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大儒吕留良是如何讲孔孟之道的？

【编者按】

吕留良为清初著名理学家、出版家和诗人。终其一生主张反清复明，死后受雍正时期“曾静策反案”牵连，遭剖棺戮尸，其子孙门人亦受牵连，堪称清代文字狱之首。

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吕留良全集》。今年1月，中华书局将吕留良《四书讲义》单行本编入“理学丛书”。日前，《四书讲义》的简体横排点校本纳入“中华国学文库”。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及吕留良的《四书讲义》时道：“余读其书，其发明朱子义理，诚有极俊伟为他家所未及者，而尤在其政论。自朱子卒至是四百余年，服膺朱子而阐述其学者众矣，然绝未有巨眼深心用思及此者。晚村良不愧清初讲朱学一大师，于晦庵门墙无玷其光荣。”

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张天杰在《四书讲义》序言中也提到，“吕留良一生从事朱学，然与当时其他讲理学者不同，不以语录、讲章行世，而以时文评选著称，《四书讲义》便是其时文评选之中发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相关义理的精华。”

下文为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所摘张天杰为《四书讲义》所作序言全文。

吕留良（一六二九—一六八三），字庄生，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斋老人、南阳布衣，暮年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浙江崇德县（康熙元年改名石门县，今属桐乡市崇福镇）人。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理学家、时文评选家、刊行程、朱遗书著称的出版家，后三者则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其相关成果之一便是《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以下简称《四书讲义》）。此外，吕留良还著有《何求老人残稿》、《吕晚村先生文集》等，今有俞国林兄汇编为《吕留良全集》十册。

一

吕留良的本生祖吕熯，明嘉靖时的江西淮府仪宾，尚南城郡主，后为侍养父母而与郡主一同回籍。本生父吕元学，万历二十八年（一六○○）举人，后谒选为繁昌知县，兴利除弊，有循吏之称。吕元学育有五子：大良、茂良、愿良、瞿良和留良。其中吕茂良，官刑部郎；吕愿良，官维扬司李。吕元学卒后四月，侧室杨孺人生下吕留良。吕留良诞生之后，其母无力照料，便将他交给三兄愿良夫妇抚育。吕留良三岁时，三嫂又病故，又过继给堂伯父吕元启。不久之后嗣父、嗣母，以及本生母相继过世，故而吕留良的少年时代几乎都是在不间断的服丧之中度过的，不可不谓孤苦凄凉。当时的吕家，还是一个深受明朝恩泽的官宦世家、文化世家，故而少年失怙的吕留良，还是得以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并表现得聪慧超群。

吕留良十六岁时，明亡清兴，不得不面临艰难的出处抉择。起先，吕留良散金结客、毁家纾难，曾与其友孙爽、侄吕宣忠等人参与过太湖义军的抗清斗争，失败之后吕宣忠被杀，吕留良于悲痛之中逃逸他乡。后来，因为害怕仇家陷害，羽翼未丰的吕留良于顺治十年被迫易名应试为诸生。其子吕葆中在《行略》中说：“癸巳始出就试，为邑诸生，每试辄冠军，声誉籍甚。”由此可知吕留良虽不汲汲于功名，却在举业上有着非凡的才能，而后从事时文评选而成名也就不足为怪了。直到康熙五年方才决意摒弃科考，被革去秀才，这在当时也是惊人之举，吕葆中《行略》说：“一郡大骇，亲知莫不奔问旁皇。”此时写有著名的《耦耕诗》表达其隐居不出、终老乡野的志向，其一曰：“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然而清廷却并未轻易放过吕留良，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有博学鸿儒之征，浙江当局首荐吕留良，他誓死拒荐；康熙十九年又有山林隐逸之征，吕留良闻知消息当即吐血满地，无奈只得在病榻之上削去头发，披上袈裟，后隐居于吴兴妙山的风雨庵。

