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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学发轫于全球经济兴起时，这绝非巧合

柯浩德

2022-05-09 17:22

【编者按】

《交换之物：大航海时代的商业与科学革命》一书是作者柯浩德（Harold J. Cook）潜心研究20余年的成果，重新解释了科学革命的原因，并试图厘清近代科学发展与商业全球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17世纪，远洋贸易的繁荣将“新世界”带到欧洲人眼前，荷兰掀起“郁金香热”。为了得到一颗球茎，有些人甚至不惜卖房卖地。曾被当作洋葱吃掉的郁金香球茎，成为引爆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伴随着商业全球化的发展，人们不仅享受着未知世界的财富，更渴望全面了解客观世界，目光从探索神学的世界转向关注世俗世界，从追问神谕转而追逐利益——靠倒卖商品和信息为生的经纪人出现；东方的药材、香料在欧洲迅速流行；不带任何宗教偏见的新型大学建立；荷兰医生可以和在日本的同事一起研究针灸和艾灸，翻译中医文献……贸易与交换不仅让世界各地的商品物资流通，更带动了知识、文化的传播，信息经济兴起，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随之改变，激发了科学的诞生。柯浩德将大航海时代的经济史、社会史、医学史、思想史整合在统一的框架内，发现科学革命是由商业、交换全球化引发的，科学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交换的历史。本文摘编自该书第十一章《结论与比较》，澎湃新闻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发布。

医学和自然史显然是近代早期兴起的重要科学，不仅在荷兰共和国，甚至在整个欧洲都是如此。历经150多年，从克鲁修斯到布尔哈弗，通过使用五官并辅之以理性而得到的知识，荷兰知识分子据此找到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希望以此来描述和解释自然。知识不仅有实用性，而且兼具品位和鉴赏力。准确的描述性知识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和乐趣不仅受到新哲学的主要提倡者的赞扬，也被关注欧洲科学的其他学者所重视，例如对这些问题极感兴趣的日本学者。许多提倡者承认，由于这种知识植根于身体经验，因此其来源并非抽象的理性，而是激情。因此，旧的认知方式的倡导者担心，新科学提供的解释必然会偏离对不朽灵魂固有的良善的认识，从而导致混乱和无神论。但新哲学仍然激起人们的兴趣，引起公众的注意，并在权力中心区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人们在新哲学中所看重的东西与商业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商人对自然真相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自然真相对商业也是不可或缺的。其他许多对身体经验有着充分认识的人，尤其是医生，也是如此。当然，新哲学与交易本身无关。然而，与欧洲商业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将注意力集中在自然对象上。搜集事实引发了极大的兴奋与轰动，但它不仅依赖于大量的时间、精力、专门知识、经验与金钱的投入，而且还需要协同工作。即便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信息，也必须通过大型网络的协作才能够获得。因此，耗费巨大的人力努力搜集新旧信息并进行鉴别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用现代科学史学家的话来说，近年来，我们对知识的生产开展了许多出色的研究，但也需要指出，积累与交换的方式改变了所产生的知识的种类。获取知识的优势在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使这种交流穿越文化边界，甚至无须改变人们对世界的深刻看法，而关于自然的概念和理论则深受当地文化价值如宗教或哲学观点等的影响，并且这些概念和理论并不容易被置换。因此，所谓的科学革命与第一次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世界把秘鲁的银矿与中国和欧洲联系在一起，把加勒比海的甘蔗种植园和东南亚的肉豆蔻生长区域与奴隶劳工及奢侈消费品联系在一起，把在咖啡馆和演讲厅中流传着的大量新信息与书籍以及流行于欧洲的花园、珍奇屋和解剖学教室的自然物联系起来。

在前几代人中，对细节进行研究的做法常被谴责为错误和罪恶的。但为什么这种研究似乎总能令人满意？原因并不在于提出了更好的概念，而在于改变优先次序。随着商业城市以及城市的金融资本在城市所在的更大的政治体系中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城市商人的价值观，包括他们的知识价值观，在整个社会中日益占主导地位。康斯坦丁·惠更斯关于其乡间庄园霍夫维克的长篇赞歌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在这首乡间田园诗（hofdicht）中，惠更斯以不同的方式赞扬了他的花园，他遵循了一些罗马诗人提出的主题，而最重要的主题则是由16世纪80年代的利普修斯所提出的：花园是一个逃避世俗事务（隐居）的地方，博学者在那里可以重构思想、锻炼身体。但这首诗的一些观点表现出惠更斯的诚实，他明白乡村生活的纯净是一种理想化。诗篇的末尾，一个土生土长的“满口傻话的人”指责他花了一大笔钱把有用的草原变成纯粹享乐和奢侈的地方。他用惯常的辩护回应这些批评，他说，这不仅是一个忙碌于事务之人应该得到的，而且他需要这样一个充满“温和、好客、知识、智慧、虔诚、宽容和欢乐”的地方。他补充说，他的钱是诚实地赚来的。但他并没有直接赢得这场辩论，也没有简单地断定乡村是高尚的而城市则是虚伪的。因此，这首最伟大的乡间诗总结道：“城市也是一个美好的地方。”他深知，他得以从忙碌的俗世中解脱完全得益于在城市里的商业冒险。

