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设崩塌的焦虑：粉丝与明星权力关系的逆转

曾几何时，人设开始成为一个流行词。仿佛近年来走红的明星都有自己固定的人设。而与人设一道的，是隔三差五的人设崩塌成为常态。靳东老干部人设崩塌了，薛之谦好男人的人设崩塌了，林心如玛丽苏的人设也被置于风口浪尖。那么，人设到底是什么？明星的人设化意味着什么？粉丝在明星人设化的过程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作用？

人设作为一种典型人物

人设这个词的流行起来的源头已很难考证，但无疑在娱乐工业内部，人设并不是新近发生的现象。比如过去我们经常听到“婆婆专业户”、“媳妇专业户”、“皇帝专业户”、“老爷专业户”、“玉女”等，甚至包括扮演领袖人物的特型演员，按照今天的说法，他们都是人设。

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向来都有对于人设的集体记忆。在那个年代，人设就是道德模范，只不过道德模范的范围更窄，人设更中性化。在明星被称为文艺工作者与广大劳动群众平起平坐的五六十年代，反而雷锋比明星更像明星，他就是一个人设。区别在于，那个年代的人设不会坍塌，也不许坍塌。

正如英国学者理查德·戴尔在“明星研究”的开山之作《明星》一书中指出的，自从二十世纪初，明星制作为一种制度在美国好莱坞确立，并推广到全世界以来，明星就一直是一种社会典型，也就是说明星自己不可能发明一种人设，玛丽苏、霸道总裁这样的人设从来都不是林心如和靳东发明的，而是说社会上先有这样一种人格典型，而林心如、靳东们恰好迎合了这样一种典型，形成了自己的人设。

人类学家流心在《自我的他性》一书中援引麦金泰尔的“人物”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转型期中国人的自我构成。在麦金泰尔看来，人物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角色不是一回事，人物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以其他角色所不具有的的方式，对其扮演者的人格施以道德约束。说得更通俗一点，一般的社会角色更宽泛，比如我们说某个人是理发师，这就是一种社会角色，但人物不同，人物是被塑造出来的，必须得有明晰的性格，道德信念。特定的历史时刻总有相对稳定的一组人物。流心举了一个例子，革命时期，农民透过地主这种人物来理解生活中的苦难，理解剥削，理解新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们同样可以借麦金泰尔的人物概念来分析明星的人设。早先“婆婆专业户”等属于一般的社会角色，而“玛丽苏”这样的人设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是麦金泰尔意义上的人物。而且人物不是孤立的，总是成组出现的。流心在书中以处长、老板和小姐这一组人物来分析当代中国人的自我系谱。而放到娱乐工业来看，玛丽苏总是和霸道总裁就是一组人物，成对出现。老干部和小鲜肉也是一组人物，所以人设可以理解为一组人物序列。人物为什么重要，因为人物是有关我们自己或他人的故事得以讲述所必需的参考点。

在麦金泰尔看来，人物之伦理道德是人物的立身之本。也因此，作为一种人物，人设背后必定预设着某种伦理道德立场、道德信念和道德语言。而所谓的“人设崩塌”则意味着人物背叛了自己的道德立场。而且在一个泛道德化的时代里，先前不被纳入道德考量的很多行为和话语如今都被道德化了，都被转化成了道德问题。因此，尽管人设本身应当是一个中性概念，比如小鲜肉、老干部本身都是中性的，但一旦陷入丑闻，人设背后预设的价值、道德评判意味就显山露水，不再成为一个中性词。也因此当我们说“人设崩塌”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在说这个人的道德品质出现了问题。

明星的人设化：无深度的主体

诚然，如前面所说，明星有不同的人设，有不同的标签，这本身并不是最近才有的现象。但这和今天明星普遍被人设化，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明星的人设化是说明星和经济公司主动地经营自己的人设，以此为卖点，因此人设化是今天的娱乐工业通行的行业规则和逻辑。那么，被人设化的明星和过去的明星有什么不同吗？

两年前的戛纳电影节上，法国影坛常青树凯瑟琳·徳纳芙有一段“悼词”，她认为法国已经不再有真正的巨星：数码时代之后，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明星，他们非常出名，有上百万粉丝，但几乎什么都没做。

德纳芙的这个看似偏激的说法当时引起争议，后来她又补充说明道：社交网络让人们不再为明星魂牵梦绕。明星的私生活没完没了暴露在社交媒体上。成为一个明星意味着魅力和神秘，今天很难再保持任何意义上的神秘了。

