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细节︱所以，垃圾桶到底该摆哪儿呢？

朋友小区为了摆放垃圾桶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天气热了，厨余垃圾味道较重，原来垃圾桶放置区旁边的业主不乐意了，要求业委会将垃圾桶移到他处。

移哪儿呢？为这事儿，小区的业主们在微信群里争论不休。

朋友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关于这个问题，至少有三种立场。朋友吐槽道：你“正说、反说、折中说”又来了，不要除了掉书袋，拿点实际的办法来。

我说办法都是思想的体现，思想就是想法，当想法落到实处不就是办法了吗？如果你不掌握这些思想，那么既无想法，又无办法，只能干着急，或者干脆无法无天乱干一通。

朋友耐着性子道：那就听你好为人师上课吧。我说不是我上课，是那些先贤开讲，你把我当成传声筒吧。

首先是边沁老师，英国人，遗体按照其生前意愿至今还陈列于伦敦大学，向公众开放。他的基本立场就是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由痛苦和快乐主宰，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所以，边沁老师肯定会建议你们采取业主多数表决的方法。

朋友问：那如果他们多数投票把垃圾桶摆到小区中心的楼王，也就是独栋别墅群，怎么办？很多人都仇富啊，而且独栋就几栋，业主最少。如果多数投票表决，别说把垃圾桶放独栋门口，就是把独栋给占了，把车房都没收，这不都有可能吗？而且他们平常开车就是很张扬，开的车牌子我都叫不出来，据说都得250万左右。

我说看来你也在嫉妒别人，历史上很多激动人心的主张，内在动机可能就是嫉妒，就是希望把强者拉到弱者的地步，不患寡而患不均嘛，只是他们会用高大上的词语把这种动机掩盖起来。显然，这种哲学最明显的缺陷在于对个体权利和人类尊严的忽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很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比如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雅典民众投票表决处死的。更为可怕的是，少数也可能打着多数的名义名，肆意侵犯人权。

其次是卢梭老师，法国人，其实出生在日内瓦。他主张社会契约论，这种理论认为人们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他人的伤害，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利，达成社会契约，接受社会控制。比如为了防止人人乱扔垃圾，业主们决定转让一部分权利形成业委会。卢梭要求“每一个体将自己的权利毫无保留地完全转让给共同体”，人们在服从共同体的时候，实质上只是在服从他们自己，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主权，即社会，既不能损害社会成员的整体，也不能伤害他们中具体的任何个人。”根据这种理论，民众选举的业委会做出的决定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因为这是业主公共意志的体现。在卢梭看来，业委会是不会犯错误的，服从业委会也就是在服从自己。

朋友问：难道业委会不会腐败吗？永远不犯错误，可能吗？

我说根据卢梭的观点，业委会是不可能践踏先前契约的。如果你不同意，按照卢梭的观点，错误肯定在你，你进入到了非理性的状况。为了帮助你恢复理性，卢梭的建议是对你进行惩罚，打是爱，骂是亲，惩罚你基于对你爱，希望你恢复理性。所以以赛亚·伯林把卢梭看成自由最大的敌人，“卢梭自称是有史以来最激越和最强烈地热爱人类自由的人……（但他）却是自由最险恶和最可怕的敌人”。

第三位出场的是孟德斯鸠，法国人，学法律的都听说过他写的《论法的精神》，但是看过的人凤毛麟角。他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权力是比毒品更强烈的致幻剂，一旦形成成瘾性依赖，对于权力的贪婪就没有止境。人性也许可以抵挡美色的诱惑，但是无法抵挡权力的诱惑。

因此，为了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用权力制约权力。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这三种权力应当分立以制衡。当立法权与行政权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手中，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这个人或机构可能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自由也会不存在，因为如果立法权同司法权合而为一，法官就是立法者，他就会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施专断的权力。而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就掌握了压迫的力量。如果三权集中，那一切都完了。所以按照他的观点，摆放垃圾桶的权力还是要听业委会的，但是业委会需要权力制约机制，防止有人滥用权力。

朋友有些不耐烦：这会不会造成扯皮，导致一个夏天的问题到了冬天还解决不了？你看，为了一个小小垃圾桶，我已经听你讲了这么多废话，能不能直接给个解决方案，到底怎么办？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很无奈，我连书本知识都不太懂，解决小区垃圾桶这么复杂的问题更是超出我的认知范围。

朋友对我大无语：百无一用是书生。

我也只能承认：书到用时方恨少。

我们结束了这次对话。

所以，垃圾桶到底该摆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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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翔，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治中国，不在宏大的叙事，而在细节的雕琢。在“法治的细节”中，让我们超越结果而明晰法治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