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料与猜想中往来四百年——评《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

一

提及日本历史上的诸多谜团，或许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邪马台王国，坂本龙马之死与本能寺之变。日本近世文学研究者山本一生曾用“3W”来描绘这三个谜团为何吸引着人们不停探索：邪马台王国坐落何方（where），坂本龙马命丧谁手（who）以及本能寺之变为何发生（why）。在山本一生看来，本能寺之变的未解原因（why）因关乎“人心之变”，自事件发生后，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酝酿出新的话题。

NHK大河剧《麒麟降临》海报

日本迈入令和时代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2020年的NHK大河剧《麒麟降临》（麒麟がくる）便把目光落在了本能寺之变的主角明智光秀（1528-1582）身上。相比世间观客的热议，就在这部跨年日本国民系列电视剧播出前后，《现代思想》（2019年第47卷第16号）与《历史街道》（2021年第2期）分别以“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为题辑成特集。其间邀请了日本各路学者、作家等诸多人士再度对1582年所发生的这场历史事件“开坛讲经，陈果推因”。加上自2019年到2022年短短四年不到的时间，平凡社、讲谈社、吉川弘文馆、八木书店等日本出版社也几乎以一年一册的速度，陆续推出了《信长家臣明智光秀》《本能寺之变》《谁是本能寺之变首谋》《异闻本能寺之变》等专题著作。无论在专业日本史研究者内部，还是面向受众更广的日本历史爱好者群体，本能寺之变的相关话题直至今日，依然魅力不减。

以本能寺之变为主题的部分出版物

二

再观两岸，本能寺之变及日本战国历史热，背靠日本亚文化强大的对外输出能力，又借着近几十年来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东风迅速得到了年轻人，尤其是日本历史爱好者的关注。不仅如“敌在本能寺”这样的“黑话”已悄然跨界“渗入”我们一般的语言生活之中，网络上一些爱好者们对日本战国历史的讨论，其水平与质量或许都不逊色于国内的日本中世史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股日本战国历史热，对现在许多日本及东亚历史爱好者有着启蒙之功。他们中的少部分人在日后甚至还投身到了学术研究之中。今年年初，华文出版社出版了《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一书。其作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胡炜权，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正是因为热爱日本战国历史，最终从一名“粉丝”转型成了专业的日本史研究者。

回到国内的本能寺之变研究，专文分析的简体字版著作，可追溯到2017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系列引进的明智宪三郎《本能寺之变》（郑寅龙译，信誉审校）。然而要数国人自己独著的日本战国史专题书，胡炜权所作的这本《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无论是对国内的日本史研究或是历史科普都意义非凡。

《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

本书的正文由两部分共十章构成。第一部分为一至五章，以本能寺之变发生后，四百年来明智光秀形象变迁为楔子，而后一幕幕揭开他的身份之谜，成就之路，到最后谋叛弑主，最终客死他乡的全过程。第二部分则由六至终章组成，直面本能寺之变至今扑朔未解的发生原因。作者从四十多种说法及推论中选取了最具代表及一定可信度的野心说、怨恨说、各种阴谋说以及信长无道阻止说，对其旁征博引，去伪存真，并在最后给出了他认为最有可能指向真相的答案。

正文之外，在第四、第六、第九章最后，作者以“话外音”的方式从“明智光秀的修为，雅好”“明智光秀的两则传说”及“日本中世社会中的‘下克上’”三点入手拾遗补缺，考古祛魅。另外作者还特别在全书最后，以“明智光秀”和“本能寺之变”为关键词选出九份原始（日语）史料，撷取其中部分内容汉译并附上题解整理成专集，供读者查阅。

就特点而言，虽然《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被定位成日本战国史以及日本史的科普读物，但就如序章中作者所言：“站在历史学的角度，既然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不管大小，我们还是要尽量地还原真相，必须以专业的手法，忠于事实的态度对待它”——这种紧紧抓住史料祛魅求真的严谨态度，从头到尾贯彻全书。