虽然德纳芙说的是法国，但其实她的说法显然已经溢出了法国。就像本雅明曾经论述过的，在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里，艺术品没有了那种闪耀着某时某地独一无二的光晕（aura），因为一切都是仿制，无所谓原作。而联系德纳芙的说法，同样可以认为，随着数码科技的兴起，明星的光晕也消失了。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林在《电影明星们：明星崇拜的神话》一书里说明星宛如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经历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浪潮，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民权运动、平权运动的洗礼，明星的民主化进程日益加速。而到了数码时代，明星制黄金年代像葛丽泰·嘉宝那种一朝息影就永远退出公众视线的明星几乎不可能再有了。

德纳芙说的固然是事实，但我认为，明星的陨落，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明星神秘性的弱化。明星人设化的转变，背后其实是明星的意义和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换句话说，今天的明星和德纳芙那个年代的明星已经不是一回事。

理查德·戴尔在《明星》一书里通过“明星形象”（star persona）这一概念来分析明星的生产与消费。当我们在说明星形象的时候，指的不仅仅是那个作为肉身存在的明星，还包括他的荧幕形象，包括我们对于他的评论，兼而有之，明星形象是一套话语。

当明星被人设化，意味着明星不再具有整体性，不再有整体的人格，他们只是作为一个角色，即所谓人设，就像零部件一样。人设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在娱乐工业的生产线上，已经有一整套现成的模具，而人设明星只需要按照经纪公司的打造，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填到那个模具里，也就是所谓的“卖人设”。当我们说一个明星是某个类型的人设的时候，便意味着这个明星不再具有明星形象意义上的整体性，他只是一个物件，一个碎片化的存在。整体性的意思是说，他可以随时游离，不按常理出牌，这个形象是有弹性的。你能想象张国荣是什么人设？王菲是什么人设吗？张国荣和王菲都是很难被某个单一的人设定义和驯服的，因为在那个年代明星更具有某种整体性。

因此可以这么说，今天的明星是一个缺乏深度的主体，这个缺乏深度不是一般说的这个人没有内涵的意思，而是说当我们把今天的人设明星视为一个文本，我们去看他的作品、私生活乃至他的言论等等，所有各方面综合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文本的丰富性是不够的，是单一的，因为他由内到外都是按照一个既定的人设打造出来的，他遵循的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逻辑，一好百好，一旦人设设定，就要永远演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用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明信的说法，把人设明星称为缺乏深度的主体，或把人设明星的明星形象称为缺乏深度的文本。

然而，有趣的是，在人设时代，我们却依然用很多“前人设”时代的批评语言去评判明星。譬如，我们说到范冰冰，经常说她火得发紫，但是没有代表作。但我们的批评语言可能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代表作分明是前人设时代的标准。因为对于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明星形象而言，必须要有代表作的支撑，明星形象才能成立。而在人设时代，人设是第一位的，作品是次要的。抛开范冰冰这样深陷于缺乏代表作质疑的不谈，近年来被封为无数人心目中女神的一直形象正面的俞飞鸿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也是卖人设的。

明星成为零部件，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这本身也是晚期现代的文化逻辑。按照台湾学者何春蕤的说法，可以用“模组化”（module）这个概念来理解。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日益细致化的技术分工已经促使生产过程极度分割，工业设计得以用高度精密的模具来达成零件的标准化和精确性，也使得产品结构合理化，更易于自动化生产与组合，零件的互换性因此达到极致，有利于当代消费型产品频繁的更新换代、创新升级，以进一步刺激市场消费。娱乐工业也是如此，今天明显的打造也是按照模组化的逻辑，打造出不同的类型，每一个人都自立山头，但每一个人又可以被同类的人设明星所取代，因为他不再具有完整性，而只是零件。如果那条某个明星的人设崩塌，会有其他明星去填补这个人设。这和娱乐圈一般意义上的新陈代谢也不是一回事。王菲或许在唱片销量可以被后来者张惠妹等人取代，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自然事件，因为作为整体性的王菲有不可替换性，无可复制。而鹿晗哪天被另一个小鲜肉取代，则是一个程序事件，因为他只是无数雷同的零件中的一个。

进击的粉丝：明星人设的隐形操控者

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设和人设崩塌，如果仅从明星的角度来看，不能窥其全貌，还需要考虑另一重重要因素即粉丝。我们可以看一下三组关于粉丝的剪影，分别对应三个时代。

