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史学义理之路上的高大身影——纪念张灏先生

本文为作者在4月27日“张灏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作为一个后辈学人，我无缘得见张灏先生，没有任何的往来。但是我从90年代末开始，读张灏先生的著述二十多年，特别是在自己的学习和思考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或者有一些现实中的困惑的时候，往往都会把张先生的书拿出来读，包括这两年我想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政治传统，也反复地读张先生的书。如果感觉到自己的想法能够和张先生的观点、理路有一些交流，我都会非常高兴。所以当听到张先生仙逝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从情感上是不太能够接受的，到现在也还是这样。我想，通过著述和思想理解一位学者，通过读书来学习和怀念，是晚辈学人的一种怀念方式。

“现代中国史学的义理之路”，这个题目不一定准确，我不能确知张灏先生的学术本位，在他心中史学与义理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但是，张灏先生的研究确实给“现代中国史学的义理之路”这个中西古今之间的大哉问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如果不满足于历史的事实呈现，就会希望在历史研究中有一个义理的思考和提炼；义理的思考，也往往要借助历史、史学和史观来推进。自“《春秋》借事明义”以来，中国有很长的义理史学的传统。但在现代西方史学范式的影响下，对于现代中国史学的义理之路，或者说经由阐释历史形成中国新的义理认识，一百多年来有不同的路向，是否能这样走、如何行得通，甚至是互相矛盾、互相批评的。这不仅是历史学领域里的议题，也往往成为整个学术界、思想界的波澜。但在张先生的学术著述中，我领略了一种心向往之的境界。我们不知道张先生更多地是从义理出发，用历史的资料和历史的解释来证成，还是以历史为本位，然后提出义理的认识。所以我今天的理解可能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而已。但我觉得从张先生的著述当中，是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很鲜明的特征的：义理与史学圆融一体，相互证成。在他的著述中，我们看到的中国思想史特别是近代的“转型时代”，既有历史和史料的厚实支撑，又有义理的裁断和升华。历史（包括思想史以及其他的史学门类）、哲学、政治学，还有比如新儒家、当代中国思想研究等等，不同的学科门类和思想领域，都对张先生有很深切的关注，从张先生这里学到东西，受到触动。这是一种很大的气象，因为我们一般说他是一位思想史的学者，但是他在思想史的研究能够上升到这样的一个义理的层次，所以能和这么多领域去交流，这么多领域的研究和讨论都能从张先生的著述中受益。他是义理和史学两方面的，更是义理史学的“鲁殿灵光”，现代中国史学的义理之路走到他这里，走出了成熟，并且这种成熟从义理和史学两方面来看都是“现代”的，而不是抱残守缺。这可能和殷海光先生的影响也有关系。尽管我并不认为抱残守缺不好。

张灏先生的研究是一种气象，也蕴涵着中国学术发展应该深入思考的“轨辙”。经由他的作品，我们对思想史的写法，特别是义理史学那样的一种写法也有了难得的领会。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处境，义理史学这个命题，表现为事实与义理（理论）、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两两对举并观的四个维度，这四个维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中西、古今、新旧”格局的基本架构。我们一般只能处理其中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维度，但张灏先生的研究，对这四个不同方面、不同维度的命题都进行了回应，都打破了对立和断裂思维下的“两分法”，将其转进到综合与会通的复杂化的理解，基于思想、社会、政治乃至宗教、文化的多层面观照，将有关的讨论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综合与会通并不是“并置”“并观”的，而且是一种义理从中升华而出统贯诸方面诸维度的境界，从而成为“有思想的思想史”研究。“转型时代”“幽暗意识”等重要概念，都是在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多个维度的综合之后的结果。这种义理认识又因为植根于立体的历史的讨论而格外厚重，格外有穿透力和冲击力。张灏先生的会通格局和义理追求，对打破古今之间、学科之间的界隔都是非常有启示的。这让我们去思考，我们今天的学术如何往中国的义理建设的方向去走，去会通，而又不妄谈义理、方法、理论之类的大词。

张灏先生的思想和学术还需要很多深入的学术总结，我现在只是很感性地在想如何在安身立命上体会张先生的这样一种气象和境界，或许只能用学问的目的和火候去把握。所谓“目的”，就是“士先志”，如果一个学者做学问不立大志，只是沉湎于一些小的学术追求，那可能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所谓“火候”，就是如何能在不同的维度之间达到一种综合、平衡、复合的处理。面对古今中西，面对事实与义理，冶于一炉的火候是最难的。目的和火候，是当代中国学术和学者面临的大命题。张灏先生安身立命的姿态，是他的目的和火候的人格化。张先生的文章不求多，但每出一篇，都是要言不烦、高水平的；他为人淡泊，不凑热闹，更不造热闹场面。这都是对今天的知识分子的警醒。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当回望张灏先生留下的丰厚的思想和学术遗产时，我们看到了矗立在现代中国史学义理之路上的高大身影。“立着，却没有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