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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绘理学演进史——读何俊《从经学到理学》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唐陈鹏

2022-05-12 11:47

来源：澎湃新闻

∙ 思想市场 >

《从经学到理学》，何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版

凡学皆贵求新，理学亦不例外。尽管近四十年来，理学一直是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研究中最受学者关注、成绩也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但就理学史的研究范式来说，却一直保持着其固有的特征。时至今日，学者们仍深受朱熹《伊洛渊源录》所开创的理学史研究范式的影响，纷纷以理学代表性人物及其学派作为理学演进的核心线索，绘就理学发展演进的基本图景。而随着经学研究的复苏与理学研究的日益推进，部分学者开始意识到，以往的大部分理学史著作，不仅在人物和学派选择上过于倾向程朱一派，而且在理学演进脉络的梳理上亦是重“流”而不重“源”，即对理学中的“学术明星”（如程、朱、陆、王）及其后学的研究已然推进到相当精密的程度，而对汉唐经学是如何蜕变为宋明理学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却缺乏深入研究，不利于呈现儒学的连续性与整体性。在如此情形下，理学史的写作该如何跳出程朱“道统论”的束缚，以恢复理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又该如何兼顾“源”与“流”，以呈现理学从经学中转出的原因及其具体过程呢？欲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就必然需要对理学的演进脉络进行反思与重绘。[1]而何俊教授的新著《从经学到理学》，[2]正是这样一部试图“重绘理学演进史”的精心之作。

《从经学到理学》采取“序曲—正篇—尾声”的谋篇布局原则，全书共分为十章，总计26.5万字。该书开创了“以经著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不仅全方位、立体式地重绘了理学从经学中转出的发展历程，打捞出理学演进过程中的诸多历史细节，还系统地分析了理学与经学之间关联与区别，对创新理学的研究范式、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重构范式：呈现以经著为中心的理学演进史

自南宋以来，理学史的写作便一直方兴未艾，相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常随世运之转移而改变不同，理学史的研究范式在数百年间却未曾经过根本性的变革。在《从经学到理学》一书的引言中，作者鲜明地指出了这一点：“纵观南宋朱熹《伊洛渊源录》、元代《宋史·道学传》、明末清初《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以降，直至当下，不难看到，以人物为对象、以学派为归趣，构成了宋明理学最基本的研究范式。”[3]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以人物为对象、以学派为归趣”的研究范式将目光过度地聚焦于理学代表性人物及其学派谱系的建构，而对汉唐经学蜕变为宋明理学的原因与进程缺乏深入研究，让理学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不仅戕害了儒学的连续性与完整性，还淡化了“宋明儒学的系统结构、内在关系及其思想展开”[4]；而且，由于后世学者受到程朱“道统论”的深刻影响，故而在人物与学派的选择上往往唯程朱之见是瞻，亦不能呈现理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鉴于既有研究范式所存在的问题，作者特开辟了“以经著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试图为读者重新绘制从中唐到清初的理学发展演进史。

为何要开创“以经著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因为作者通过对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的知识观念进行梳理与分析后发现，“由于经与经学在传统知识谱系中的首要地位，经的性质与经学的特征始终左右着整个传统知识系统的方向”[5]。理学承接于汉唐经学之后，只是从先秦一路奔涌而来的儒学之河的一个河段。并且，“就知识形态的宋明理学的实际展开而言，无论是谁，也无论是那一派，所有的思想传承与创新，无不围绕着‘六经’这一儒家传统经典系统的诠释，以及‘四书’这一新经典系统的建立与阐明而完成”。[6]这意味着，理学发展演进的核心线索不是围绕理学代表人物而建构的学派谱系，而是儒者们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不断用新的方法、从新的角度对“六经”进行的抉发与阐释。换句话说，理学发展的问题意识、路径与要义都蕴含在理学家们阐释“六经”与“四书”的著述之中。所以，只有“返归以经典系统为核心对象”，才能“通过经典而聚焦于宋明儒学的整体性认识，同时也以经典来涵盖更多的参与者”，[7]才能真正把握理学发展演进的真实历史脉络。需要说明的是，通过聚焦理学家的经著来研究宋明理学，顾炎武的《五经同异》[8]与马一浮编纂的《群经统类》[9]已开其先。尤其是马一浮编纂的《群经统类》，跳出了前儒“以人物为对象、以学派为归趣”的范式，“力图通过经典而聚焦于宋明儒学的整体性认识”，[10]直接启迪了作者“以经著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提出。