即便如此，生前在节义之间的挣扎结束了，死后却依旧难以免除是非。雍正十年，受到曾静案的牵连，吕留良被剖棺戮尸，甚至连累子孙以及门人，或被戮尸，或被斩首，或被流徙为奴，罹难之惨烈，可谓清代文字狱之首。

以上之所以稍稍详述吕留良生平，是因为其遗民心态之曲折，与其学术思想之发展息息相关。

二

吕留良一生从事朱学，然与当时其他讲理学者不同，不以语录、讲章行世，而以时文评选著称，《四书讲义》便是其时文评选之中发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相关义理的精华。

时文，也即八股文、《四书》文，又称经义、制义、时艺等。明 清两代科举考试的第一场，就是以八股文的形式考试学子，且以《四书》中的句子命题，故而对于《四书》以及朱学是否有着正确的理解，也是科举成败的关键。当然，这样的评判标准，是建立在学风、士风端正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生逢明清之际的乱世，学风、士风皆难免乖戾，这在结社、选文上表现尤其突出。吕留良在《东皋遗选序》中说：“自万历中，卿大夫以门户声气为事，天下化之。士争为社，而以复社为东林之宗子，咸以其社属焉。自江、淮讫于浙，一大渊薮也。……凡社必选刻文字，以为囮媒。自周锺、张溥、吴应箕、杨廷枢、钱禧、周立勋、陈子龙、徐孚远之属，皆以选文行天下。选与社，例相为表里。”当时的复社、应社、几社，以及吕留良之兄吕愿良集合浙省十馀郡文士所举的澄社，吕留良之友孙爽、侄吕宣忠所举的征书社，也都有选文之举。而举征书社之时，年仅十三岁的吕留良就有参与。

吕留良两度从事时文评选，并成为与艾南英、陈子龙等齐名的时文名家。其前期的时文评选时间较短，顺治十二年至十八年，应陆文霦之邀而开始时文评选，主要由于出处节义而内心苦闷彷徨，故借以填补其心；康熙五年被革去秀才之后，再度从事时文评选，直到康熙十二年，一方面是因为放弃诸生后治生之需要，如在《与董方白书》中就说：“选文行世，非仆本怀，缘年来多费，按此粗给，遂不能遽已。”另一方面是因为寄托议论、讲明义理之需要，《与施愚山书》说：“某跧伏荒塍，日趋弇固，偶于时艺，寄发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痒中自出之声，而赏音者以为有当于歌讴。”吕留良便在家中开设了天盖楼书局，自己刊刻发行所评选的时文选本，摆脱了书商约定评选时限、篇幅等约束，不只是收入的增加，而是真正实现改革时文，并借此弘扬朱子理学了。

关于吕留良为什么致力于时文评选，还需要说明三点。其一，吕留良对于晚明士人的结社、选文之风并不满意，认为是“以门户声气为事”，在《东皋遗选序》中就说：“于是郡邑必有数社，每社又必有异同，细如丝发之不可理。磨牙吮血，至使兄弟姻戚不复相顾。”士风之坏，除了结社还有评选时文，吕留良在《答赵湛卿书》中说：“盖选手二字，某所深耻而痛恨者，不幸其行迹如之。尝谓近世人品文章，皆为选手所坏。”他本人亲自从事选业十多年，故深知其中的弊病，确实当时“选手”多有“龌龊肺肠”，以至于坏了“人品文章”，吕留良之所以以选手为耻而又坚持评选，就是为了矫正不良之风。

