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频道︱照护扶贫：农村妇女再解放

我国减贫事业成就卓著，短短几十年实现了7亿人收入脱贫，1990年-2005年，全球三分之二的脱贫人口来自中国。

不过，截至2015年底，我国仍有5500万人生活在年入2300元/年的贫困线下。他们大多生活在农村，80%生活在中西部偏远地区。

为此，“十三五”规划（2016-2020）提出，到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以及贫困县整体脱贫。怎么做？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思路。

何谓“精准”？首先在于对扶贫对象的识别——不是简单地将贫困户“整齐划一”，而是依据其劳动能力、收入水平、务工状况等进行区分、建档，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

具体而言，对有劳动能力、处于贫困线边缘的家庭，进行产业和劳务扶贫；对有一定劳动能力、贫困程度较深的家庭，采取产业和保障相结合的帮扶方式；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则进行兜底式的保障帮扶。

今年上半年，笔者走访了第一个通过“精准扶贫”摘掉贫困帽子的县城。那是在井冈山老区，扶贫力度很大，效果也很明显，尤其是兜底保障（低保和医保）一下把收入脱贫的数据拉起来。

不过，在一段时间的调研之后，我也发现当地扶贫不那么“精准”的一面，或者说是漏洞——亦即对农村家庭照护需求的忽视，农村老人的身体状况、生活能力尚未纳入扶贫识别的范畴，更谈不上未雨绸缪了。

这实际上带来了“脱贫”可持续性的问题。在一个典型的农村家庭里，一位留守老人的倒下，往往就是贫穷多米诺骨牌的开端，“照护贫困”的现象比比皆是。罔顾这一点，精准扶贫很可能失之千里。

她们为什么返乡

有人用“993861”指称农村的留守人口，其中“99”/老人5000万，“61”/儿童6000万，“38”/妇女5000万。这些年，留守妇女的人数增长得很快，在笔者调研多年的南方农村，许多在外打工的妇女回到了家里。

她们为什么返乡？是在城里攒够了钱不必再打工，还是乡下的日子好过了，又或是其他的原因？

我在井冈山调研时认识了何姐。她四十出头，与兄弟合作种植经济作物，是村里的创业先进。但她告诉我，她返乡不是为了创业，而是家里的老人需要照顾——婆婆患了认知症，公公生活也不太能自理。如果可以，她并不想与丈夫两地分居。对于未来，何姐不敢有太多指望，种植业靠天吃饭，有一年没一年的，加上上有老下有小都要照料，她返乡后就没睡过一个整觉，“不知道还可以坚持多久”。

在南方山区，何姐这样的返乡妇女越来越多。她们的故事大同小异，毫无激动人心之处：大抵早年家中长辈身体硬朗，青壮年夫妇便外出打工挣钱，留下年幼的孩子由老人抚养；随着年岁增长，疾病侵袭，老人从照料者变成需要被照料的人，这个时候，女人就要回到家里，承担照护的重任。

她们踏上归途，与农村发展无关，与照护有关。

在纪录片《归途列车》的最后，男女主角（一对在外打拼多年的夫妻）不得不分开。妻子为家中年迈的老人和即将升学的儿子，踏上了返乡的火车；丈夫则转身消失在广州站的人潮汹涌之中。观者在黯然之余，不免寻思故事的后来——后来会好吗？

并不会。在这些年的田野调查中，我遇见的多数家庭挣扎在贫困的边缘，就像上面提到的何姐。青壮年女性返乡，往往意味着家庭失去一半在外务工的收入。并且，这一损失无法弥补——女性为家庭照护所束缚，无从投入到当前以生产为重心的扶贫产业中（例如入股经济作物合作社，或参与其中管理和生产）。这样一来，返乡妇女等于是失去了发展机会，家庭财力只消不长，加上夫妻常年两地分居，日子不免过得危机四伏。

作家梁鸿的非虚构作品《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记录了这种挣扎。在书中，几乎每一个农村家庭，无论在家乡或是在外漂着，都生活在“因病和长期照护致贫和返贫”的危机之中。一名家庭成员的重病（大多为中老年人），足以令整个家庭失去重心，跌入贫穷的泥沼而无力自拔。

从“产业扶贫”到“照护扶贫”