然而，理学家们流传下来的经学著作数以千计，“以经著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该如何付诸实践呢？在马一浮编纂的《群经统类》目录的启发下，作者发掘出了一条极为巧妙的切入路径。这条切入路径之所以堪称“巧妙”，在于其具备以下两个方面的优点。

第一，这条切入路径在化繁为简的同时，既确保了经学体系的完整性，又与理学的演进过程基本相符，体现出历史的真实性。前文已述，理学家们的经学著作数量繁多，即便是经马一浮先生删汰后的《群经统类》目录，亦涵括了八类共五十余种经著，[11]体量亦属可观。作者经过慎重考虑，挑选了包括“五经”“四书”以及《孝经》在内的七大类共九部代表性著作作为专题研究对象，涵盖了理学家们经学诠释的主要范围。而且，作者对这七大类经著的研究严格按照《春秋》《书》《易》《礼》《诗》《孝经》“四书”的顺序在书中依次呈现，不仅囊括了整个理学的演进过程，还与汉唐经学蜕变为宋明理学的实际步骤大体一致，描绘出真实的理学演进脉络。[12]

第二，作者所选取的经著均处于理学从经学中转出的关键节点，它们具有“坐标轴”的作用，能够准确地标示出理学演进过程中的问题意识与发展轨迹。如《春秋》类，作者选取了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该书汇聚了啖助新《春秋》学派的主要思想，曾扮演“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13]的重要角色。再如《易》类，作者着重对程颐的《周易程氏传》和王宗传的《童溪易传》进行了深入分析。程颐的《周易程氏传》自不待言，它不仅是“儒理易”形成的标志，也是易学实现理学化的标志。而王宗传的《童溪易传》则揭开了宋人“以心性说《易》”[14]的序幕，恰好构成从《周易程氏传》到《杨氏易传》的中间环节。[15]又如《礼》类，作者并没有选择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等盛名之作，而是选择了敖继公的《仪礼集说》，因为它体现了“理学发展到成熟时期的基于分析的批判的知识考古”[16]精神，与清代盛行的考据学风遥相呼应。除了上述举例的经著外，作者在《书》类、《诗》类、《孝经》类、“四书”类中所选取的经著亦莫不具备“察势观风”的作用。而且，作者在对经著进行专题研析时，不仅会着重探讨经著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理学演变特点，往往还会考镜其诠释源流、揭示其后续影响。

这样，在“以经著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抟结下，《从经学到理学》一书就如同一部由多个精心拍摄的单元所组成的电影。分而观之，每一章都勾勒了某一经逐步实现理学化的发展轨迹；合而论之，全书所有章节又能够实现有机融合，共同呈现出从汉唐经学蜕变为宋明理学的整个演进过程。

二、阐微诀疑：打捞理学演进过程中的具体细节

葛兆光曾指出，发掘各种文献，打捞历史细节，恢复过去的图景，是专业历史学者的作用。[17]作为一部对理学演进的历史图景进行反思与重绘的著作，建构“以经著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无疑能够为整个研究提供坚韧的骨架。但如果想要赋予这一研究以丰满的血肉，则必然需要作者从历史的河床中尽可能地打捞出理学演进的具体细节。对前人未曾关注或讨论不充分的关键性问题进行阐微诀疑，是打捞历史细节的重要途径。因此，在《从经学到理学》一书中，作者秉承着“问题驱动”的撰作原则，每一章都围绕着一个前人未遑深论的问题而展开。伴随着问题的解决，被该问题遮蔽的历史细节自然而然地就展现在读者面前。下面，笔者将略举几例予以说明。

