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强︱相看两不厌：南朝的陵墓神道石刻

神道，又称隧道、隧路，指中国古代陵墓前所建由陵园入口至墓葬的地面通道。《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记载中山简王刘焉死后，“大为修冢茔，开神道，平夷吏人冢墓以千数，作者数万余人。”李贤注曰：“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设在神道两侧作为陵墓标志的石刻，便称为神道石刻。在陵墓前开辟神道，神道两侧对称列置石刻，这一制度始自东汉。三国两晋时期受薄葬思想和官方禁令的影响，陵墓前多不立神道石刻。南朝时期，神道石刻已经成为帝王陵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朝陵墓神道石刻概况

南京作为六朝京畿之地，保留了大量类型丰富、形式多样的六朝遗物遗存。散落分布于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便是人们寻访六朝文明的重要标志性遗迹。目前已知的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共计三十四处，其中南京二十二处，句容一处，丹阳十一处（表一）。这些石刻体型硕大、雕刻精湛、气势恢宏、古朴灵动，对称列置、两两相对，历经风雨、彼此陪伴了一千五百余年。1988年1月，国务院正式将散列于南京、丹阳、句容等地的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列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表格基本信息参考《江苏考古五十年》第287页。狮子冲石刻原定为“陈文帝永宁陵”，对应的两座墓葬经考古发掘后，墓主确认为梁昭明太子萧统及其生母丁贵嫔，萧统虽未登基为帝，然而其墓葬规模及墓前石刻均与帝陵相同，表中信息据此更改。其余石刻定名均以国家文物局颁布的文保碑为准。

以现代学术方法对南朝陵墓神道石刻进行调查研究，始于清末民初上海徐家汇耶稣会士张璜以法文撰写的《梁代陵墓考》（TOMBEAL DES LIANG）。继而汇聚朱希祖、朱偰、腾固等多位学者之力而成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为国内研究的开山之作。朱偰先生在实地调查基础上撰成的《金陵古迹图考》《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金陵古迹名胜影集》等著作，对所涉石刻作了初步考证说明，保存了大量影像资料，成为后继学者研究的必备参考。建国以后，关于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的图录介绍层出不穷，如姚迁《南朝陵墓石刻》、姚迁《六朝艺术》、林树中《南朝陵墓雕刻》、梁白泉《南京的六朝石刻》、徐湖平《南朝陵墓雕刻艺术》等等；相关研究论著更是不胜枚举，兹不赘述。经过近百年来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南朝陵墓神道石刻逐渐进入了学术界和公众的视野（图一）。

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种类

南朝陵墓列置石刻的制度，史书无明确记载。从现存石刻来看，通常为三种六件，由外向内依次为石兽、石柱、石碑各一对，对称分布于神道两侧。部分陵墓前所列石刻或有增加，如梁安成康王萧秀墓前有石碑两对；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前除去上述三种外，另多出一对石座（图二）。此外，多处石刻在漫长的岁月中散失或遭到毁坏。

石兽

从造型和等级上看，可分为帝陵前的有角石兽和王侯墓前的无角石兽两种。有角石兽以虎为基本造型，一只为独角，另一只为双角；无角石兽以狮子为基本造型。关于石兽的名称，研究者历来说法不一，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帝陵前的独角兽为天禄，双角兽为辟邪，两者统称桃拔；王侯墓前无角兽称符拔，或作扶拔。

二、帝陵前的有角兽统称麒麟；王侯墓前无角石兽称作辟邪。

三、帝陵前双角兽称天禄，独角兽称麒麟；王侯墓前无角兽称辟邪。

四、帝陵前独角兽称麒麟，双角兽称天禄（或天鹿）；王侯墓前无角兽称狮子。

五、帝陵前有角石兽为麒麟；王侯墓前无角石兽称狮子。

六、帝陵前独角兽称天禄，双角兽称辟邪；王侯墓前的无角兽称狮子。

七、帝陵前带角石兽统称天禄。

实际上自东汉出现墓前石兽以来，陵墓石兽的称谓一直比较混乱。东汉时一般称“天禄”、“辟邪”和“狮子”，南朝时又称“麒麟”、“狮子”、“天禄”，关于同一造型的几种称谓往往都有据可依。总的来说，将帝陵前的有角石兽称为麒麟，王侯墓前的无角石兽称为辟邪，是各种不同说法中相对折中的通行意见。因此，若非专门探讨石兽的渊源与名称问题的话，不妨化繁为简，将两种石兽分别称为麒麟、辟邪。

帝陵前的麒麟以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梁昭明太子陵保存最好。这两处石麒麟体型健美，给人以身姿矫捷之感；体态轻盈灵动，动感十足；身上雕刻的纹饰线条十分清晰。以修安陵为例，两麒麟均为雄性，东西相对，相距33.4米。东侧麒麟身长3米，高2.75米，体围2.52米，双角；西侧麒麟身长2.9米，高2.42米，体围2.4米，独角。两只麒麟均半张大口，抬头挺胸，仰望天空；四肢着地，外侧两腿向前伸出，似乎正在高傲地行走；两侧肩膀各带一只羽状翅膀，两只后腿微微弯曲，又好像蓄力待发地守卫在陵园门口，随时准备一跃而起（图三）。狮子冲梁昭明太子陵前的两只麒麟，除上述特征外，四只脚爪均向上抬起，威严之中带着一丝喜感（图四）。

