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钧往来书信五通释证

刘国钧（字衡如，1899-1980）是中国第一代图书馆学学人的杰出代表，其先后在金陵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西北（兰州）图书馆、北京大学等单位就职，且都担任过行政领导职务，其经历之丰富在第一代图书馆学学人中并不多见。如此丰富的经历，尤其是担任行政领导职务时，必然产生大量的往来信札，顾烨青等人在编纂的《刘国钧先生著译系年目录（增订版）》中曾著录了刘国钧的部分往来信札（下文简称“顾目”），但还有相当数量的信札散落在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有待进一步挖掘。笔者在南京大学档案馆收藏的金陵大学档案中就发现了不少顾目未著录的刘国钧往来书信，然而，由于很多书信内容简单，加之未写明日期，或只写“即日”等，给整理、考证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本文特选择已完成整理的刘国钧往来书信五通予以公布，并就其中有关内容进行释证。

1935年9月29日杨家骆致刘国钧书信释读

在南京大学收藏的金陵大学档案中，有一通杨家骆写给刘国钧的长信，内容如下（句读由笔者所加，原信无）：

衡如先生大鉴：

久仰崇颜，莫由趋侍，下风景慕，与日俱深，恭维化泽远被、德躬康疆为无量祝。兹陈者，窃以吾国文化启发最早，学术昌明为世界冠重，以右文为政，人物辈出。著述之富逾千万卷，专词事典之多，沿革流别之繁，求之各国，殆无伦比。徒以缺乏整治，系统毫无，吾人一披卷帙，不啻鼹鼠饮河，河伯向若回顾茫然，靡知所居。求一解、释一惑，往往翻书千卷而不能惬其所需，不有综贯古今治繁总要之作，则承学之士，无以识其往途；立谈之顷，无以瞰其大要；解疑释惑，无以利其检查；参考研究，无以资其取材。百年以还，学术进步反逊于欧美各邦者，其在此乎？溯西洋当十八世纪之顷，法国学术虽甚发达，而以典籍繁重，除少数贵族、僧侣外，鲜有能研究淹贯者。哲人达伦培尔、提特罗、福禄特尔、卢梭等辈乃萃三十年之精力，成百科辞书三十五巨册，举凡学术政教之思想，无不详加论列，艰深博大之学乃得藉以普及民间，卒酿成文艺复兴之盛。言近世史者，咸艳称此书为文艺复兴之纪念碑。家骆不自揣测，妄冀寸成，斥资廿万设立敝馆，其目的可约而言者有二：一在致力先哲时贤著作之整理，加以严正周祥之批判，著为图书大辞典以为读书治学之向导。二在撷取古今中外著作之菁英，加以系统精粹之叙述，著为学术百科全书以为真理真知之总汇。广先进之成规，应时代之需求，步西哲之后尘，完中土之伟业。虽自惭于僭狂，实当仁而不让，愿以植鹄既远竟业匪易乃区。图书大辞典为一百种，学术百科全书为四十种，庶逐步以进行，可分重而若轻。其较为急要者，如四库大辞典等十种，已先后付梓，凡二千数百万言，其量几与素称繁富之廿四史三千二百余卷者相等。四库大辞典、图书年鉴、书目志丛书大辞典，志古今载籍之书，旨学者之传记以及书籍之名数、版本；清代人名大辞典、民国名人图鉴，志近三百年来政教学艺上人物之传略；群经大辞典、中国文学百科全书，诠论关于经学、文学之专词、学派、事典、制度、作家著述之源流得失。沉潜十数载，手披百万卷，虽无深造之诣与独见之明，惟工具之书，为人者多贡诸学人或有寸得，故敢灾诸枣梨以就正于邦人马。次第出版以来，辱时贤之谬许，自国府主席以迨地方政府，咸宠锡褒词并先后通令全国介绍者，凡六十余次。国外名教授，如英国韦尔斯、美国亚诺尔得、俄国阿里克、日本实藤惠秀，亦咸为文论之。国人批评之见于文字者，不下千数百则，并认为机关学校、教育馆、图书馆及学术家、教育家、政治家、事业家不可不备之。藉现值两馆合组成立纪念之期，特举行预约优待以资普及且以中外人士期望弥殷，提掖奖饰不遗余力，更应自励，早竟蓄志。惟是，此种事业至艰且巨，绠短汲长，蚊弱山高，欲其早抵于成端，赖教育领袖之赞助，兹谨寄中国图书大辞典、中国学术百科全书提要及其批评十份，祇恳纠其讹谬，锡以批评，俾得刊诸卷端以为南针。谅邀俞允，敢先申谢。昔安丽村以万金资朱竹垞，俾著经义考，成书三百卷，马秋玉又为之刊行，学人至今犹饷其次，竹垞安马亦并成不朽之名矣。家骆何人，讵敢自比前哲，且以身遭叔季，世风丕变，惧负耿介勤廉之教，竭其私资，完此艰巨。从不敢锱铢妄取于人，祇冀流通十书信价，俾得续编各书。遥闻贵馆于此十书尚未备置，恳即饬下订购，庶使一虫之声得随化泽以不泯，全国文化学术界实利赖之不徒。家骆一人之感拜已也，匆肃不儩，至冀为学术、为后进崇获万万。此叩

