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经有三支日军踏上了中国土地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十四年抗战的开始。但很少有人想到，日本和中国并没有领土接壤，那么为何在“九一八事变”时，日军就已经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而且在中国土地上驻扎的日军还多达三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九一八事变”中进攻沈阳北大营的日军

第一支部队：关东军

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史称“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中国十四年抗战的大幕。但是日本和中国并不接壤，两国隔海相望，战争还没开始，怎么就有日本军队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挑起“九一八事变”的就是日军的关东军，关东军的名字就是因“关东州”而来。早在1898年，沙俄政府就强迫清政府把旅顺和大连湾“租借”给俄国，并把这块租借地命名为“关东州”。

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了俄国，双方签署《朴次茅斯条约》，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切特权都落到了日本手里。俄国的关东州也就成了日本的关东州。日本为了维护其在东北的殖民利益，派出2个师团约4万人的部队进驻关东州及南满铁路沿线，并设立关东总督府作为指挥机关。1905年，日本为巩固在关东州的殖民统治，在辽阳成立了关东都督府，在都督府内设立陆军部负责指挥在关东州的驻军。同时还和清朝签订了《清日东三省事宜正约》，从而在名义上取得了在东北驻军的合法性。对于这样完全漠视主权的不平等协议，软弱的清政府根本无力拒绝。

1919年4月，日本将关东都督府改为关东厅，以都督府陆军部为基础，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实行军政分治：关东厅作为司法、行政的最高机关；关东军司令部则是最高军事机关。此时关东军下辖1个师团和6个铁道守备大队、1个炮兵大队、1个宪兵队，总兵力约3万人。司令为陆军中将，关东军虽然只是方面军级别，但和其他方面军不同，直接隶属于天皇，这也彰显了关东军在日军中的特殊地位。

关东军司令部最早在沈阳，后来迁往旅顺，然后又迁回沈阳，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再迁到长春。而且关东军司令兼任日本驻伪满大使和关东厅长官，掌握伪满军政大权，是伪满洲国真正的太上皇。到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关东军司令部才一路向通化、临江撤退。

关东军司令部旧址

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已经扩充到3个师团，总兵力增至约8万人。此后兵力进一步膨胀，到1932年又翻了一番，达到6个师团。从1933年到1936年就一直保持着5个师团左右的规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兵力规模更是逐年递增，1938年9个师团，1939年11个师团，1940年12个师团。

1939年5月，关东军和苏联、蒙古军队在诺门罕发生武装冲突，结果关东军遭到惨败，日本全国震动，平沼内阁因此辞职，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参谋长矶谷廉介被撤职。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日本为了在战略上配合德国，在7月间组织了以苏联为假想敌的大规模特别演习——关特演，所辖部队也井喷式扩张，达到了31个师团，总兵力更是达到85万，这也是关东军最鼎盛的时期。而且由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关东军也被誉为“皇军之花”，成为日本陆军中最精锐的一支力量。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关东军主要担负维持“北方静谧状态”的重任，并于1942年10月升格为总军，关东军司令部也随之改称关东军总司令部。总军是日本陆军在二战期间最高级别的部队编制，下辖若干方面军，司令为陆军大将，相当于苏联的方面军或美国的集团军群，在战时日本陆军总共只有6个总军。

从1943年下半年起，为挽回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大本营开始不断从关东军抽调兵力和作战物资增援太平洋战场，不完全统计就有多达13个师团被抽调到太平洋战场。1945年4月，美军发起冲绳战役，眼看本土危在旦夕，日军又从关东军抽调了7个师团用于加强本土防御。关东军最高峰时期（1942年）80%的兵力和三分之二的作战物资被调走，曾经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已经沦落到只剩空架子的“稻草人部队”。

尽管日军征召了25万在东北的侨民组建16个新的师团，并从关内调来了4个师团，使关东军恢复到24个师团又9个独立混成旅团以及若干边境守备队，总兵力达到约57万人。但其中大部分都是1944年以后组建的毫无作战经验的新部队，而且装备奇缺，甚至连人手一支步枪都做不到。因此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出兵东北，关东军虽然拼死抵抗也无异于螳臂挡车。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关东军也因此烟消云散。