王侯墓前的辟邪大多保存较好，其中梁吴平忠侯萧景墓前的辟邪因作为南京标志性形象出现在南京南站北进站口、中山门外入城口等处而为大家熟知。萧景墓前地表现存一只石辟邪，身长3.8米，高3.5米，体围3.98米，雄性。辟邪昂首挺胸，右腿前伸，长尾拖地，身姿十分雄壮；鬃毛自头顶垂至后颈，口部大张，舌头伸出搭在胸上，胸前长毛卷曲直至腹部，肩膀两侧各带一只羽状翅膀。相较于麒麟的矫捷灵动，辟邪体型普遍更为庞大、粗壮，四肢略显短小，整体更加敦实、厚重（图五）。

石柱

又名华表、表、表木、标等，起标明、指示的作用。《宋书·五行志五》提到大明七年的一场大风“吹初宁陵隧口左标折”，此处的“标”便是指初宁陵的神道石柱。本文开头所引《后汉书》李贤注“建石柱以为标”，更是直接指明了石柱的功能。完整的神道石柱由柱头、柱身、柱座组成。现存南朝陵墓神道石柱以梁南康简王萧绩墓、梁文帝萧顺之墓、梁吴平忠侯萧景墓等保存较好。其中萧景墓前石柱保存完整、纹饰精美、铭文清晰，最为难得。该石柱通高6.5米，柱头为覆莲形圆盖，盖上蹲坐一只小辟邪；柱身为圆柱形，雕饰二十四道刳棱纹；柱身上部有一长方形石额，上刻“吴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六行二十三字，楷体反书；柱础高0.98米，上圆下方，圆形部分浮雕双螭衔珠纹，方形基座四周雕刻神怪纹饰。石柱上刻写的铭文字迹清晰，直接指明了墓主身份（图六）。

石碑

保存完整的南朝陵墓神道石碑存世较少，大多数碑身缺毁，仅残留龟趺造型的碑座。完整的石碑由碑首、碑身、碑座（龟趺）构成。碑首圆形，侧面浮雕交互缠绕的双龙纹，额有圆孔；碑身正面刻碑文，碑文四周装饰卷草纹之类的图案；碑座为龟趺，作引颈爬行状。现存南朝陵墓神道石碑以梁始兴忠武王萧憺墓保存最为完好，以梁安成康王萧秀墓最为知名。

萧憺墓西侧石碑已失，仅存石龟趺座。东侧石碑保存较好，碑高4.45米，宽1.6米，厚0.33米，龟趺座长1.46米，宽1.6米，高1.15米。碑额题“梁故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忠武王之碑”；碑文为东海徐勉撰、吴兴贝义渊书，详细记载萧憺生平，绝大部分字迹清晰可辨（图七）。萧秀墓前分布四座石碑，两两相对，为南朝陵墓制度中的一个特例。前排两座石碑，碑身已失，仅存龟趺；后排两座石碑保存较好，部分碑文清晰可见。据《南史·梁宗室下》记载，萧秀死后，其故吏上表梁武帝请求立碑纪念，获得批准后，著名文士王僧孺、陆倕、刘孝绰、裴子野四人遂各自撰写碑文。四篇碑文写成之后，均文辞卓绝，竟难以取舍，最终四碑并列，成为南朝石刻中的一大奇观（图八）。

石座

石座仅见于梁文帝萧顺之建陵，位于石兽与石柱之间，隔神道对称分布。石座由四块方形大石构成，四个石块分据四角，隔空围城一个正方形。每块石头表面各凿有两个“T”形凹槽，相邻两石块“T”形凹槽中的竖槽相对（图九）。关于此种石座的性质和用途，目前仍未有较为合理的解释，只能寄希望于新发现和进一步研究了。

