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渡上海的28天

距离3月28日，上海从浦东新区开始封控，已经过去了40天。

这40天里，有人在家急着去医院做化疗、做血透、做手术；有人病愈出院，等待着有车送他们回崇明、回金山、回青浦；有人的亲属去世了，急于去见对方最后一面；有人新冠康复了，在方舱等待接他们回家的车……随着公共交通工具的停运，这座城市里一下子多了很多受困的人。

4月9日，警方、街道与滴滴联动，分区组建了多支抗疫保障车队，为这些处于困难之中的人提供“摆渡”。

在摆渡上海的28天里，抗疫保障车队的队员见到过想要见父亲最后一面的儿子，见到过等到了肾源的7岁男孩，见到过没买到车票的外地就医患者，还见到过体力不支，独自坐在公交车站的独居老人……

图片来源 上海杨浦

为“生命”摆渡

4月26日，周迪的后座坐着一家三口：7岁的小男孩跨坐在母亲的腿上，母亲双手搂住孩子的腰间，侧着头和孩子父亲严肃又难掩喜悦地讨论着。商务车的后备箱装载着他们的行李，有脸盆、牙刷、换洗衣服和孩子的病历……

这是一个等待换肾的孩子，他们一家来上海半年多了，一直租住在静安区陕西北路上一处90年代竣工的居民楼里，等待肾源。

从4月1日起，上海浦西实施封控管理，他们就没有离开过小区。

被困在家的半个多月，小男孩无法到医院做各项检查、治疗，只能依靠药物维持生命。看着孩子日渐憔悴，母亲很是揪心。直到两天前，孩子的主治医生打来电话：“肾源有了，尽快办理住院。”一家人才看到希望。

孩子母亲忍不住感慨：“肾源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周迪听了心里酸酸的，他是滴滴抗疫保障车队的一员，受静安区江宁路街道指派，负责送他们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下车的时候，孩子母亲执意递给周迪200块钱，被周迪拒绝了。“公司明文规定不准收费，我们是无偿的志愿者。”

周迪告诉澎湃新闻，平台会为车队成员每天发放一定数额的补贴，由各区警方或街道统一调度，为需要用车的病人提供无偿接送服务。

周迪所在的静安区滴滴抗疫保障车队，共有11名队员，大家被分派到11个街道，服从街道辖区内的用车安排。4月10日，他到江宁路街道报到，任务包括接送患者就医、接送负责转运阳性病人的工作人员、护送转阴的患者从方舱回家，以及将街道物资派发到辖区内16个居委会手里。

由于疫情期间，医院只允许一名家属陪护，男孩父母商量后，决定父亲留下来照顾孩子。周迪站在不远处，等待一家三口的告别，“他们交流了十分钟，妈妈一直抱着孩子，吻了下孩子的额头，把孩子递到了爸爸怀里。”

回去的路上，孩子母亲努力表现得开心，她说：“有肾源就有希望。”透过后视镜，周迪看到她偷偷地抹眼泪。

那天夜里，关了灯，周迪失眠了。

他想起在老家安徽省蚌埠市乡下的妻子和即将两岁的女儿。借着酒店窗帘缝隙间的一点微光，他翻看着手机里妻女的照片。

周迪师傅及其家人

周迪是一个顾家的人，和妻子经历8年爱情长跑结婚，每年的4月20日（结婚纪念日），他都会坐六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家，陪伴妻子聊聊天，散散步。一年到头，能攒下半个拇指厚的车票。

