题的学术讨论会，先后主持的多个国家项目中也有两项是关于商务馆史的，还有一项与商务直接相关，当然，我更关注的还是商务馆史资料的搜集、累积与钩沉，这些都为我关于商务的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我尤其希望自己能尽快将多年来潜搜冥索所得的馆史资料整理出来，与学界同道一起分享。

其实，我原本并不研究商务，起初只是因为对张元济有兴趣，才留心和涉猎商务。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喊出来的，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的，所以，对那些身处时代大潮之中而不受时代大潮裹挟，始终坚守自己的初衷低调做事而且做成大事的人，总怀有更多更深的敬意。现代中国变乱纷扰，有识见者不少，能办事者也不罕见，但富于识见又长于办事却并不多见。张元济可以说是这“并不多见”的一类知识人的典型。因为想了解张元济，就不能不花大力气了解他毕生心力尽瘁的事业——商务印书馆。

澎湃新闻：您认为研究商务印书馆的意义何在？

周武：如前所述，商务创设于1897年，迄今已走过整整两个甲子，是现代中国唯一一家跨越三个世纪且至今仍深具影响力的文化出版机构，上海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曾享有现代中国的“模范实业”、“东方文化的中心机关”、“现代中国的奇迹”等美誉，在教科书、西学传播、国粹保存、原著出版、辞书编纂、期刊发行、印刷技术等方面都曾做出过开创性和引领性的贡献，于中国文化的积累、传承、发展与现代转型可谓厥功至伟。在我看来，商务不单是一家出版机构，更是一个推进中国现代转型和中西文化融合的巨大文化存在。早在1911年12月，英国《泰晤士报》刊登的一篇题为“一股中国的教育势力——商务印书馆的故事”的报道中就已敏锐地感受这个“存在”的巨大分量，其中这样写道：“根据我们观察的结果，在诸多有助于改变中国人观念的力量中，没有比商务印书馆更有分量的了。”（见叶新、杨霄编译《英美大报视野中的早期商务印书馆》，《中华读书报》2017年8月19日）

《泰晤士报》发表这篇报道时，商务建馆尚不足15年，还远未达到它的鼎盛时代。进入民国以后，商务在此基础上更步入发展的快车道，业务蒸蒸日上，出书量成倍增长：1915年出书293种552册，到1920年出书量猛增到352种1284册。与此相对应，商务的资本总量和营业额亦呈现出大幅增长的态势，1914年商务的资本总量为200万元，1920年为300万元，1922年时达到500万元；营业额1915年约307万元，1921年已近686万元，1930年已达1200万元。在这个过程中，商务除了继续编纂教科书、辞书和期刊外，更致力于开拓新营业，将出版重心转移到国内外最新学术著作的出版和善本古籍的影印上来。到“一·二八”事变前，商务不仅稳居民国五大书局之首，而且与当年的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和美国麦克劳希尔公司并称世界三大出版公司。若论对各自国家的影响，商务则远在上述两大英美出版公司之上。

确如《泰晤士报》那篇报道所称，商务的存续与发展堪称“现代中国的奇迹”。缔造这个“奇迹”并非偶然，在它的背后寄托着几代商务人的抱负和理想。从事出版的人大致可分为两拨：一拨是出版商，另一拨是出版家。二者的区别在于：出版商以逐利为目的，跟着潮流走；出版家则走在时代前面，引领时代潮流，知道中国最缺乏什么，最需要什么，并在“最缺乏”与“最需要”中确立自己的目标，而后努力不懈去达成这个目标。商务显然属于后者，它始终把出版跟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和国家文化上的建设结合在一起。用张元济的话说，就是用出版来提携更多的国民。张元济、杜亚泉、蒋维乔、高梦旦，以及后来的王云五等，都是怀着这样的抱负和理想而来，又以这样的抱负和理想汇聚和集结更多不同层次、不同倾向、不同学科和不同学派的知识界人士，以商务为试验场，一起探索和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和中西文化的融合。

1930年代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公司及印刷制造厂全景（占地80亩）

1931年，庄俞在回顾商务三十五年的创业历程时说：“近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文化，变动激荡，达于极点。政治与文化，本系互为因果循环连结者，因中国在政治上闭关自守之藩篱为列强所突破，于是西方文化随之而侵入。国人有绝对崇拜西方文化，而视本国文化若敝屣者，有力主守旧，而对外来文化不屑一顾者，思潮混杂为向所未有，此固东西文化初交接时之现象。惟在此澎湃起伏之过程中，出版界之责任既重且大，而所采方针，尤费考虑。本馆深知出版物之性质，关系中国文化之前途，故慎重思考，确定统一之出版方针。即一方面一方面发扬固有文化，保存国粹；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化，谋中西之沟通，以促进整个中国文化之光大。”发扬固有文化，是“鉴古”，是“温故”；介绍西洋文化，是“观人”，是“知新”。商务这种“鉴古观人”、“温故知新”的出版方针是低调的，朴实的，但这种低调和朴实却超越了中西新旧之争，并在“谋中西之沟通”过程中以一种润物无声的力量沾溉和拓展几代中国人的阅读世界和精神世界。我以为，这种努力真正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商务是上海乃至整个现代中国超大型的文化枢纽机构，现有的研究虽已很不少，但与它的重要性以及影响的深广相比并不相称。由于1932年前的商务档案已被毁于“一·二八”事变，之后的档案又因种种原因未能有效开发利用，且有不少已或散或佚，蒐集殊为不易，就是现在仍存的资料也还未及系统整理，这就给商务研究带来特殊的难度，许多研究只能借助商务出版物和少量的非正式出版物，以及回忆文章，因而在史实上不免存在或讹或偏或阙的情况。

而另外一些更关键的问题，如商务董事会、股东常会的具体运作情形，董事会与一处三所及分馆的关系，商务跨界、跨区域及跨国网络的构建，商务的人事与财务发展状况，等等，则更难以推进，至今仍未见过细的研究，甚至连《商务版图书总目》、《商务馆史编年》这样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也仍在酝酿中，尚未实质启动。总之，有关商务的研究还远未穷尽，可以致力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