第一组：1926年全世界的情人鲁道夫·瓦伦蒂诺在纽约病逝。山雨欲来风满楼，经济危机爆发前夕的纽约一片愁云惨雾。瓦伦蒂诺的不少影迷自杀了，他们不相信没有瓦伦蒂诺的股市还能继续开盘。他们无力改变没有瓦伦蒂诺的演艺圈的格局，无力撼动一个没有瓦伦蒂诺的世界，只好以自己的肉身献祭。

第二组：在90年代最火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里，有一集讲的是关凌扮演的少女圆圆疯狂迷恋张国荣，满屋子贴着他的肖像画，可谓“不疯魔不成活”。故事的最后，张国荣阴差阳错没有来成，来的是他的经纪人，小姑娘的追星癔症就此被治愈。那些年，大多数追星族也都像圆圆这样，追到极致也不过满屋张贴偶像海报，或者把偶像照片贴在笔记本里夜夜睡前温习。

第三组：2016年，李易峰粉丝团控诉其经纪人失职，不少媒体用了“逼宫”这么惊悚的词。什么叫逼宫呢？古时候大臣强迫帝王退位，这叫逼宫。从这个词我们就可以看到，古代的政治体制其实是皇帝和大臣间的“猫捉老鼠”，权力互相制衡，完全不像古装剧里皇帝可以动辄下圣旨将大臣午门斩首，因为其实大臣也在制衡皇帝。

这三组粉丝剪影里，粉丝的狂热是相同的。但不同之处在于，在前两个时代，粉丝和明星的关系、力量对比是不同的。在第一组和第二组的时代里，粉丝充其量只是娱乐工业的局外人。换句话说，尽管粉丝的好恶会影响到一个明星的知名度，但更多时候，粉丝都是一种事后干预，他们处于这个行业链条的末端，对于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他们并没有多少话语权。

长期以来，在西方的学者眼中，受众的形象往往是负面的，甚至是群氓，最著名的莫过于勒庞的《乌合之众》，以及奥尔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中对于大众政治兴起的担忧可见一斑。因此，粉丝往往被认为是被娱乐工业、明星、媒体的话语操控的。90年代初，美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曾提出更积极的受众理论，他不认为受众只是简单地接收信息发出者提供的内容，相反他们会进行反抗性的阅读，会主动建构自己的意义。但费斯克在积极肯定受众主动性的年代，受众充其量也只能打打游击战，如果他今天再来看粉丝，会发现今天的粉丝行为是他理论的最佳注脚。

今天的粉丝通过自产新闻，可以主导明星的走向，超级话题、微博互动、帮明星打榜等等。可以说，粉丝推动了明星的走红，Tfboys是最好的例子。也就是说，明星和粉丝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不仅从象征层面的仰望与被仰望的关系转变，而且变成了一种协商式的关系。也就是前面我用的那个皇上和大臣的比喻，互相制衡。如果明星不符合自己的期待，粉丝可以主动粉转路人，乃至粉转黑。

在理查德·戴尔和埃德加·莫兰写出关于明星研究的奠基之作的年代，他们都承认明星是一种商品，但不同于一般商品，明星这种商品的消费，还带有某种钱现代社会里的赠与被赠的色彩，或者有某种礼物的逻辑。而今天的年轻粉丝，在通过明星来打造自己的身份认同时，更接近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他们会货比三家，很少再有瓦伦蒂诺时代那样从一而终的粉丝。一旦明星的人设崩塌，他们会立即粉转黑。正如同有篇文章的标题所讲的，“薛之谦：昨天说爱你的人，今天推你下深渊”，粉转黑，这是今天粉丝的行为逻辑。我们每每被所谓“脑残粉”们的一厢情愿所不解，但其实粉丝的倒戈和无情也同样让人咋舌。换句话说，明星人设化的时代，明星不是以前的明星，粉丝也不是以前的粉丝了。而明星的人设化，可以被看成经纪公司和粉丝合谋的产物。正如前面说过的，明星是零部件，而作为消费者，粉丝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随意搭配，以此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而粉丝对于明星的这种人设化消费，同样用何春蕤的“模组化”来进行理解。不同的消费者主体以自己的方式打造明星模组，从而打造出自己。

今天明星的人设可以一夕之间就崩塌，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粉丝更主动了，他们自己打造出来的模组，可以轻易就推翻。的确，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