神道石刻与南朝陵墓

散落在地表的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并非孤立存在。除丹阳陵口石刻为萧梁陵区入口处石刻，并不指向某一特定陵墓之外，其余石刻均有墓葬对应。石刻、墓葬是一个整体，地表石刻是寻找相关墓葬、确认墓主身份的重要线索。目前经考古发掘且墓主身份明确的南朝陵墓较多，规模等级相当于帝王级别而墓主不可考者也有不少。从表一可以看出，地表残留石刻、且墓葬经过发掘者计有梁桂阳简王萧融墓、梁安成康王萧秀墓、梁南平元襄王萧伟墓、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梁昭明太子萧统安陵、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金王陈南朝大墓等。上述墓例中，有些是墓葬信息解决了石刻归属的问题，如萧融墓、萧伟墓均出土墓志，明确了墓葬与石刻所属的墓主；有些则通过石刻确认墓主身份，如萧秀墓内未出土文字材料，因其与地表石刻的对应关系，而确认为萧秀墓；另有石刻、墓葬相互印证令墓主信息浮出水面，如狮子冲梁昭明太子墓、齐景帝萧道生墓等。第三种情况更说明石刻、墓葬作为一个整体对南朝陵墓制度研究的重要意义。关于狮子冲南朝石刻的归属，历来有宋文帝长宁陵、陈文帝永宁陵两种说法，数十年来争论不休，难成定论。2013年，南京市考古部门在石刻北侧约四百米处的北象山南麓发现两座南朝大墓，两墓东西并列、朝向一致，从规模和等级来看，属于南朝帝陵级别的墓葬。幸运的是，两墓各出土一块纪年文字砖，确定两墓时代均为萧梁时期。其中M1铭文砖“中大通弍（贰）年”（530）为昭明太子萧统的卒年，M2铭文砖“普通七年”（526）为萧统生母丁贵嫔卒年的前一年。最终，研究人员综合考虑了墓葬位置、规模等级、墓葬时代、出土壁画、陵前石刻及文献记载等诸多因素，判定两墓墓主分别为萧统及其生母丁贵嫔，解决了困扰学界多年的难题。此为石刻、墓葬互证的典型案例。

根据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南朝陵墓大多具有以下特点：墓地选择十分注重“风水”，多选择背依山岗、面临平地、两侧山陇延伸的缓坡地带营建墓葬。墓葬均为平面呈“凸”字形的大型单室砖墓，帝后级墓甬道内设两重石门，王侯级墓甬道内设一重石门，墓室平面为长方形或近椭圆形（图十）。墓室内装饰华丽的花纹砖或大幅砖印壁画，壁画题材包括“日”、“月”、 “狮子”、“宿卫武士”、“朱雀”、“玄武”、“羽人戏龙”、“羽人戏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车马出行”等。由于南方地湿，为防止墓内积水，墓室内部通常设有排水系统，排水沟往往延伸到墓室之外几十米甚至数百米远的低洼之地或水塘。结合考古发现和相关文献记载，墓葬营建过程大致可以复原为：选择墓地，平整坡面，开挖墓坑，营造砖室，葬入死者，封门填埋，安放石刻。

除去上述少量石刻、墓葬可以对应外，另有大量仅见石刻不见墓葬，或仅有墓葬而不见石刻的例子存在。将来重新发现地表石刻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而寻找石刻对应的墓葬仍是一项切实可行且颇具意义的工作。期待考古工作者将来能够发现更多的南朝陵墓，一方面可以极大地丰富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的历史内涵，同时对划定石刻保护范围、改善石刻周边环境亦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图十：狮子冲M1平面图

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现状与保护

历经一千五百余年的风雨，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一直遭受着来自自然和人为两方面不同程度的侵害。自然损害与气候和环境密切相关，主要来自酸雨、风蚀、水侵、暴晒、菌类侵蚀等；人为损害主要包括刻意的损毁及对周边环境的毁灭性破坏。现今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的现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罩棚式保护，如萧秀墓石刻。二、公园式保护，如万安陵、萧恢墓、萧憺墓、萧融墓、萧绩墓、萧宏墓、萧伟墓、方旗庙失考石刻、侯村失考石刻等。三、迁移式保护，如太平村失考墓石刻于1984年迁至南京博物院。四、散落于田野，如丹阳的南朝石刻、狮子冲、萧景墓、萧正立墓、耿岗失考墓石刻、宋墅失考墓石刻等。五、散落于生产生活区，如初宁陵石刻、徐家村失考石刻、狮子坝石刻等。

前两种状况，石刻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便于保护工作的开展。第三种方法作为历史上抢救文物的特殊应急方案，本无可厚非，然而文物在原始地貌中承载的历史、地理、环境等相关信息却无法体现，与当下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已经不符合现阶段的保护要求。后两种状况下，不仅要考虑石刻遭受的自然侵蚀，更要关注石刻本体的安全。如徐家村失考墓石柱被围砌在金陵石化化工一厂的一处围墙内，旁边大型设备林立，处境令人担忧。此外，2016年5月发生的南京东郊狮子坝小辟邪被盗事件，将部分南朝石刻存在的安全隐患暴露无遗。万幸的是，经过南京公安、文物等部门四个多月的全力侦查，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被盗石刻被追回。这一事件为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的安全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石刻保护任重道远……

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保护是一项多领域交叉的综合性课题，也是一个难题，作为一个外行，笔者对此并无发言权，亦无力建言献策。关于文物保护问题，我们不仅需要秉承谨慎敬畏之心，更要相信专业、相信科学，将专业的工作交给专业的部门和人员。希望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这些散落的南朝石刻可以继续留在原地，互相守望陪伴千年、万年……

（雠温社是我们南京的几位青年学者在2015年组织的读书会，两年来每周活动一次，共读中古史料。夫对读互正曰雠，因故知新曰温，又《魏书》云李奇冗散数年而与高允雠温古籍，读书会既未始有意于形式，因以“雠温”名之，兼志冗散也。本文是雠温社系列作品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