其二，吕留良对八股取士并不认同，但也不认为问题出在八股上。他在《戊戌房书序》中说：“自科目以八股取士，而人不知所读何书。探其数卷枕秘之籍，不过一科贵人之业。”科举考试以八股文的考试为重，导致许多考生的枕边秘笈只有时文评选的册子了。不过究其病根，却并不在八股取士上头。吕留良接着说：“然以为科目之弊专由八股，则又不然。……夫科目之弊，由其安于庸腐，而侥幸苟且之心生。文气日漓，人才日替，陈陈相因，无所救止。”应该说他看得还是很准的，科举的弊病根源在于人心，也就是“侥幸苟且之心”，再养成“庸腐之习”，“故愚以为欲兴科目，必重革庸腐之习而后可”。吕留良之所以投入于时文十多年，就是希望用好的时文，来驱逐恶的时文。事实上，时文也有好文字，比如吕留良曾将自己所作时文汇集为《惭书》，为此书作序的黄周星说：“若如用晦所作，雄奇瑰丽，诡势瑰声，拔地倚天，云垂海立。读者以为诗赋可，以为制策可，以为经史子集诸大家皆无不可。何物帖括，有此奇观，真咄咄怪事哉！使世间习此技者皆如用晦，则八股何必不日星丽而岳渎尊也？”因此，吕留良以时文名家的身份来做时文评选，也就能顺理成章了。

其三，吕留良更为在意的是，通过讲章、时文反对俗学、异学。什么是俗学、异学？吕留良《四书讲义》卷一说：“除却俗学、异学，即是大学之道。俗学者，今之讲章、时文也；异学者，今之阳儒阴释以讲学者是也。”也就是说当时广泛流传的时文、讲章都是俗学，主要由村师所授；晚明以来的讲学先生多半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将佛、道等异学杂入儒学之中，他们所讲都是异学。对此问题，吕留良还在《答叶静远书》中有说明：“病在小时上学，即为村师所误。授以鄙悖之讲章，则以为章句传注之说不过如此；道以猥陋之时文，则以为发挥理解与文字法度之妙不过如此。凡所为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初未有知，亦未尝下火煅水磨之功。”俗学与异学导致士人“以为章句传注之说不过如此”，“以为发挥理解与文字法度之妙不过如此”，因此不对“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下火煅水磨之功”，还自以为已有所得，结果就是离正道越来越远了。所以，吕留良要用时文评选来重新讲明章句传注，讲明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以及八股文的文字法度，把被俗学、异学搞得乌烟瘴气的讲章、时文风气端正过来。

此外，还需要再补充一点，端正士人之心也只有时文最为有效。吴尔尧《天盖楼大题偶评序》中曾引吕留良的话：“读书未必能穷理，然而望穷理必于读书也。秀才未必能读书，然而望读书必于秀才也。识字未必能秀才，然而望秀才必于识字也。……舍此识字秀才读书者而安望耶？”在吕留良看来，直接针对士人，也即识字秀才，改变士风、学风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人人都离不了的时文，以最为优秀的评选来作引导，从而端正人心，维挽世道。吕留良以时文反时文，因而著成一系列著名的时文选本，以及后人汇编的《四书讲义》等书，整整影响了有清一代。诚如对吕留良评述最为全面而实在的钱穆先生在《吕晚村学述》中所说：“在彼之意，实欲拔赵帜，立汉帜，借讲章之途径，正儒学之趋向。”

对于时文，吕留良也有矛盾的心态，在《与吴玉章第二书》中说：“取圣贤之书，虚心玩味，先通其文义而渐求其理之所归，不必作时文。有所见，即作古文论说亦得，或作讲义、或作书牍亦得。”他认为读书有得，与其写八股时文，不如写古文或讲义、书牍，也就是说作时文不见得真有必要了。