唯独今年的结婚纪念日，回家——他想都不敢想。

因为疫情，“上海-蚌埠”的车票4月初就已停售。更让他担心的是，每月打给家人的4500元生活费和2200元房租，没有因为疫情而减少。

留下来，他才能给家庭多一些的保障。

林志强是杨浦区滴滴抗疫保障车队的成员。每天往返于接送重病、老年患者的路上，同样接送过太多逆光行走的人。

杨浦区抗疫保障车队 林志强

他深刻记得那位住在浦西，想要去浦东见父亲最后一面的儿子。

由于浦东浦西处于封控阶段，无法通车，这位患者家属先联系120求助，“但120只能送病人，不能送健康的人去看望病人。”于是，他拨打了110。4月25日下午，林志强接到杨浦警方的指派，从杨浦区抚顺路接上家属去往浦东临港，看望他父亲最后一面。

在林志强的印象里，对方是个30岁出头的小伙子，背着双肩电脑包，看到他开车过来，激动地挥手，跳上了车。一上车，他就问：“我父亲病危了，师傅能快点吗？”林志强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提起了速度。全程20多公里，30分钟的路程，对方全程双手紧扣在副驾驶座的椅背上面，从后座探出身子向前张望。

当车开到浦东罗山高架的时候，天空突然下起大雨，外面的雨声很大，车内却异常安静。“基本上客人不说话，我们不会主动去找客人聊天。”到站的时候，一路上都很焦急的小伙子却迟迟不肯下车，他硬塞给林志强100块钱，坚持想要知道送他见父亲最后一面的司机师傅的姓名，为了婉拒他，林志强勉强开口：“那你给我一支烟抽吧。”

小伙子塞给他一盒香烟，站在雨水里，面向他的车90度鞠躬。

回家的最后“一公里”

封控期间的上海，许多重病、老年患者和孕妇出院回家，比以往更加艰难。

在一段拍摄于4月11日的视频里，徐汇区滴滴抗疫保障车队队员文斌将车停在枫林路公交站牌旁边，身着防护服，佩戴护目镜、口罩，搀扶着一位背着玫瑰红色斜挎包，拄着拐杖的老奶奶上车。

老奶奶是一位独居老人，家住在瑞金医院附近，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后回家。由于叫不到车，她决定步行两公里回家。

“但她年龄大了，走了一半就走不动了，她就在公交站台坐下来，打110求助。”文斌接到徐汇警方的派单信息时，刚好在附近送换班的护士回家，便立刻赶了过去。

坐在车上的护士，拍下了他搀扶着她上车的一幕。下车时，老奶奶给文斌鞠了一躬，道谢。文斌赶紧拥抱了她，他说：“阿姨没事的，只要把您安全送到家就没事。”

文斌告诉澎湃新闻，4月9日到4月16日的一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急诊、门诊外面的患者人数很多，每天救护车不间隔地进出医院。由于公共交通工具停运，120救护车运力有限，“很多出院的病人等了120五六个小时都没有结果，实在没办法才打的110求助，安排到我们车队去送病人回家。”

文斌所在的徐汇区滴滴抗疫保障车队，由19名队员组成，保证车队24h运转。4月9日，车队组建以来，队员们分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三家医院待命，等待送出院患者回家。

他们最远送过家在临港、青浦、金山、奉贤和崇明的病人，单程50多公里，即使是在空无一人的街道行驶，往返车程也需要两个小时。据队内统计，车队队员平均每日接送病人100次，单天司机最远行程公里数超过300公里。

如果对于本地人来说，回家的最后“一公里”是从医院到家的距离，那么对于来上海求医的异乡人而言，这最后“一公里”是从上海到家乡的距离，更是一张车票的距离。

文斌还记得那个“哭的很伤心”的浙江宁波化疗病人，她是一位30多岁的女性，自3月中旬来上海化疗，滞留在上海50多天。

文斌在医院门口接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办理了酒店退房，并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拿到了复查结果，计划去虹桥火车站。

“你有车票吗？”

“没有。”

“没有车票到了火车站也进不去，现在必须要有当天的车票和48h采样的核酸证明才行。”

她顿时感到紧张，哭得很厉害。她告诉文斌，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不会抢票，在医院里近两天没有好好吃饭了。文斌尝试帮忙抢当日唯一一趟到达宁波的，G5711次列车的车票，试了几次都没抢到。