因此，发生在荷兰共和国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欧洲其他地方。例如，威尼斯共和国在其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巅峰时期，帕多瓦大学以培养发展新科学而闻名于世，因此，当时参议院不顾保守派的反对任命新科学的主要人物为教授。在那里，反经院哲学蓬勃发展；在那里，维萨里开展了他著名的解剖学研究；在那里，伽利略进行了他的早期研究，而与他相邻的就是兵工厂的造船工人。伽利略后来还因居住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府邸而闻名，这是另一个（曾经）由商人统治的地方，尽管这个地方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独立于天主教会。即使在像那不勒斯和罗马这样的地方，新哲学也在对物质世界有浓厚兴趣的富人的资助下蓬勃发展起来。当然，吸引这些有钱人关注的主要还是医学和自然史。新哲学在西班牙也得到了正在进行商业扩张的商人和贵族的进一步推动。在德语国家，新哲学渗透到了奥格斯堡、汉堡和罗斯托克等大商业中心，甚至还渗透到了正试图推进国家商业发展的王室宫廷。事实上，在中小盟国中被称为“重商主义”（cameralism）的经济发展计划，即有力地利用了政治体的概念，并把重点放在了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上。在瑞典，类似的关注还启发林奈提出了他的简单方法，帮助学生和外行人在野外调查时对有用的植物进行描述，并由此诞生了双名法体系。

在法国，君主政体试图在宗教战争之后刺激国家进一步发展，在此过程中，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任命接受过新医学和自然史训练的人来负责他在巴黎建立的花园——他还鼓励在花园里进行化学教学——以及负责他在首都建立的促进商业和科学发展的机构，如地址办公室（Office of Address，Bureau d'Adresse），这里也是泰奥夫拉斯特·勒诺多（Théophraste Renaudot）的研究院。17世纪中叶，热衷于研究新科学的人成立了非正式社会团体，他们聚集在一起，围绕在写信者马兰·梅森、亨利—路易斯·阿贝尔·德·蒙莫尔（Henri-Louis Habert de Montmor）和梅尔基塞代奇·泰夫诺特周围。在他们的会议中，参与者可以讨论和见证，甚至参与示威活动。虽然没有得到巴黎大学的支持，但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贝还是于1666年创建了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s），这是他为法国增加财政收入计划的一部分。科尔贝让院士们研究王国地图，制定疏浚河流和港口的计划，以及研究自然史。此后不久，他在卡昂特许成立的学院也从事医学和自然史的研究。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新科学的发展也受到了城市和宫廷的功利主义和兴趣品位的刺激，包括许多的早期“科学家”，如花匠特雷德斯坎特（Tradescant）父子、内科医生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威廉·哈维以及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17世纪中叶的哈特利布人士圈（Hartlib Circle）和牛津哲学学会（Oxford Philosophical Society）都关注医学和自然史议题，1660年的伦敦皇家学会以及后来在都柏林和爱丁堡成立的科学学会也是如此。无须诧异于内科医生、药剂师和其他与医学和自然史有关的人构成了早期皇家学会中的最大群体，因为这一群体的口号是“实用”。因此，也无须惊讶于整个欧洲绝大多数近代早期的“科学家”对研究、思考身体对象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但是，所有这些国家的内科医生、艺术家、爱好者和学者们并不是简单地举例说明共性，而是努力建立共性。数年来，他们旅行游历，互相了解，偶尔或频繁地交换信件、书籍和标本。例如，尽管存在宗教和政治分歧，荷兰和意大利的许多艺术家彼此仍保持联系，荷兰人与伊比利亚人、俄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法国人也是如此；荷兰人与德意志人之间的联系甚至更为紧密；即使是对于发动了3次战争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荷兰人与他们的联系也非常密切。