三

吕留良时文评选的著作主要有《天盖楼偶评》、《天盖楼制艺合刻》、《十二科小题观略》、《十二科程墨观略》、《唐荆川先生传稿》、《归振川先生全稿》、《陈大樽先生全稿》、《钱起士先生全稿》、《黄陶庵先生全稿》、《黄葵阳先生全稿》、《江西五家稿》、《质亡集》等。后来则有吕留良的弟子，将这些时文选本之中的吕氏评语摘出，并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顺序加以重新组合，重要的版本有以下三种：周在延编《天盖楼四书语录》四十六卷，清康熙二十三年金陵玉堂刻本；陈鏦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四十三卷，清康熙二十五年天盖楼刻本；车鼎丰编《吕子评语正编》四十二卷附严鸿逵记《亲炙录》八十九条《吕子评语馀编》八卷附《亲炙录》六条，清康熙五十五年顾麟趾刻本。上述三书，体例大略相当，编次最全则为《吕子评语》，其正编发明书义，内容与《语录》、《讲义》大致相当，其《馀编》论文章作法，为此书独有，然此书最晚出，而十二年后曾、吕文案发，车鼎丰兄弟以刊刻逆书与严鸿逵等往来获罪拟斩，故此书流传最少。因此，在康熙后期以及雍正初年，流传最广则是《四书讲义》，故而后世学者研究吕留良对《四书》的诠释，对于孔、孟以及程、朱等义理的阐发，特别是其朱学思想的主旨，还是通过《四书讲义》一书。下面就以此书为主，并辅之《文集》，来探讨一下吕留良的《四书》诠释以及朱学思想。

关于吕留良是否笃信朱学，学界多有不同说法，其中影响颇大的则是全祖望在《小山堂祁氏遗书记》之中的说法：“初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澹生堂书，南雷亦以束脩之入参与。交乃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托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全祖望的说法影响极大，比如章太炎《书吕用晦事》就说吕氏之学“本非朱学”，“乙太冲主王学，欲借朱学与竞”。且不说吕留良是否有与黄宗羲竞争之意，但看其学术发展脉络，即可知其于朱学必然自幼精通。如其在《复王山史书》中说：“某荒村腐子也，平生无所师承，惟幼读经书，即笃信朱子细注，因朱子之注，而信程、张诸儒，因朱子、程、张而信孔、孟。”吕留良自幼熟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并认为由朱子可至二程、张载，再至孔子、孟子，也就是说笃信朱学为儒门正宗。再者，吕留良少年时代就钻研时文，而时文成败在于是否对《四书》之精义、实学有所精通，故由此亦可知其必然笃信朱学。康熙初年，也就是黄宗羲到吕家处馆之时，吕留良在与张履祥的信中说“平生言距阳明，却正坐阳明之病”，也就是说与当时的大多士人一样，他也受过王学影响，但并不能说放弃了朱学的立场，也正因为有点朱、王调和之心态才会与黄宗羲交往，然在康熙五年之后则渐渐放弃调和，转而推尊朱学，故而与早就转向朱学的张履祥多方联系。康熙八年，张履祥到吕家处馆之后，吕留良的朱学自然也就更为精进了。

明清之际推尊朱学的学者极多，而吕留良并非简单的“尊朱辟王”，其本意并不在王学，而只在于朱学。吕留良《答吴晴岩书》说：“凡天下辨理道、阐绝学，而有一不合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者，盖不独一王学也，王学其尤著者尔。”吕留良认为只有朱子之学才是孔孟正学，不合朱子者都是异学，都需要辟之，除了王学，还有佛学，还有陈亮之类的事功之学，如《四书讲义》卷十六说：“学术义利之分不可不辨，亦即朱子与龙川力辟之旨也。”吕留良认为，儒门正学唯由朱学而上，方可讲求。最为完整的一段论述在《复高汇旃书》中：“金溪之谬，得朱子之辞辟，是非已定，特后人未之读而思耳。若姚江良知之言，窃佛氏机锋作用之绪馀，乘吾道无人，任其惑乱；夷考其生平，恣肆阴谲，不可究诘，比之子静之八字着脚，又不可同年而语矣。而所谓朱子之徒，如仲平、幼清，辱身枉己，而犹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为非。此道不明，使德祐以迄洪武，其间诸儒失足不少。……故姚江之罪，烈于金溪，而紫阳之学，自吴、许以下已失其传，不足为法。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当真得紫阳之是。《论语》‘富与贵’章，先儒谓必先取舍明而后存养密。今示学者，似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扎定脚跟，而后讲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术，穷陆派之狐禅。盖缘德祐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先儒不曾讲究到此，时中之义，别须严辨，方好下手入德耳。”吕留良指出，宋代陆九渊（金溪）流于佛禅而非儒门正学，经过朱子的严词辟陆，是非得以分辨，到了晚明时代的王阳明（姚江）则更流于佛禅，且多权诈，故而危害比陆九渊更甚。所以要辟邪，当纠正王学之非；而要纠正王学之非，则又要先得朱学之是。吕留良还指出，自从宋末德祐年间以来，诸如元代的许衡（平仲）、吴澄（幼清）等人，也是徒有尊朱之名，未得朱学之真，因为他们在元代的异族统治之下“辱身枉己”；而朱学之真则是“必先取舍明而后存养密”，也就是“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扎定脚跟，而后讲致知、主敬工夫”。在吕留良看来，这一道理朱子等先儒也未曾十分讲究，因为他们未曾经历类似“德祐以后”那种天地亘古未有的变化，而吕留良本人则经历明清鼎革的变化，对于“出处”之中的节义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