关东军向苏军投降

第二支部队：中国驻屯军

1937年7月挑起“卢沟桥事变”的则是另一支在中国的日军部队——支那驻屯军。它是日本1901年9月根据《辛丑条约》而获得的在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驻军的特权而组建的。其实早在《辛丑条约》签订三个月前的1901年6月，日本就以“护侨”、“护路”为名，成立“清国驻屯军”，司令部设在天津海光寺，兵营分别位于海光寺和北京东交民巷，另外在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也有小分队部署，根据条约规定，这支部队的总兵力为1650人。这也是日本在中国最早的驻军。

位于天津海光寺的日军支那驻屯军司令部

1912年，清朝被推翻后，“清国驻屯军”也随之改名“支那驻屯军”，由于很多人觉得“支那”是日本对中国的蔑称，所以就改称“中国驻屯军”，也因为这支部队驻扎华北而又被叫做“华北驻屯军”，还有因为其司令部位于天津而称之为“天津驻屯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于进一步侵略中国的目的，支那驻屯军扩充到10个步兵中队、1个炮兵中队和1个工兵中队，总兵力达到了2500人，远远超过了《辛丑条约》所规定的人数。

1935年12月，在支那驻屯军的策划和支持下，由汉奸殷汝耕等人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了冀东22个县和察哈尔3个县，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还组织了一支约1.7万人的自治武装，相当于华北地区的“伪满洲国”。

到了1936年4月，日本更是加快了侵略备战的脚步，彻底将《辛丑条约》的规定抛在脑后，肆无忌惮地扩充支那驻屯军的编制，达到了1个步兵旅团又2个联队的规模。根据日本公布的数据，总兵力为5700人，而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字，有人认为达到了1.4万人，甚至还有人认为超过2万人。

这样庞大的兵力部署在北平、天津、塘沽、滦县、青皇岛和山海关，华北地区的重要城市都在其威胁之下，而且支那驻屯军除了步兵，还有战军队、骑兵队、炮兵队、工兵队，以及航空大队，是一支兵种配置齐全，具备极强作战能力的野战兵团。同时其司令官也升级为陆军中将级别，由原来军部任命改为由日本天皇直接任命。这次大规模的增兵其实就是在为下一步的侵略布局。

卢沟桥事变前夕在北平的日军支那驻屯军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立即从关东军和朝鲜驻屯军调集早已做好准备的5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开入华北划归支那驻屯军指挥，并将其中的第2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旅团正式划入支那驻屯军作战序列。

1937年8月，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日军部队已经达到十多个师团，总兵力高达38万人，因此日本陆军省决定撤销支那驻屯军，以原来驻屯军为基干，将大部分在华北的日军部队整编为方面军级别的北支那派遣军，通常被称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为陆军中将，司令部最早在天津海光寺，1938年迁到北平。华北方面军下辖2个军，在抗战期间，一直都保持大约相当于9个师团的规模，总兵力约20万。

北支那派遣军最初直接隶属于天皇，后来改为由大本营直属。1939年9月，日军成立总军级别的中国派遣军，北支那派遣军随即被划入中国派遣军作战序列。1945年10月，北支那派遣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率领所部在北京太和殿向中国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投降。

1945年10月日军北支那派遣军在北平故宫太和殿向中国投降

第三支部队：上海特别陆战队

和上两支部队不同，在上海的第三支日军不是陆军，而是属于海军的陆战队。日本海军在创建之初，并没有海军陆战队的编制。日本1886年颁布的《海军陆战队概则》中，更是明确规定日本海军不设立海军陆战队，仅在必要时，舰队指挥官可将舰员临时组织起来，发给武器参与陆上作战。

从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就开始派军舰常驻上海。1897年，上海小车工人示威，日军从“大岛”号军舰上抽调20名水兵登陆，守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这是日军在上海派驻地面部队的开始。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日军见局势危急，下令驻扎在天津的日本海军“爱宕”号炮舰派出数十名水兵，携带步枪火炮进入北京东交民巷，参与使馆区的防御。这支被称为“海兵队”的临时编组的海军陆战部队在此后的作战中几乎被全歼，但对阻止义和团攻入使馆区，保障使馆区的安全发挥了很大作用。此后，从军舰上抽调水兵参与陆上作战就开始成为日本海军一种常态化的作战样式，在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1914年日军进攻青岛德军的作战中，日本海军抽调水兵组成的陆战部队表现都相当抢眼。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与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动日益频繁和深入，日本海军终于意识到需要建立一支具有较强陆上作战能力的正规陆战队。