荷兰的发明家，如科内利斯·德雷贝尔等人在尼德兰革命期间在英国发展各自的事业，而英国内战时期流亡的保皇党人，如罗伯特·莫里（Robert Moray）辗转在荷兰共和国从事化学和类似的工作，他从同为在外流亡的化学家查理二世手中获得了皇家学会的特许状。从任何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学识渊博的人沿着既定的贸易路线频繁来往总是引人注目的。由于人们能够交换描述性信息并进行归纳概括，因此新科学声称自己是一种普遍的调查方法，即使参与其中的人对其概念基础存在疑虑或异议。找出真相的最好方法是与他人沟通，而城市之间通过密集的信息交流网络相互连接。因此，在整个欧洲，有类似想法的人总能频繁、持续地相遇，从而促进了知识分子“运动”的发展。

但事实是，这些艺术家极为重视收藏，他们不仅亲自搜集收藏品，还急切地从其他各类人那里搜寻感兴趣的物品。正如罗伯特·博伊尔在他早期的关于热情的研究《论实验自然哲学的效用》（Of the Usefulness of Experimental Naturall Philosophy，大部分基于医学上的期待）中所说的：

我们也不应该仅仅指望，在类似中国人这样心灵手巧的民族的著作中，关于医学治疗部分的内容会有所改善；但是，如果人们对观察和实验稍加关注的话，医生的知识可能得到显著的增长，这部分得益于助产士、理发师、老妇人、帝王和其他不识字的人的实践，这些人自然地介入了我们的医学；部分得益于印度人和其他野蛮民族，甚至也包括某些欧洲民族，在这些地方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和穷人，他们的生活中没有医生。也有一些地方，行医者从未在学校或者书中学习过医学技艺，因此他们不会鲁莽冒失地去完成一些事情，因为这对于接受诊治的病人而言是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但这些行医者的行为对有学识的睿智的观察者来说可能是很好的线索；此外，在充斥着文盲行医者的地方，常常也会有一些具体的细节，这也许是最好的资料。

正如博伊尔及其同时代人所熟知的，近代早期的医学和科学革命涉及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背景和教育，四处寻找知识——仅是简单、好奇、出人意料的知识——而像博伊尔这样的“睿智的观察者”则试图更深入地弄清这些真相的原理、功用和伦理价值。这位艺术大师走向外界，从其他人那里搜集信息、积累信息，并相互交换信息。

当时，这位艺术家所积累的经验是建立在熟悉（kennen）的知识基础上的，而不是基于因果解释（weten）的知识。严谨的自然细节的激情在解剖学家和自然历史学家的研究中极为明显。这些激情在关于天文学、机械工程以及数学的精确描述中也存在对应之物。用20世纪以来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理论物理、虚拟现实和宗教复兴的时代，科学始于物质真相而不是理论，但这一观点有时也似乎过于武断。但是，在对知识的意义进行概括之前应高度重视物质本身，这对于快速、准确地判断世俗事件仍然是必要的，也是现代信息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即使是在他们的思辨理论中，调查研究人员也在自觉地寻找“次要”原因，即寻找对事情发生方式的解释，而不是因果逻辑。

尽管遍布全球的贸易网络为人们贡献了信息，在世界各地的商业城市中，自然的知识正在被积累和交换，但是这些知识资本需要人们有意识地投资，奉献他们的时间、注意力、精力和收入，从而获取并交换物品及信息。有时候交换能够间接地带来经济利益，比如克鲁修斯或西尔维乌斯接受高薪聘请就任教授时，德·比尔斯把他的秘密出售给布拉邦特省的议会时，鲁谢把他的珍奇屋出售给俄国沙皇时。但即使如此，他们多年的巨大努力和投资也仅能获得相对微小的回报。大多数情况下，就像小斯瓦默丹，他们得到的回报远不及在对自然的调查研究中消耗的时间和金钱。因此，从经济上讲，自然对象和客观知识的积累是一种不断投入消耗剩余财富的活动，而对其再投资反映了这些调查研究人员对物质世界知识的持续关注。因此，新哲学的发展不仅依赖于各自的个人承诺，有时还依赖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富商甚至奥兰治亲王等欧洲王室贵族的赞助和庇护。许多赞助人自己也从事自然研究——或至少搜集关于自然的物品、标本和书籍——还赞赏那些为了人类的利益、教化和快乐而进行艰难的调查研究、发现新事物的人。作为赞助人，王子、富商以及那些投入金钱和精力的人对客观知识的欣赏是一致的。新哲学并非源于贵族习俗的荣耀，而是源于商业灌输的客观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