在《四书讲义》之中，也多有阐发先讲明出处、辞受而后方可讲明致知、主敬的观念，这方才是吕留良朱学的根本所在。他所认为的朱学的真精神，就在立身行己之道，也即重节义、反功利。钱穆先生的《吕晚村学述》也说：“讲理学正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扎定脚跟，而岂理气心性之空言，所能辨诚伪、判是非？此一主张，乃畅发于其《四书讲义》中。亦可谓当晚村之世，惟如晚村，乃始得为善述朱学也。”《四书讲义》卷三十五说：“近来多讲朱子之学，于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之真。其忧有甚焉者，开堂说法，未开口时，先已不是，又何论其讲义、语录哉！故今日学人，当于立身行己上，定个根脚。”卷三十八则说：“圣贤于出处去就、辞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识权变，只为经天纬地事业，都在这些子上做，毫厘差不得耳。”能够做到大圣大贤的人，都是在出处、辞受上必有坚持，经天纬地事业也都从细微小事上做起，所以立身行己，毫厘差不得。《四书讲义》卷七中也说：“人必取舍明而后可以言存养。吾见讲学宗师，谈心论性，诃诋古人。至其趋羶营利，丧身失脚，有不可对妻子者，吾不知其所讲者何事也。”吕留良讲《四书》、讲朱学，其出发点都是节义之道，所以认为将心性说得高妙没有益处，更何况空谈心性而自身节义无一可取，或趋于功利而“丧身失脚”。吕留良并不是说“谈心说性”，以及讲求存养工夫本身有误，而是说学问也有一个先后之分，也即节义最为重要，先讲求立身行己的工夫，然后才是存养工夫；也只有先讲明立身行己，方才能够不趋附于功利以至丧身失脚。

再看吕留良所论夷夏之防，其实也就是从节义之道出发的，指出必须讲明节义，反对功利。《四书讲义》卷十七“子贡曰管仲”章说：“圣人此章，义旨甚大。君臣之义，域中第一事，人伦之至大。若此节一失，虽有勋业作为，无足以赎其罪者。若谓能救时成功，即可不论君臣之节，则是计功谋利，可不必正谊明道。开此方便法门，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谁不以救时成功为言者，将万世君臣之祸，自圣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前人对此章关注极多，唯有钱穆先生强调吕留良讲《春秋》大义“为域中第一事者”，其立足点是在节义，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盖夷夏之防，定于节义，而摇于功名。人惟功名之是见，则夷夏之防终隳。人惟节义之是守，而夷夏之防可立。”钱穆先生的诠释当是符合吕氏原意的。在吕留良看来，夷夏之防固然当守，此本不必多言，然而需要讲明的则是如何守其防，唯有先明节义而已；至于夷夏之防与君臣之义的选择，也就在于节义的大小，而不在于功名的大小。吕留良还说：“若将尊王另分在僭窃上说，此功不足赎忘君雠之义也。圣人论管仲，只许其功，并未尝有一言及于纠、白之是非也。”此处也是吕氏不同于朱子之处，朱子还在辨析公子纠与小白谁大谁小以及“君雠之义”，而吕留良则指出，不必论及公子纠、小白的是非，更不必论及功名，只要讲明管仲所作所为的节义之大小。至于朱子等先儒为什么在此问题上会有纠结，吕留良关于此章的评语原本还说：“要之，此一段道理，先儒不曾经历讲究，固难晓然耳！”此段保留在《吕子评语》卷十七，而《四书讲义》则没有收录，然而却可从此看出吕留良对于《春秋》大义的思考，也是与其经历明 清鼎革之变，在节义上有新的体证相关的。吕留良还说：“此章孔门论出处事功节义之道，甚精甚大，……后世苟且失节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谓不识死活矣。”也就是说，此章真正需要辨析的就是节义与功名之别，节义大小必须辨析，而功名无论大小都要服从于节义，如不重节义而重功名，就会被失节之徒给误用了。