例如，理学发展过程中的政、学关系一直为学界所热议。但是，学者们极少论及的是，当理学家的思想从江湖进入庙堂成为国家的普遍理念之后，其思想本身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从经学到理学》的第四章中，作者特意选取胡瑗的《洪范口义》作为切入点，对湖学进入庙堂的内在机理及其盛衰轨迹进行细致分析，以此管窥“宋明理学与政治权力发生正向关系时所带来的的问题”。[18]作者发现，胡瑗在《洪范口义》中表达了其政治哲学的根本目标，即“建用皇极”，“完全使人为的政治能够达到自然的五行相和不相侵，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政治”。[19]要实现这一目标，其基本要求在于“行实”，即要经世致用、服务于民生。同时，在《洪范口义》中，胡瑗还对“师”表达了极度推崇，为儒者进入权力世界开辟了新的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胡瑗一生最大的成就正是在为“师”上。他在苏、湖地区讲学二十余年，立经义、治事二斋，培养了大批重视“行实”的人才。庆历年间，胡瑗一手开创的“苏、湖教法”成为“太学法”，“湖学”一举从乡野跃入庙堂，成为国家的普遍理念。但是，在权力世界中获得荣盛的“湖学”，随即就面临着来自权力世界内外的其他思想系统如新学、蜀学的强烈挑战，其自身的批判性与创造性亦在权力的捆绑下全然丧失。所以，到了南宋时期，曾经甲于东南的“湖学”已然无迹可寻。通过对“湖学”盛衰轨迹的梳理，作者表证出“宋代理学在其展开中因与政治的勾连而呈现出的盛衰悖论”，[20]为研究宋代思想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开辟出全新的向度。

又如，关于宋代易学理学化的发展与延异过程，不少学者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已经有了研究，但鲜有学者对该过程进行统贯性的梳理。而在《从经学到理学》的第五章中，作者重点选取了程颐的《周易程氏传》、王宗传的《童溪易传》进行专题分析，还附论了叶适的《习学记言序目》，为读者们清晰地勾勒出易学转出理学及其分别向“心”与“事”延异的发展轨迹。作者指出，程颐将前人分别运用的辞、变、象、占四种易学诠释路径统合为一体，构成其传释《周易》的特殊的四维模式。在这一四维模式中，“辞”以一统三，占据最大的权重。这样，“当程颐选择辞的维度，并论证辞的维度足以涵摄变、象、占时，他的思想指向是努力超越具体的物象与人事而建构普遍性的理”。[21]由此，程颐完成了理学从易学中转出的理论构筑。然而，程颐易学中的“理”是人对于所见物象的聚合，人只能认识“理”，而不能决定“理”。所以，当后来的学者从其他维度展开对易学之“理”的传释时，理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进而呈现出对程颐所完成的理学化易学的延异。[22]如王宗传虽然深受程颐影响，但以人之性替代了天之理，将“其本在我”作为理论与实践的归宿，最终导致“心的功能覆盖了理的存在”，“为洛学转为心学已基本打开了道路”；[23]而叶适坚持将理落实到仁义礼智信诸德等生活现象层面，“以呈现事的卦象为根本”，[24]则以《周易》“构成了永嘉事功学的理论依据”。[25]

在其余的诸章中，作者莫不以问题为引领，以打捞历史细节、恢复理学演进的图景为指向。如在《从经学到理学》的第六章中，作者细致分析了敖继公的《仪礼集说》对礼仪复原的追求与敖氏“删、存、补”郑注贾疏再“附以己见”的撰著过程，展现了敖继公基于分析的批判的知识考古精神与整合汉宋学的治学取向，[26]以非凡的学术敏感性清理出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长期为人忽视的面向。而在该书的第九章中，作者特意选取了朱熹“四书学”著作中不为人所重的《论孟精义》作为研究对象，从文本、语言、身体、仁义、存养、辨学等六个视角逐一考察了朱熹对理学话语的形塑方式及过程，发前人未发之覆，为学界开展下一阶段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知其同而存其异：理学与经学之关系的再思考