本能寺之变的话题直至今日还能撩拨起人们心中的探求之心，正是因为它极度缺乏史料从而难以勾勒出合理的历史解释。而不同时代的文人骚客又因为各自需要肆意勾稽，积成众盲摸象的态势。因此作者在书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旁蒐远绍，层层知识考古，区分可能的历史事实与后世构建。譬如江户时代的小说家们往往将织田信长（1534-1582）“火烧比叡山”的暴行视作日后明智光秀发动本能寺之变的重要成因。然而结合上世纪80年代日本滋贺县的考古发现，大津市史编纂室的史料调查，并细查《信长公记》及的相关记事后，作者认为“火烧比叡山”之说很有可能是当时织田信长为了威慑反对势力而故意营造的夸张消息。因此在进攻比叡山的行动中，身为织田家家臣的明智光秀不仅没有因此心生怨念向上申谏，反而积极地按照织田信长的指示履行其职，前述附会不攻自破。再如为世人津津乐道的“金崎撤退”以及明智光秀身败而亡“金崎之战”中的“家康协防说”，作者也从此二说所基于的史料性质出发，坦言此乃事后胜利者一方的丰成秀吉（1537-1598）与德川家康（1543-1616）其麾下文胆们为主子“摇旗呐喊”的宣扬手段。又或是为专门历史研究者嗤之以鼻，但坊间戏说却又津津乐道的“明智光秀——南光坊天海”之说，作者也借助史料辨析，对其中的疑点一一予以辨析论证。不过作者以这样严谨的态度祛魅求真，并不是要借此去贬低或打压那些天马行空般的历史猜测。正如其书中所言：“不论这些传说背后的故事真假如何，其实都不会影响到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在喜欢‘谜团’的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对于我们理解日本人的历史观、成败观和生死观，乃至想象力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作者看来，后世基于残留史料只字片语的勾勒，甚至是有模有样的胡乱猜想，早已经成为本能寺之变历史研究中血肉般的组成部分了。

三

第九章中，作者给出了他对本能寺之变发生真正原因的看法：四国政策问题。不过正如作者自己坦言，此说也并非其鲜有独见，而是基于现有史料以及前沿研究的成果，“四国政策问题”最具有可信度。就本能寺之变诸说的发展史来看，四百年来并不缺少来自各路人马的“大胆假设”，但要真正回归到历史研究本身，则必须恪守“小心求证”之道。老生常谈的史料问题依然是解决这一历史之谜的胜负手。

前文已述，研究本能寺之变最大的难点是缺少直面事件本身的一手史料。就算是现在多被利用的二手史料，也主要依赖后世的军记物语或一些相关人士的回忆录或随笔记录。这些史料在成书的当时就出于各种需要，或是“政治宣传读物”（如《惟任退治记》），或总有删改、拼贴（如《信长公记》），又或是存在缺失作者及版本信息无法辨别真伪（如《川角太阁记》）等情况。这就需要史料处理者必须以专业、谨慎的态度审视手中材料。在《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中，作者高度评价了老一辈历史学者高柳光寿在上世纪50年代所著《明智光秀》一书。不过作者并非是要去赞同高柳光寿所唱“野心说”等观点，而是《明智光秀》选取了较可信的史料，并细心检出其中的谬误，再加以批判，把对本能寺之变的讨论从猎奇八卦转型成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换句话说，四百年来本能寺之变所造就的诸多假说，或许并非空穴来风，也可能是基于某种史料而来，但大多却缺少了史学研究最至关重要的前提工作——检验史料。

另一边，围绕本能寺之变的日本中世史研究也没有停止过新史料的挖掘工作。这些新史料里，其中有一些早已经被发现，但或囿于史料解读能力的限制，又或是基于孤证不立的治史原则，迟迟没有得到学界重视。如《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专集中介绍的《本城总右卫门觉书》，1930年该史料的信息就公开于世，但直到近年随着史料解读工作的完成，才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之中。或又如2020年底被重新发现的《乙夜之书物》——虽然它仍旧是一部二手史料，但是日本富山市乡土博物馆馆员萩原大辅对其进行了详细考察，尤其是通过比对《本城总右卫门觉书》《信长公记》等不同材料，确认了《乙夜之书物》的史料价值。2021年，萩原大辅发表了论文《〈乙夜之书物〉所载本能寺之变——宥照寺的光秀塚与明智左马助》向学界介绍研究所得。次年该史料便以《异闻本能寺之变》为题，经由八木书店活字出版，向世人展示其真貌。

