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回忆与蔡鸿生先生的交往

2020年12月24日，从江滢河兄处得知蔡鸿生先生因胃穿孔已经在ICU救治，消息突如其来，令人担忧。此前虽听说先生肠胃不好，身体消瘦，但见到他时精神矍铄，谈话总是滔滔不绝。接下来的几天心中常常挂念，不时探问，唯愿先生早日康复。然先生却多日未能转回普通病房，2021年2月15日滢河兄发来先生去世的噩耗，痛悼良久。蔡先生离世已一年有余，音容笑貌，仿佛时时仍在眼前。今年5月17日（阴历四月十七）是他的九十诞辰，重读先生的论著，却再不能致电问学，近二十年来与先生的交往，点点滴滴都在心头，唯有述诸笔端，聊表纪念。

蔡鸿生先生照片，2020年10月17日摄于家中。秦颖摄。

就我个人的学术经历而言，在欧美和日本的访学，打开了国际学术交流之网，开拓了我中西关系史研究的视野。而2001年在香港大学的访问以及此后在香港城市大学的经历，则是我学术生涯的另一个重要转折，身在岭南，自然也对澳门史、香港史乃至广州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香港各高校收藏了大量近代中西交流史的论著和史料，特别是大航海以来至晚清有关澳门和香港的专著，而且可以馆际互借，借阅十分方便。

2002年12月起，应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先生的邀请，在跨文化研究中心做了为期七个月的访问，有机会翻阅了广州和澳门史研究的诸多论著，读到了蔡鸿生先生主编的戴裔煊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其中收有多篇有关中西交流史的佳作，蔡先生的《王文诰荷兰国贡使纪事诗释证》一文和江滢河兄有关康熙年间葡萄牙贡狮的论文令我印象深刻。蔡先生的文章写得好，字斟句酌，凝练精要，立论高远，无浮词废话，颇有一番文学的匠心，令人手不释卷，回味无穷，故而萌生了到广州拜访先生的想法。

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学人经常到访，学术活动频繁。城市大学位于九龙塘，交通便利。在港期间，得到区志坚博士的热情引见和介绍，时常步行到浸会大学参加学术活动，并结识了多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先生。2003年2月17日，我到那里旁听近代史研究的讲座，巧合的是，会后聚餐，同桌的还有中山大学的赵立彬博士，他特别提到蔡先生教书育人的风采，如何深受学生的爱戴和欢迎，更是平添了我对蔡先生的景仰之情。

当年6月23日，我应邀到广州演讲，首次顺访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张贤勇博士专门接我到历史系永芳堂见立彬兄，在那里初遇蔡先生的高足江滢河博士，便冒昧地请他联系蔡先生，希望有机会向先生当面请益。第二天下午，即专程到永芳堂拜见先生，章文钦先生和江滢河博士陪同。首次见到蔡先生，不免有点紧张，就像赶考的学生，心里十分忐忑。但先生即至如温，几句寒暄，如沐春风，紧张的气氛随之消失。先生侃侃而谈，从三点多钟开始，一直聊了三个多小时。先谈到了他研究《尼姑谭》“三姑六婆”的起因，随后的话题多集中在陈寅恪先生，特别是陈先生在唐代政治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贡献，陈先生与Arthur Waley的交往，以及陈先生被批判的前因后果。蔡先生思路敏捷、逻辑清晰，极其睿智、渊博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顿生无限敬仰之意，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之后蔡先生送我他所编的《广州与海洋文明》《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等三种著作，正是我一直求之不得的。

蔡鸿生先生著作

此后我就与蔡先生、章先生、滢河兄以及中山大学的许多朋友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能得以时时叨扰先生，请益求教，实是我一生之大幸。

同年10月28日，我和台湾清华大学周维强博士趁到澳门开中西关系史会议之机，途径广州。第二天下午应章文钦先生之邀在中山大学演讲，题目是“奉教天文学家和礼仪之争”，讲座由章先生主持，蔡鸿生、林悟殊、林中泽诸先生还特意来捧场，让我颇为惊喜和紧张，听讲的还有蔡先生的弟子周湘博士，以及研究生三十余人。演讲结束后，蔡先生作了认真的点评，对我的研究给予了诸多鼓励。没想到的是，蔡先生还专门把他的评论写成文字，以“关于立论的分寸感”为题，发表在他的《读史求识录》上，这也是蔡先生文字当中唯一提到我的地方了，与有荣焉。蔡先生还送我《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清初岭南佛门事略》两书，让我日后的中西关系史学术视野，从明清延伸到唐代。最令我难忘的是，蔡、章两位先生，还特意陪同我和周维强博士瞻仰陈寅恪先生故居金明馆，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蔡先生向我们生动讲述了他当年听陈先生讲授《元白诗笺证》之故事，陈先生如何在衰残老病中在学海“夜航”，创造出精神生产的奇迹，以及“文革”期间狂热的红卫兵小将在楼下敲锣打鼓，隔空批判陈先生的场景，让晚辈对陈先生晚年境遇有了真切的了解。晚上章文钦先生请客，蔡先生、周维强、博士生董少新等人在座，相谈甚欢。