欲重绘理学从经学中转出的历史，必然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理学与经学存在怎样的关系？在《从经学到理学》一书中，作者对这一问题亦进行了系统的讨论。

众所周知，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降，经学一直扮演着“吾国人之大宪章”[27]的重要角色。因此，在清社颓毁之前，即便历代学者对理学的地位与性质问题有过诸多讨论，但均未对理学归属于经学这一前提予以否定。辛亥鼎革之后，在西学“围城”的局势下，经学被视为“非科学之统系”，[28]旋即遭废。而理学则因其细密的理论建构与富于哲学思辨的精神而“被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与理论形态而直接纳入现代研究中”。[29]这样，经学与理学的概念及其形象在民国以降的学人眼中必然出现“视差”，[30]并由此导致当今学界对经学与理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产生了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理学是哲学而不是经学，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如梁任公在其代表作之一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理学即哲学也，实应离经学而为一独立学科。”[31]这一观点在后世颇有影响，如崔大华先生即认为，“就思想理论内容考校，宋代理学与经学并不相同，理学是从经学义理中超越出来的、具有更高的‘理’之哲学本体观念和独特理论论题的一个新的儒学理论形态”。[32]

第二种观点恰与梁任公的观点相反。不少学者认为理学是经学在独特历史条件下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类型，从整体的角度来说，理学即经学也。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将两千多年的儒学发展史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其中经学时代涵盖从西汉至清末的二千余年时间，理学只是经学发展脉络中的一个阶段。[33]姜广辉先生进一步指出，理学就是经学的“理学化”，[34]是经学史上的一种特殊形态，两者的关系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35]

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在《从经学到理学》一书中，作者始终秉承一种较为折中的观点，即认为理学产生于尊经的年代，自然要使自身融入经学，两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联性；但无论从议题还是方法的角度，理学相对于经学来说，都展现出了新的特点，因此不可将经学与理学简单等同。在作者之前，周予同先生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36]不过，周予同先生将经学视为“僵尸”，[37]表现出明显的批判立场；而在作者眼中，经学是作为传统中国的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想形态而存在的，立场较为客观。所以，作者虽然可能受到了周予同先生的启发，但两人的观点因为出发点的不同已然是似是而实非。为了阐明自身的观点，作者从以下两个维度展开了论述。

首先，理学“不得已”诞生于尊经的时代，[38]所以从思想渊源与经著形式的维度来看，理学无疑体现出了对经学的一脉相承。作者指出，宋明理学是对先秦儒学的“再辟”，[39]其所有成就都源于“回归经典的创新”。[40]这不仅是说，宋明理学的全部实际展开都是基于“六经”与“四书”的诠释与阐明来实现的，[41]还意味着宋明理学的经著与语录体著作“始终没有溢出六经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对于历史中的儒者而言，几乎是共同的不言而喻的知识与精神背景”。[42]在经著形式上，宋人经著与汉唐诸儒的经著亦无根本性的区别。如朱子的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在形式上即与汉唐注疏相近。朱子亦曾自谓：“某寻常解经，只要依训诂说字。”[43]故而钱基博对朱子曾有如此评骘：“朱子为宋学大宗，而其解经则一依汉儒家法。”[44]