再看《四书讲义》所论君臣、封建与井田，也是在辨析节义与功利。卷六说：“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卷三十七中说：“君臣以义合，合则为君臣，不合则可去，与朋友之伦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恶，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即是君臣之礼，非君臣之变也。只为后世封建废为郡县，天下统于一君，遂但有进退而无去就。嬴秦无道，创为尊君卑臣之礼，上下相隔悬绝，并进退亦制于君而无所逃，而千古君臣之义为之一变，但以权法相制，而君子行义之道几亡矣。”因为君臣之义，来自天理，故而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这在周代的封建制之下比较容易实现，在郡县制、大一统之下则很难实现，所以说“有进退无去就”，更何况“尊君卑臣”以至于君臣上下悬绝，更无法实现士大夫的节义了。所以说吕留良之所以重新辨析君臣关系，并倡导封建、井田，也就是因为倡导“君子行义之道”。当然，吕留良也深知封建制并不是没有害处。卷三十九说：“五兵作而杀戮多，封建制而争战烈，圣人岂不知之？然必不可已者，其利害有大小也。后世不知圣人深意，以一姓之私，废生民之公，究其子孙受祸尤酷，流未有之毒于无穷，则何益矣！”此条可见吕留良总是超越常人的认识，指出一般认识背后的利害大小，也即节义大小之别，能够明辨出处节义是第一位的，这方才是“圣人深意”。所以，卷三十四说：“封建井田之废，势也，非理也；乱也，非治也。后世君相因循苟且，以养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复返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忧而必争者，正为此耳。虽终古必不能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望圣王之复作，今托身儒流，而自且以为迂，更复何望哉！”吕留良认为后世废封建、井田，然后因循苟且，都是一种私利之心，然而就算终古必不能再行封建、井田等上古的制度，儒者也不可不坚持立场，否则的话，就是所谓曲学阿世，成了孔、孟、程、朱的罪人，儒者还当有一点迂拙，而死守其节义，方为世人留存一份希望。

综上所述，经由吕留良重新诠释的朱学，彰显了儒学的节义之道，为人为学当重节义而非功名利禄，以此考量历代学者，如后世之朱学者，亦先问其出处、辞受之际的节义如何。这种朱学，乃是易代之际学术的一种典型，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吕留良的朱学方才是真正结合其时代的朱学，也是真正承继了朱子，乃至孔、孟的儒家真精神。这种思想的特出，与吕留良独特的遗民心态密切相关，历经家族与个体于明清两代之际的多层面的交涉，以及反复挣扎，方才会尤其重视出处、辞受所体现的节义之道。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长，就其人生之抉择而言，越来越坚定其明之遗民的角色，至于毫无假借；就其学术之抉择而言，越来越趋向于朱学，亦至于毫无假借。所以说，对其学术思想当有同情之了解，则必须对其遗民心态之曲折亦当有同情之了解。