还有一部史料，在《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中未有特书，但却经常在近几年的本能寺之变研究中被提及。那便是2014年，由日本冈山市林原美术馆馆员浅利尚民与冈山县立博物馆馆员内池英树共同发现及整理的《石谷家文书》。《石谷家文书》本是日本昭和时代的实业家林原一郎（1908 - 1961）的个人收藏，一直保存在林原美术馆中，从未对外公开过。2014年恰逢林原美术馆50周年纪念，《石谷家文书》被选为纪念展示史料，才得以在百多年后重见天日。历史上的石谷家在本能寺之变发生前后，承担着沟通明智光秀家臣斋藤利三（1534 - 1582）与日本四国地区大名长宗我部元亲（1593 - 1599）的重要角色。故而《石谷家文书》中的各种书状（信件）、文书（证明）成为了支持“四国政策问题”的重要佐证。《石谷家文书》在林原美术馆公开展示后的次年，便迅速由日本吉川弘文馆编纂出版。《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第九章所提及的“元亲书信”“石谷光政”，还有包括前述藤田达生、金子拓、桐野作人在近五年出版的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这部史料。

浅利尚民、内池英树编《石谷家文书：将军侧近所见之战国乱世》吉川弘文馆，2015年

《石谷家文书》外观

历史学者藤田达生曾言，以《石谷家文书》等一众史料群陆续被发掘及考证为界，2014年后的本能寺研究事实上已经从之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开始慢慢地朝着一个大致趋同的方向走去。而就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来看，这个大方向基本上就是指“四国政策问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本能寺之变就此解谜——“四国政策问题”也仅仅是基于现有史料对早先“四国说”的修正与扬弃。纵然如《石谷家文书》《乙夜之书物》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史料，也无法做到一锤定音，在每个历史细节上都不受质疑，无可挑剔。如作家桐野作人在其《谁是本能寺之变首谋》最后有言，《石谷家文书》中存在着“无年号文书”，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该史料时，仍然需要借助一定的推测来还原史实，导致无法统一结论；萩原大辅虽力举《乙夜之书物》，却也不得不承认二手史料所天然具有的局限性。史料的发掘与考证，帮助着研究者们从“众说纷纭”中剔除干扰项，尽可能去接近真相。然而至少在现阶段，我们还需要等待研究者对现有史料更进一步的严密分析以及其他新史料的推陈出新。

四

除史料问题外，作者通过《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还想陈述另一个观点：研究本能寺之变应跳开其问题本身，把它放在日本史，尤其是日本中世史研究的发展脉络中去理解。

譬如作者在书中反复提到了“鞆幕府”这一概念。何为“鞆幕府”，即在一般的历史认识中（如大多数的日本史教科书）都把1573年将军足利义昭（1537 - 1597）被流放出京视作“足利幕府灭亡”，但作者认为“一个政权的灭亡，理论上是当权者及其组织俱亡，或被新当权者完全取代才算是灭亡”。事实上，辗转流亡至日本备后鞆之浦（今广岛县福山市）的足利义昭，在大名毛利辉元的支持下仍然维持着“幕政”运作。甚至到丰臣秀吉一统天下就任关白后，足利义昭向其臣服，其将军的身份仍旧得到承认。1588年，足利义昭辞官出家，“足利幕府”或又称“鞆幕府”才真正意义上的“名亡实亡”。作者对这一个史实的反复强调，并不是要为“足利义昭阴谋论说”背书。反而是因为拥有着足够“作案动机”的足利义昭，大可以“鞆幕府”将军的身份，行使“大义名分”运筹帷幄，前前后后调动毛利家、明智光秀等反织田信长势力促成本能寺之变，却为何纵览毛利家留下的史料，没有任何一点信息涉及此事。而支持此说者所依据的史料也最多只能证明本能寺之变发生后，足利义昭才开始不停地催促毛利家作出行动。因此，如果不能找到历史证据来解释“鞆幕府”这一史实所带来的诸多疑问，某些假说或许从立论开始就存在着逻辑漏洞，难以自圆其说。