但是，从思想议题与本体建构的维度来看，“理学无疑摆脱了经学”。[45]先谈思想议题的层面。理学虽然在形式上寄身于经典的传释，但其所热衷讨论的理、气、心、性问题明显是汉唐儒者所不曾重点关注的。更重要的是，理学家们在探讨“性与天道”的过程中吸收了佛、道的思想资源，为汉唐经学的知识传统注入了哲学的分析与批判思维，将整个儒学提升到新的思想高度。[46]而在本体建构层面，理学更是表现出了与汉唐经学迥然不同的性格。自程明道体贴出“天理”二字之后，[47]儒者们莫不将对“理”的追求作为自身思想体系的核心——“确认万物存在的背后具有理据，阐明历史表象的背后具有逻辑，这正是理学被标识为理学的根本原因”。[48]既然理学家们在思想议题与本体建构上均与汉唐诸儒存在明显差别，那么当他们面对经典时，必然会体现出与前儒完全不同的心态与诠释风格。此即四库馆臣所概括的：“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倶排斥以为不足信。”[49]

一言以蔽之，在作者眼中，理学与经学之间是既紧密联系又存在着内在紧张的关系。乍一看，这一判识似乎略显左支右绌，但这恰恰蕴含着作者的良苦用心。因为如果忽视了理学与经学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则理学研究与经学研究就会呈现出各分畛域、相互切割的局面，人为地造成儒学发展脉络的断裂；而如果忽视了理学的独特性，则理学研究与经学研究必然混为一谈、难以区分，既不利于理学研究的推进，亦不利于经学研究的复兴。因此，只有“知其同而存其异”，既认识到“理学的创新并没有造成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断裂，而是在转进中保持着延续”，[50]又承认理学有其自身的思想特点，方能开拓出足够的空间，让理学研究与经学研究都得到充分的展开。

综上所述，作者在深刻判识经学与理学之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新创“以经著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精心打捞理学从经学中转出的历史细节，重新绘就了理学从中晚唐到清前期的演进轨迹。但是，作者的苦心孤诣实不止于此。理学奋进的过程，不仅展现出理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还为今人谋求国学新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即“一切从时代的问题出发，回看既有的经典及其释传的历史，以及在生活世界中的展开，从而致力于用今天乃至指向未来的新的知识形态来阐扬具有根源性的价值”，[51]最终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诚然，创始者难为工，本书无论是在研究范式的构建还是理学与经学关系的判识上，肯定都还存在着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但是这种超越具体人物而从整体系统来重绘理学演进史的尝试，无疑能为当下的理学研究乃至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带来全新的气息。

2021年10月7日初稿

2022年3月改于疫情中

注释：

[1] 事实上，陈来、张学智、杨国荣、陈卫平、朱汉民、向世陵、何俊等学者于2018年在吴震担任首席专家的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的开题论证会上就已经对“重写理学史”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具体内容见陈来：《<宋明理学史新编>将是对宋明理学研究的高水平总结性呈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张学智：《关于重写宋明理学史的几点看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杨国荣：《走进思想的深处——关于重写宋明理学史的若干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陈卫平：《理学与后理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朱汉民：《照着儒学学统重写理学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向世陵：《理学、儒学、经学与阳明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何俊：《宋明理学研究方法与内容的创新期待》，《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2] 何俊：《从经学到理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3] 何俊：《从经学到理学》，第1-2页。

[4] 何俊：《从经学到理学》，第71页。

[5] 何俊：《从经学到理学》，第37页。

[6] 何俊：《从经学到理学》，第2页。

[7] 何俊：《从经学到理学》，第71页。

[8] 在《从理学到经学》的第十章，作者对顾炎武的《五经同异》有深入的分析。详见《从经学到理学》，第331-347页。

[9] 关于马一浮先生秉承“六艺论”编纂《群经统类》的论述，具体见何俊：《从经学到理学》，第46-72页。

[10] 何俊：《从经学到理学》，第71页。

[11] 何俊：《从经学到理学》，第3页。

[12] 作者在书中指出：“理学由经学中转出，大致起于《春秋》，进而开展于《书》《易》《礼》《诗》，最后归于《孝经》与‘四书’”。笔者同意作者所作的这一判断。何俊：《从经学到理学》，第5页。

[13] （清）永瑢等著：《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