随着人口老化的加速，“照护致贫”的阴影势将蔓延开来。不解决农村家庭照护匮乏的问题，我们将很难在“十三五”的最后宣布：全民脱贫，使命完成了。

是时候让“照护”进入扶贫的话语体系了。首先是将“照护需求”纳入到扶贫识别的环节中来。对于贫困户，除了惯常的劳动能力评估，还应对其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ADLs和IADLs）、疾病情况、生活环境，以及失能、半失能、失智老人的家庭照护需求等进行综合性评估。在此评估的基础上，可以适量加大对失能失智程度较高的老人及其家庭的兜底补贴，除了低保和医保，还可以加上针对中低收入失能失智的照料补贴，补贴到人到户。

这是第一步，让扶贫更精准了，但仍属被动应对的范畴。要更进一步地有所作为，笔者认为应该对贫困乡镇、村庄及家庭的长期照护能力进行整体评估，因地制宜地开发潜在的长期照护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将其接入生产性扶贫的轨道。也就是说，要跳脱传统“产业扶贫”（如发展经济作物、旅游业等等）的框架思维，系统地发展照护经济。

首先要有长期照护的基础设施。以“就地养老”（Aging in place）为基准，以一个或几个相邻的行政村为单位，建立社区为老服务中心，为不同照护等级及需求的老人提供相应的照护服务，包括文娱活动、康复／理疗、日托、24小时长照（视实际需求）、心理慰藉等。这类机构规模可大可小，每个中心配备1-2名管理人员，根据长期照护需求配备护理员，医疗服务则可由乡镇卫生院（所）配备医生和护士轮流走访（visiting services）。

以我国的财力和扶贫力度，建起这样的社区为老服务中心并非难事。在大部分农村，还有现成的照料资源可以利用，比如敬老院、乡镇卫生院、村一级的卫生室或卫生站，都可以转化或整合成社区为老服务中心。此外，早些年因为城镇化和出生率降低，一些乡村的小学校废弃了，校舍成为村里老人偶尔聚餐聊天的所在，现在这些设施都可以改造利用起来，实打实地提供社区为老服务。

除了基础设施，还要有劳动力；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那么，劳动力从哪儿来？这个可以参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赤脚医生”的做法。当时，中国农村普遍贫困，卫生条件恶劣，医疗设施匮乏，传染病时有爆发，新生儿死亡率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应运而生——乡村郎中的子弟或是读过书、懂点医术的年轻人被送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学习，结业后回到乡村，一边务农一边为乡亲提供基础的医疗服务，比如卫生防疫、治疗常见病、为产妇接生等，快速改善了农村公共卫生的局面。

伴随农村妇女返乡的脚步，长期照护的资源正在流向乡村，需要的只是开发和培训。第一步是识别，当前对贫困户劳动能力的评估只注重“生产能力”，今后可以拓展到“照护能力”识别。对于有可能成为专业护理员的乡村妇女，政府在自愿基础上为她们提供基础培训和继续教育。初级护理员的门槛较低，许多人经过基础培训就能上岗，快速填补农村照护匮乏的空白。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返乡女性，则可重点培养，纳入社区为老服务的管理层。

通过公共扶贫资金参与建立起来的农村照护体系，一方面可以把照料老人的任务从家庭转向社区和社会，另一方面则将农村妇女的无酬劳动转化为有酬劳动，给予她们体面的工资收入和职业渠道。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农村“照护贫困”的问题，也缓解了“收入贫困”的问题。

井冈山的李阿姨就是例子。她50多岁，年富力强却长年游离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家里有位86岁的半失能婆婆，李阿姨根本没法抽身去参加村里的产业脱贫项目，只能偷空到附近的红军鞋店纳鞋底补贴家用，即便终日奔忙，仍不免困顿。

通过农村照护体系的建立，像李阿姨或是上文提到的何姐这样的乡村女性，完全可以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稳定的收入和职业上升空间。她们的收入进入消费环节，则可带起内需，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the Virtuous Economic Circle)，切断返贫的根源。用社科院杨团研究员的话说，“脱贫”想要可持续，就得全面调动乡村妇女这支沉睡的劳动力大军。

结语

1978-199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带动1.32亿人口脱离贫困。然而199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力却越来越弱——1990年代，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还能使380万人脱贫；进入新千年，这个数字进一步锐减为100万。

可见经济发展并非减贫的万能药方。正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景天魁所说，发展经济在扶贫工作早期一般都颇有成效，然而越往前走，产业发展干预政策的作用会越来越小， 社会政策的作用则会越来越大。

为此，我们呼吁拓展有关扶贫工作的思路，全面评估农村长期照护的需求及能力，系统规划并建设农村照护基础设施，积极开发“38”动力大军，真正扼住贫穷的咽喉——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给“归途列车”一个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