作者与蔡鸿生、章文钦先生在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故居金明馆前合影。2003年10月29日，周维强博士摄。

《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

此后的岁月，每逢春节或其他节日，我都会致电问候蔡先生，或趁便向先生请教，或听先生讲述学界往事和治学心得，令我受益匪浅。蔡先生每次见到我，只要有新作问世，都会赠送给我，并签上名，写上日期，它们现在已成了我藏书中的珍本。蔡先生知道我对明清中西关系史感兴趣，有时还会找出旧作相赠。记得2004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五十周年所庆，国内史学家汇聚一堂，蔡先生应邀出席并做报告，我当时躬逢其盛，聆听先生和其他学者的报告，那天他还专门带来了《俄罗斯馆纪事》赠与我，让我感动莫名。

《俄罗斯馆纪事》

因为蔡先生和中山大学同仁的缘故，近二十年来，我到广州的次数也多了。不仅能在永芳堂或寓所向他请益，也有机会多次在学术会议期间见到先生的身影，与先生对话，当面请益，总有茅塞顿开之感。2004年11月，福建师范大学林金水先生在武夷山主办中西关系史会议，有幸见到蔡先生和林悟殊、章文钦两先生，并一道畅游武夷美景。2006年11月，香港历史博物馆召开罗香林先生百岁诞辰的会议，也有幸与蔡鸿生先生和黄时鉴、章文钦等先生再次相聚，蔡先生告以《俄罗斯馆纪事》一书修订本即将出版。2013年9月，广州大学召开“广州十三行文献研究暨博物馆建设”学术讨论会，蔡先生、章文钦先生也到会。最后一次在学术场合见到先生则是2018年10月，在中山大学岭南堂召开的纪念戴裔煊先生的会议上，蔡先生声情并茂地回忆了戴先生的为人和学术成就，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蔡先生在金明馆虽然求学只有一年，但陈寅恪先生的熏陶和耳濡目染在蔡先生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陈先生“动人心弦”的讲解给蔡先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所憾知识准备不足，领悟未深，有负师教。不过，细雨润物，听者是难免会被默化的。”（蔡先生文，载《中山大学学报》）陈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隋唐史和明清史研究，蔡先生的研究领域之时代也颇为相近，横跨中西一千多年的历史。依我个人浅见，陈寅恪先生诸多学生中，最具灵气并能得其学术真传的，莫过于蔡先生了。

蔡先生在许多论文中，多次总结了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特点，而这些特点也完全反映在蔡先生的论著上。在《仰望陈寅恪》一书中，蔡先生指出陈先生在史学方面的“发覆”之功和史学魅力之所在，强调陈先生的“覃思妙想”。同样，蔡先生的著作中也不乏哲理性的思考，并将之上升到学理的高度。和陈寅恪先生一样，蔡先生的研究，通过扎实的案例研究，恢复了隋唐乃至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诸多面向，从中可以看出他对陈先生衣钵的继承。他写《尼姑谭》，受到陈先生治学方法的启发，后来又写《清初岭南佛门事略》，也是依陈先生的路数，只是人物对象不同。

《仰望陈寅恪》

蔡先生特别强调治史要有世界眼光，他在《自选集》自序中特意引用了陈寅恪先生在《吾国学术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语重心长的话：“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在蔡先生看来，唯有如此，才能克服“小农意识”，“安于一隅，不屑知彼，往往会沦为‘乡曲之学’”。正是秉承陈先生的教导，蔡先生在诸多领域是“有所前进的”（借用蔡先生《自选集》中自谦语）。

