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图书项目，最大的问题不是盗版书

最近一篇名为《满是盗版书也能当最美图书馆，篱苑书屋打了所有读书人的脸》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自诩为还算是个读书人的我，听闻被莫名其妙打脸岂能不为所动？连忙点开文章一看，说的是坐落在北京交界河村智慧谷的一个公益书屋充斥着大量盗版书的情况。

可笑的是，文章里痛斥的问题和读书人其实并没有关系。“所有读书人”并没有跑到书屋里去自拍，“所有读书人”也没有用盗版书换走书屋里的正版书，读书人怎么就全体被打脸了？

在耸动的标题下，只凭盗版书就否定整个公益书屋项目，大概搞错了重点。

篱苑书屋项目本身是非常幸运的产物。交界河村智慧谷位于北京怀柔区，距离市区2个小时车程，村民300多人。因周边与慕田峪长城、神堂峪自然风景区等旅游热点相邻，很早就被大大小小的旅游资本看中，加以开发。旅游业和服务业是该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也正是源于参加同学在当地举办聚会的机会，建筑师李晓东才与篱苑书屋项目结缘；恰逢香港一家信托基金捐助100万元支持农村项目，项目于2011年1月正式启动，3月开始施工，10月顺利竣工投入使用。

应该说整个项目充满了巧合。首先，书屋的资金由基金会提供，免去了村民自筹或政府拨款的麻烦；其次，设计者本人有意向要做好这个项目；最后，大概是因为书屋能为当地的重要财源——休闲旅游业增色添彩，所以没有受到当地村民的阻挠。

而问题恰恰也就出现在交付使用以后：谁来维护和管理？

据管理者潘希介绍，每年伊始都有一帮志愿者来书屋做清理，把旧书、翻版书和网络书挑出来。但作为一个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成本的书籍管理项目来说，这显然是不够的。

有人总结，一个公益（民间）图书馆能生存和发展下去，必须具备三种资源：第一，政府和当地村民的支持，能够为项目提供合法性。只有拥有社会合法性的组织，才有立足之地，有资格调动大量社会资源流入。第二是资金，前期的建设和后期的维护都需要钱，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这一点不言而喻。第三是人力资源。选书、搬书、管书都需要稳定的、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员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做。

那么谁来提供人力资源呢？村委会或者村民吗？这有些不现实。

笔者曾在南方某乡镇挂职当了2年的副镇长，协管该镇的文化工作。一个3万人的乡镇，只有1个文化站长，股级干部，负责联络21个村（居委会）的广播电视、小学以及各类文娱体育活动，应付各项检查。跟着她，我基本走遍了每一个设在村里的图书室。

这些图书室有的建在村部会议室里，有的建在小学校里，由村里的通讯员负责每天开门和关门。通讯员文化程度也不高，上面发下来什么书就往书架上摆什么书，连归类码放都是奢求。

更别提培养村民的阅读兴趣了。如果缺乏高素质的人员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引导，开设专门的阅读课程，忙了一整天的村民更愿意打牌看电视或者跳广场舞，孩子们也要写作业和玩耍，有几个人愿意窝在图书室里看书呢？

还有谁呢？依靠每年只来一两次的志愿者吗？

我曾询问过一位送书下乡的公益组织负责人。据介绍，他们从201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为三十几个贫困地区捐建图书室，可是几年下来，真正运转良好的不过一两家。运营不下去的原因各种各样：原先答应维护的村委会三年以后换届了，新当选的村干部对图书室不上心；热心公益事业的大学生毕业工作了，没有闲暇时间照顾。“没办法，大家都是为了公益事业无偿劳动，我们和受捐对象没有什么强制力”，负责人无奈地说。

事实上，篱苑书屋目前的负责人潘希，也是该项目的设计者之一。让建筑师来负责长期维护项目运营，本身就是一个无奈之举。

其实，当书屋变成网红，脱离了“读书”的初衷，异化为时下人们频繁到访拍照发到各类社交平台用来自我标榜的某种道具，这不仅是篱苑书屋项目存在的问题。比如2015年的时候爆红的秦皇岛“孤独图书馆”，变为文青聚集的著名景点，最后不幸成了“过于喧嚣的孤独”。或者说，所有建在风景优美人迹罕至地方的“网红”图书馆都要面临这样的悖论。受关注过高，变成景点，违背了图书馆设立的初衷；不受人关注，缺乏资源，又维持不下去。放眼全国，只有很少数的公益图书项目能够顺利坚持下来，而每一个成功的项目，都少不了大量政府或相关机构、资金和人力的持续投入。

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曾经提出“图书馆学五定律”：书是为了用的、每个读者有其书、每本书有其读者、节省读者时间、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别说民营公益图书馆，就是政府支持的官办图书馆想要做到这五点都非常困难。其尴尬程度，只需要观察一下曾经热闹的城市里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就可略知一二。说白了，除了缺乏阅读习惯，更逃不开后期运营时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

高成本低收益的公众阅读服务，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