“我就让她联系家人帮着抢票，并把她送回原来住的酒店，找了一个认识的跑腿小哥给她送了矿泉水、面包和泡面到酒店，没有收钱。”文斌把她的情况上报给徐汇警方，“因为她还没有车票，她抢到票了，还会用车到火车站。”

文斌每天询问她的情况，“车票怎么样了？”“吃的东西还缺吗？”等到第四天，她的家人替她抢到了票。文斌送她去了火车站，得知她平安到家的消息，才松了一口气。

林志强也曾听乘客说起相似的经历。

4月24日，他在酒店门口接到一位化疗病人家属去虹桥机场，据她介绍，她和妹妹陪母亲从大连到上海看病，轮流去医院照顾母亲，已经在上海长海医院旁边的酒店住了35天。酒店住宿费用将近1万块钱，“花了挺多冤枉钱”。

为了能够回家，一连多日，一家人都在抢购回程的机票。4月23日，母亲和妹妹先抢到两张机票回家。没抢到票的她，只能多等待一天。

困难的时候，只想有个人能指望

张佳是徐汇区滴滴抗疫保障车队队长，也是队伍里唯一的女司机。

4月8日，她看到公司群里的招募消息，瞒着丈夫报了名。丈夫得知后，立刻否定了她的想法。张佳解释道：“因为我们和6岁的女儿住在一起，被关在小区里半个月，不清楚外面是什么情况？会不会把病菌带进来传染给孩子？”

为了打消丈夫的疑虑，也是为了保护女儿。4月9日上岗前，张佳把女儿送到了住在楼上的婆婆家暂住。

“我家住一楼，婆婆家住二楼，楼中间有一个天井。我想女儿的时候，婆婆把她抱起来，我就能看到女儿的上半身。”此外，婆婆也会拍一些孩子的小视频发给她。

张佳上的是早班，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8点半，已经28天没有休息。她记得车队刚组建的时候，上海一连几天温度达到30°C。司机们全程身着防护服，不能开空调，只能依靠车速提起时，窗边拂过的热风凉快一下。

“汗出了一身又一身，自己像烘干机一样把衣服烘干”。

为了减少上洗手间的频次，张佳每天早上，只喝1/3杯的牛奶，不带水杯出门。“因为这段时间公共厕所都停用了，只有一些加油站超市的洗手间能用。”另一个原因则是，防护服的侧面粘贴的地方很紧，上一趟洗手间，相当于要换一套防护服，她想省着点用。

徐汇区滴滴抗疫保障车队队长 张佳及其家人

4月21日，张佳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口待命，接到派单，送一对母女由医院到浦东徐浦大桥附近。

这位母亲是一位等待开刀的病人。上车前，张佳像平常一样，给他们喷洒了消毒液，核验健康码和48h核酸报告，并帮忙把轮椅、行李放入后备厢。一路上，母女俩零零碎碎地和她讲述了出门看病和出院回家的种种心酸，甚至一度担心要留在医院门外过夜。

下车时，她帮他们把轮椅卸下来，轻声说了一句：“祝你早日康复”。

让她感到意外的是，第二天，车队同事负责接这对母女到医院，他们在车上一路念叨着张佳。他们叫她“那个女司机”。同事告诉张佳：“他们从上车一直在说你人好，三句话有两句话里有你。”并转达了这对母女想要加她微信，亲自表达感谢的想法。

张佳通过了这位女儿的好友验证，一连数日收到对方的暖心问候：“今天下雨，雨有点大的，注意出行安全。”“小姐姐真的好善良，善良是会传播出去，且会循环回来的。”

她意识到，对于这些身体虚弱的病人来说，即使从医院到家距离再近，依靠走路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有人能在他们出院时，来接他们回家，就会令他们非常感动。