蔡先生不仅注重原始资料的研读，也非常关注国外研究和最新动态。大学期间，学习了三年俄文，留校初期教授中世纪世界史。对俄文的熟练掌握，使得先生能够借此从事突厥史的研究。先生不时通过馆际互借和朋友的帮助，吸收外国学者的成果和最新动态。先生在学而优书店背影的照片，同样让我们看到一位长者对学术新知如饥似渴、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精神。蔡先生对历史的学理化也倾注了许多心血，他十分关注西方学术名著的研读，并化为自己的学问，在他所引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著作都在他参考之列。先生还向我道及，他曾和法国著名学者谢和耐、勒高夫有一面之交，对法国年鉴学派也十分关注，还和学生一起研读布罗代尔的著作，对中外史学理论的借鉴，无疑是蔡先生学术出神入化的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陈寅恪的唐史诸“稿”，内含有待修正补充之意。同样，蔡先生也颇为自谦，并追随陈先生的榜样，在《清初岭南佛门事略》一书后记中他这样写道：“作者无力为它作全景式的记述，仅就所知所感，片段立言，无甚高论。书名《事略》，寓有略其所不知之意，无非是一种藏拙的策略罢了。”蔡先生无论在书中，还是在与我见面时，都强调要多读二陈一钱的著作，他的这部论述岭南佛事的书，探讨明清之际宗教、文化地理，无疑也受到陈垣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的影响。

蔡先生治学领域十分广泛，涵盖唐代蕃胡的历史文化、市舶时代的南海文明、清代广州与海洋文明、俄罗斯馆与中俄关系，以及岭南僧史和尼史；不仅关注“两道二西”（“西域道”“南海道”“西域”“西洋”），而且融会贯通，从事胡商蕃客异同之比较。他注重人的历史，兼顾精神文化史和物质文化史。认为只有通，才能识。要有整体观，“要坚持全景式的思维，把历史过程化。”蔡先生认为自己的学术领域“不今不古，非洋非土，其客观的规定性就是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考察不同时期双边互动的历史情景，尤其是两种异质文化从接触到交融的情景。略人所详，详人所略，是我一贯坚持的著述原则。”他还自谦地写道：“可惜悟性不高，一直未能深入学境的腹地，至今仍然是一个碌碌的‘边民’，无任何前沿意识可言。”（《自选集》学术自传）蔡先生“甘于寂寞”，承继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志业，沿袭陈先生的治学范围，践行陈先生的治学方法，在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不仅如此，蔡先生勤于教书育人，奖掖后进，在中外关系史诸领域，造就了一批出色的人材，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蔡鸿生先生照片，家属提供

蔡先生尊师重教、诲人不倦，也许是因为他“按个人治学的习性，惯于进窄门，走小路，找陌生人交朋友。”（《自选集》学术自传）才乐于提携像我这样在跨学科边缘徘徊的后进。先生是一位十分谦虚的学者，每当我向他汇报读书心得，或是国外游学新见之时，先生总是鼓励有加。2008年上半年，我作为Mellon基金访问学者，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访学，在英国意外发现了伦敦皇家学会主席Joseph Banks与十三行行商潘启官二世的往来书信，这段往事正好可与先生所写《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互为补充。先生此文谈到了十三行行商潘有度的《西洋杂咏》，特别提到了千里镜等西洋物品，为研究鸦片战争前夕国人对西洋物质文化的认识独辟了蹊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我马上向蔡先生做了汇报，蔡先生听后对这一新发现十分欣喜，并补充说早在康熙时代就有和尚吟咏望远镜的诗歌，让我有耳目一新之感。蔡先生还特意叮嘱我以后要多多联系，互通信息，充分体现一位长者对晚辈的厚爱与期望。

蔡先生对晚辈一向十分关爱，2005年1月，当我们全家到广州，蔡先生得知后专门设宴招待，并邀请林悟殊、章文钦两先生陪同。前年9月，当我决定要调到浙江大学工作，需要两封推荐信，我马上想到了蔡先生，并请滢河兄代为面请。蔡先生当即答应，并在三天之内写就，请滢河兄快递给我，信中对我多有溢美之词，读后令我既惭愧又感动。我在第一时间向蔡先生致电表示感谢，没想到这次长谈之后，我竟再也未能向蔡先生请益。

蔡先生长逝，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史学家从此陨落，我也因此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可以时时请益的尊敬长者，每念及此，辄怅然叹息。我此生虽然未能忝列蔡先生门墙，但一直执私淑弟子之礼，真心感念先生的谆谆教诲和提携之恩，并以先生的为人、治学为楷模。愿先生的著述，能历久而弥新，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注：原文撰写于去年夏天，将刊载于林悟殊主编：《脱俗求真：蔡鸿生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即出，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