1924年，日军在东江湾路和四川北路交汇处的四川北路2121号（原东江湾路1号）建造了坚固的陆战队司令部大楼。这幢外形酷似军舰的大楼在两次淞沪事变中都是中国军队最重要的攻击目标。

位于东江湾路和四川北路交汇处，外形酷似军舰的日军陆战队司令部

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中国政局发生剧变。为了应对局势变化和随时准备干涉中国，日本海军于1927年3月派遣“天龙”号巡洋舰掩护来自本土吴、横须贺、佐世保三个镇守府的特别陆战队共计3个大队在上海登陆，与驻防上海的“利根”号巡洋舰上的临时陆战队共同组成“联合陆战队”，总兵力约1400人，由植松磨练海军大佐统一指挥。这支联合陆战队在上海阻止北伐军进入日租界，以及1928年5月在济南阻止北伐军进攻的“济南事变”中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在北伐战争结束后，日军没有将这支部队解散，反而在1928年6月从这支联合陆战队中挑选精锐，正式组建“上海陆战队”，编入“遣支第一舰队”的作战序列常驻上海。

相比之下，日本支那驻屯军是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的有关规定，关东军则是根据《朴茨茅斯条约》和1905年《清日东三省事宜正约》的相关规定而组建并进驻中国，尽管这两个条约都是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好歹还算有个法理依据来遮羞，而日军进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则完全是赤裸裸地践踏中国的主权。

上海陆战队成立后，日军便觉得有了可以在上海大捞一把的本钱。因此于1932年1月28日向中国在上海的驻军发动进攻，以为能够一举解决上海守军，占领整个上海。但遭到了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顽强抵抗。十九路军不仅击退了日军的进攻，更一度对日租界展开反攻。日本海军只得于1月31日紧急从本土抽调陆战队增援上海。中国也派出由最精锐的87师、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第5军赶赴上海参战，双方在上海展开激战，日军见战局不利，于2月调动陆军第9师团和第12师团在上海登陆投入战斗，最后双方于3月达成停战协定。

“一·二八事变”中的日军上海陆战队

在这场局部战争中，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表现显然不尽如人意，但是日本海军还是注意到了这支部队的价值——如果没有这支陆战队，日本在上海的租界很可能在陆军到达之前就被中国军队攻占，那么日军陷入巨大的被动，而且日本数十年来在上海的苦心经营也将付诸东流。

日军认为上海陆战队表现不佳的原因是没有装备足够的重武器，因此，1932年10月日本海军发布《海军特别陆战队令》，将上海陆战队升格为与海军镇守府平级的“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编制包括5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和若干直属部队，总兵力达到约4000人，装备120毫米榴弹炮8门，75毫米山炮、速射炮等32门，战车、装甲汽车约20辆，而且士兵主要武器不是日军最普遍的三八大盖，而是更有利于巷战和近战的德制伯格曼MP-18冲锋枪，也就是当时中国俗称的“花机关枪”，火力远比三八大盖要猛烈。

在上海街头列队的日军特别陆战队

从最早的“上海陆战队”到后来的“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并不简单的只是名字上多了几个字，编制上是从大队级别一跃提升到联队级别，兵力从1400人扩编到4000人，整整增加了两倍，装备也比一般海军镇守府的陆战队甚至比陆军部队都要精良，而且还是当时日本海军唯一常设的陆上作战部队，可见日本海军对这支部队的厚望。

实力大为扩充后的上海特别陆战队也确实没有让日本海军高层失望，在1937年8月的淞沪抗战中，这支4000人的部队顶住了中国军队3个最精锐的德械师在2个装备150毫米榴弹炮的重炮团和空军支援下整整十天的猛攻，坚持到了本土的援军赶来，成为淞沪会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部队。

从上述三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经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日军，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是处心积虑的，也从一个侧面看出清末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列强的欺凌，连最起码的主权都无法维护，实在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