张佳接送的很多老年病人都坚持要把车费给她，她告诉他们：“我们是公益性质的，不收钱的。”他们不听，有的老先生像小孩儿一样，到家了却不下车，说：“你不给我扫码，我就不下车。”也有的老奶奶很可爱，在她起步的瞬间，刷地一下，把钱丢进车窗内。

她有些无奈地劝说他们：“我们的规定是不能收钱的，收钱我们就是犯错误了，你不要让我犯这种错误。”待她的车驶远了，她一回头，还能望见老人们在90度鞠躬，或目送着她离开的身影。

张佳忍不住感慨：“现在乘客对我们的感谢态度是之前没有过的。把乘客安全地送回家，他们真心实意的感谢我们，像把我们当恩人一样。”

而在封控以前，相信很多网约车司机都有过委屈、不被尊重的经历。比如司机到达起点后，长时间等待乘客，打电话询问，乘客回复：“你等着好了”，并挂断了电话；抑或是乘客带着情绪上车，询问他们这么走可以吗？得到的回应是：“你不会自己看导航啊，还要问我怎么走？”而如果对方赶时间，司机抄了近路，还可能被问到：“你怎么给我绕路啦？是不是想多收钱？”

而这些经历，在上海封控管理的20多天里，采访到的司机们都不再遭遇。

还有很多乘客到站后，希望加上司机的微信。换做以往，这是不符合平台管理规范的。但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张佳、文斌、周迪……还有很多司机都同意了这样的请求。

张佳说：“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觉得需要帮助的时候，多一个人可以帮助他，哪怕提供给他们一些建议。比如说怎么能更快捷的叫到车？”或许除了表达感激之外，每一个落难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呼救声能被听到，哪怕多一个人照应，也就多一份踏实。

往返于方舱的路

往返于方舱的路，是护送阳性患者去往方舱的路，也是护送转阴康复者回家的路。

周迪对接的静安区江宁路街道，有两辆核酸检测标本转运车，专门负责将核酸检测标本转运到检测点。“因为运送核酸标本比较危险，不知道里面是阳性还是阴性。”而只有周迪一辆商务车接送阴性康复者和就医者回家。

接送的阴性康复者中，周迪一直记得那个在他车上抽泣的6岁男孩。

小男孩一个人在锦江都城酒店隔离了21天，他是当天周迪接到的第一个转阴康复者。“酒店志愿者把他送出来的，他没上车就哭了。手里拿了一个大保温杯，背着一个小书包。志愿者帮他提着两袋衣服和被褥。”跟车志愿者把他的行李装进袋子用喷雾消毒后，放进了后备厢。

“他可能是到了陌生的环境，比较害怕、紧张。”小男孩坐在商务车的最后一排，周迪扯着嗓子安慰他：“小朋友不要哭了，马上回家见爸爸妈妈了，他们给你准备了好多好吃的。”

一路上，周迪忍不住去想：小男孩这20多天是怎么度过的？衣服怎么洗？会不会失眠？想爸爸妈妈？他把一连串的问题抛给了跟车的志愿者，对方让他放心，酒店里有专门的志愿者，随叫随到，也有专门的陪护照顾无法自理的孩子和老人。

到了男孩家的小区门口，周迪记得：“他一下车就笑了，这个环境他熟悉，到家了。”他的父母不能出小区，只能站在小区门口朝儿子卖力地挥手。

4月29日，周迪的同事负责送一位阴性的孩子父亲到方舱隔离。他听同事说：“小朋友一个人在方舱，老是哭啊、闹啊，想要回家。方舱联系他父母商量，最后决定让他爸爸过去陪护。”

周迪发现，每趟接辖区内的转阴康复者回家，一趟车坐四五个人，一路上，他们都不怎么说话。甚至一对小情侣上车以后，也像不认识一样，全程无言。他猜测，“他们可能感觉阳转阴，说出来不光彩，有点自卑。”