四

吕留良的时文评选以及之后的《四书讲义》，在康熙、雍正乃至曾、吕文案之后，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其影响之主流则是对于朱学的弘扬，对于节义之道的弘扬；而支流，或者说往偏执一面的理解则是夷夏之防。

受其直接影响者非陆陇其（字稼书）莫属，陆氏所著《松阳讲义》称引其当世学者唯有吕留良最多，钱穆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说：“稼书议论，颇有蹈袭晚村。”且就“蹈袭”还有小注：“稼书《松阳讲义》十二卷，其间称引晚村者不下三四十处，迹尤显也。”此后，还有多种版本的《四书》类著作，也都引用了吕留良论《四书》，如王琰编撰的《四书绎注》，钱穆先生提及时称其为《吕陆四书绎注》，该书于《四书》各章先摘录吕留良、陆陇其二人之评语，再附以己说。还有李沛霖、李祯编撰的《四书朱子异同条辨》与张庸德增补的《四书尊注会意解》等，因为大量引用吕留良之评语而遭到清廷的禁毁。至于其影响之广大，则可举隐居深山的王夫之，在其《搔首问》一书中也提到吕留良：“近有崇德人吕留良字用晦，极诋陆、王之学，以卫朱子之教，是已。”王夫之不完全认同吕留良，然而也极为关注其尊朱辟王之影响。戴名世《九科大题文序》说：“吾读吕氏之书，而叹其维挽风气，力砥狂澜，其功有不可没也。……而二十馀年以来，家诵程、朱之书，人知伪体之辨，实自吕氏倡之。”此外，还有王应奎《柳南续笔》说：“本朝时文选家，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王弘撰《山志》也说：“近时崇正学、尊先儒，有功于世道人心者，吕晚村也。”可见在当时吕留良的书风行海内，且真正起到了推尊朱学，维挽士风的作用。到了晚清，文网稍宽，吕留良《四书讲义》等书再度风行，如曾国藩在同治四年七月的家书中就说时文要读吕晚村，再如张謇《吕晚村墨迹跋》说：“读晚村批评之制艺，义本朱子，绳尺极严，不少假贷，缘此于制举业稍睹正轨。”由此可见，无论八股时文写作，或是推尊朱子，吕留良的影响都是覆盖有清一代的。

再说受吕留良影响之支流，其特出者便是曾静，曾氏《知新录》说：“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至于雍正帝驳斥吕留良，倒是下了一番功夫，且从节义入手，也可谓击中要害。雍正七年四月上谕说：“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身为本朝诸生十馀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有如是之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雍正帝并不详论吕留良之阐发朱学，而论其于明清两朝之关系，论吕氏最为关切的节义、功利，确实也道出了吕氏心中隐痛。后来命朱轼等人编撰《驳吕留良四书讲义》，然此书未被收录《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书大都肤末之论，意在逢迎而已。

五

如今再读吕留良《四书讲义》，自然还当重视其对于朱学的阐发，诚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书中悉就朱注发挥，然体会有得，多有比朱注更精更切者，时亦自出己意，不能尽合朱子。……自成吕氏之书，非一般遵朱不敢失尺寸者可以同语也。”吕留良对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诠释实在难能可贵，虽其中论析不尽合于朱子，然亦是极有价值的。

吕留良《四书讲义》晚清以来虽有影印翻刻，然缺少一部点校整理本，则其中朱学精华终究无法为研究学习者广泛阅读。精研吕留良二十年的俞国林兄，慨然力任此事，去年出版的《吕留良全集》，其中收录的《四书讲义》就是第一个点校本；今年则又将《四书讲义》再度修订，出版单行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单行本与《全集》本在体例上作了改变，将吕氏讲义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逐条对应，以便对比考量吕留良朱学诠释的成就。精心的点校，方便的体例，故而新版《四书讲义》当是三百多年来最佳的一个版本。吕留良弘扬朱学、《四书》学功不可没，国林兄亦功不可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