杨斋延一锦绘 本能寺烧讨之图

又如“朝廷阴谋论”的支持者们都会提到织田信长要求正亲町天皇（1517 - 1593）让位一事。他们认为织田信长无视天皇权威，欲借天皇让位，扶持新君来达到控制朝廷的野心。也因此织田信长开罪朝廷，迫其联合明智光秀发动“讨逆义举”。然而《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作者却指出，“在中世日本的天皇政治思想里，天皇死前让位是例行公事……后土御门天皇以来三代因为财政禁绌而无法让位，最终在位驾崩”。换而言之，与现代人观念不同，天皇生前退位在当时本就是惯例，同时也是当下日本中世研究中的一个定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见历史学者堀裕在上世纪90年代末发表的论文《天皇之死的历史定位：以〈如在之仪〉为中心》。该研究表明，从11世纪开始“天皇不死”的概念便已经形成——即在位的天皇以生前退位交接权力的方式，保持天皇形式上的“肉身不死”。“生死一体”之于天皇而言，只可能以“神”而活，无法以“神”而死。纵然是在位驾崩的天皇，也会迅速操办皇位交接仪式，让死者以上皇的身份死去。这样的惯例至少从13世纪起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因此，有因财政危机（举办皇位继承仪式或为上皇、法皇营建退位后的居所都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而无奈死于任上天皇的先例在前，能找到织田信长这样的“大金主”为天皇操办退位大典，于情于理都不会招致处境窘迫的朝廷反对。因此作者在《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中解释道，直至本能寺之变事发前，朝廷都在等着信长能助其完成正亲町天皇的退位仪式。另外在正亲町天皇给织田信长的信中也提到了“实在是朝家再兴之大事”。这里说的“朝家再兴之大事”实际上就是指恢复天皇生前让位的旧例。可见，仅就天皇让位问题，“朝廷阴谋论”便很难站住脚。在缺乏史料的情况下，我们自然需要借助一定的历史想象，但如果没有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去审思，纵然是找到了历史证据，也容易曲解史料，牵强攀附。

话及此处，或许还需顺带一提。在阐述完“四国政策问题”后，作者另辟一节，以《日本武士社会“忠”与“叛”背后的权力游戏》为题，探讨了日本历史叙事中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下克上”。在作者看来，“下克上”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武士集团中的主从关系颠倒，而应该将其视为一个拥有更多内涵或更加复杂多元的社会现象。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下，有“下克上”的同时也有“上克下”。在包括武士集团在内的所有社会团体之中，决策的制定和推行都不仅仅仰赖于领袖个人的能力，而是团队内部所有成员互相合作、妥协的结果。如果团队领袖的能力和行径不符合团队的整体利益，或者说无法满足成员的预期而导致矛盾无法调和时，以暴力行动来改变现状是很普遍的选项。不过此处所言“改变现状”并不意味着要掀起一场“异姓革命”，而是通过局部洗牌，在维持团队的前提下达到“掀桌人”所期望的利益最大化。回到本能寺之变，日本中世武士社会中的“下克上”，表面上看起来是恩怨情仇，但背后实际上更多是错综复杂的利益计算。主君和臣子之间严格的“御恩——奉公”一元关系，实际上直到江户时代才形成共识。在明智光秀身处的时代，良臣择主而事，明主择贤而用，可能更多的仍然是出于现实或功利的考虑，并没有那么多理想化的“忠叛恩仇”。因此当局面无法控制时，任何一方突然地选择暴力摊牌，激情犯罪——这仍然是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基于当时历史语境能够作出的一种较为合理的猜想。不过基于此点，在如何理解织田信长殒命前说出的名句「是非に及ばず」上，相比《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中的解释，笔者更赞同历史学者田端泰子的看法：在“下克上”被视为世间常态的战国时代，织田信长或许一点都不意外家臣的反叛，但也只能无奈叹息。本能寺的熊熊大火，为这位日本历史上的“风云儿”奏出了属于他最后的英雄挽歌，“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五

总体来说，《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仍应算是一部历史科普书。然而与市面上非译著的日本史科普读物相比，《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又不那么典型。这种别样气质来自于作者胡炜权专业的日本中世研究学术背景，但他也没有因此一味追求艰深晦涩——深入浅出的叙事方式同样符合他自身“日本战国史爱好者”的定位。“立志做好科普，将其视为与学术研究同样重要的事业”更是作者一直以来坚持的信条。笔者相信，无论是历史爱好者还是专业从业人员，或都能在这部书中各取所需，有所得，有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