车内气氛低压的时候，周迪都会主动开口，关心他们在方舱里的情况和感染后的症状。“十几公里的路，像朋友一样聊天，很快就到家了。”

接七八十岁的转阴康复者回家的时候，街道还会特意安排一名家属陪同去接。静安区位于上海市中心，有很多老旧小区，没有配备电梯，楼道狭小。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有时需要康复者家属、志愿者和司机协力抬上楼。

“前面四个人抬着吃不消了，后面的人再顶上去。”

疫情下的同路人

在4月9日，周迪加入静安区滴滴抗疫保障车队之前，他曾在徐汇疾控做过十多天的志愿者。他负责运送核酸检测标本到康桥、松江及上海周边地区的检测点。

静安区滴滴抗疫保障车队周迪

3月底，随着浦东、浦西接连封控管理，网约车等公共交通工具都已停运。周迪觉得，疫情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结束，需要很多人的志愿加入才能阻挡疫情。

此外，现实的原因也包括做志愿者，会被提供工作餐、住宿以及少量的油补。“毕竟我们外地人来上海就是想多挣一点生活费，给家里人提供好一点的生活保障。”周迪的父母在老家务农，妻子在家带孩子，他是全家人的生活依靠。

经历了这次疫情，他希望自己能更努力地工作，有更多的积蓄。“如果疫情期间一两个月不上班，车贷、房租、一家人的生活费，不是很多家庭能承受得了的。”

文斌的老家也在安徽，他在上海工作21年了，也是在租车跑网约车。

徐汇区滴滴抗疫保障车队队员文斌

这段时间，文斌的父母也一直在工作岗位上。他的父亲是一名环卫工人，由于不少同事确诊了阳性，在岗的环卫工人常常需要“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他的母亲在封控的公寓楼做保洁，负责公寓的卫生和消毒，也会帮助被隔离在家等待转运的阳性患者送外卖。

父母知道他要出来做车队志愿者，是很反对的。文斌却说：“待在家里也是闲着，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能好一点。”

刚看到滴滴抗疫保障车队招募的消息，林志强是不想报名的。

林志强的心很细，平常家里由他掌勺，妻子不会做饭，他不放心妻子一个人待在家里。

妻子赶着让他报名加入车队，帮助一些更需要他帮助的人。他所在的小区年代比较久，已有20多个确诊病例。小区楼栋的居民约定，发放的物资不要每户都领，放在公共区域，谁需要，就下来拿。

妻子经常拿一些不需要加工的食品上楼，比如西红柿、黄瓜。林志强有空的时候，也会远程教妻子做一些简单的饭菜。“她心比较大，只要不饿肚子就好了。”

经历了这次疫情，张佳的职业自豪感增加了。她说：“我作为一名滴滴司机，我很荣幸，也很珍惜这次机会为上海出一份力。”

张佳师傅及其家人合照

幼儿园老师在群里问：“有没有家长在做志愿者？可以上传一些照片。”张佳的丈夫把她做滴滴抗疫保障车队志愿者的照片上传了，幼儿园群里的老师和家长接龙夸赞“果酱（张佳女儿的小名）妈妈好棒啊！”

她好朋友的女儿也发语音告诉她：“阿姨，我为你自豪”。

其实，她加入抗疫保障车队，还有一个原因。张佳的外婆患有老年痴呆症，3月中下旬已经断药，只能替代服用安眠药。但照顾外婆的保姆掌握不好安眠药用药剂量，最险的一次，外婆一整天都没有醒。

张佳猜想，能出小区，就更有可能保障外婆的用药。

她的父亲77岁，母亲70岁。他们每天都在替女儿担心：你是不是回家啦？饭吃了没有啊？哎，你在外面一定要防护好啊！张佳每天都会接到父母的叮嘱电话。

疫情之下，他们离开家，为重病、老年患者“摆渡”；回到家里，他们是父母、是子女、是丈夫、是妻子，或许也是一位等待“摆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