大安

杨家骆顿首

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该信其实是一封“推销信”，是杨家骆希望时兼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刘国钧能够为金大图书馆订购其所编纂的有关论著。

杨家骆（1912-1991），出身于江苏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16岁从东南大学附中毕业后进入国学专修馆研修，1928年进入教育部图书馆工作，在教育部图书馆工作期间，杨家骆编纂了著名的《四库大辞典》。1930年春，杨家骆在家人的支持下，在南京与兄弟、友人共同创办了中国辞典馆，截止到1937年抗战爆发，该馆共编纂出版各类图书共计4000万字，赢得了广泛赞誉。抗战爆发后，杨家骆及中国辞典馆西迁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家骆东返上海，中国辞典馆也改名“世界学院中国学典馆”落户于上海。1949年，杨家骆前往台湾，1991年去世。在台期间，杨家骆对于台湾的出版事业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说，杨家骆是中国近代一位贡献卓著的出版家、图书馆学家、文献学家，但是由于其1949年赴台，目前大陆学界对于杨家骆及其创办的中国辞典馆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而上述杨家骆致刘国钧的信札，虽然是一封“广告”，但对于我们了解杨家骆的事业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1936年，杨家骆在《辞典馆月刊》上发表了《我的终身事业》一文，杨氏在该文中明确表示要用毕生精力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中国学术百科全书》、《民国史稿》、《国史通纂》，并且阐述了详细的编纂计划，其中不少思想在上述给刘国钧的信中就已经暗含了。

1940年9月20日刘国钧致金陵大学总务处书信释读

鉴于“图书馆学，关系社会教育甚巨，此项专门人才，极感缺乏”，1940年1月24日，西迁成都的金陵大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递交了建立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呈文，并附《金陵大学文学院附设图书馆学专修科计划》。1940年3月11日，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正式签发部令准许金陵大学增设图书馆学专修科。图书馆学专修科刚设立时由刘国钧担任主管（兼职），后由曹祖彬负责。其实早在1927年，金陵大学就创办了图书馆学系，但相较于南京时期金大图书馆学系所设的图书馆学专业为辅修专业，1940年创建的图书馆学专修科具备独立招生的权利，招收对象为“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毕业生，或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之肄业生经入学试验及格者”。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成立，成为战时后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当时在后方的很多机构都派人到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进修旁听。1940年9月18日，金陵大学总务处收到了位于成都的空军机械学校通过成都市教育局转来的派员旁听的公函（蓉教庚字第02842号），函谓：

迳启者：

刻悉贵校为适应社会需要，特设图书馆专修科一班，以期造就图书管理专门人才。查有本校图书管理员吴绍荦一员，对于图书管理学识，自感不足，申请保送贵校旁听图书馆学通论藉广见闻，用特函达。即希

查照惠允见复为荷！

此致

金陵大学

空军机械学校启

九月

金陵大学收到该函后，旋即转给了刘国钧，刘国钧于9月20日给予了回复，复函内容如下（原信无标点，标点由本文作者所加）：

□□来校旁听图书馆学，极所欢迎，即请吴君听讲图书馆学16/B《图书馆组织与管理》，上课时间为星期二、四、六上午第三时，敬祈转复为荷。此致

总务处

刘国钧启

九，廿

金大总务处在收到刘国钧的答复后于9月20日草拟了对空军机械学校的复函，内容如下：

迳启者：

接准蓉教庚字第二四八二号大函，就谉一是。吴绍荦君拟来敝校旁听图书馆学，极表欢迎。即请转知于每星期二、四、六上午第三时（十至十一）来校旁听图书馆学16/B《图书馆组织与管理》为荷！此致

空军机械学校

私立金陵大学启

16/B为金大课程代码，上述往来通信，内容虽然简单，但是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教学情况及其在后方的影响力，以及当时中国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匮乏。

刘国钧与陈裕光往来书信二通考释

陈裕光，字景唐，1893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1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化学系，1916年赴美，继续研究化学，192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归国。陈裕光归国后，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25年返回母校金陵大学任教，1927年担任金陵大学校长直至1951年，陈裕光是金大首位华人校长，对于金陵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陈裕光与刘国钧两人交谊颇深，陈裕光担任金大校长后，先后聘请刘国钧担任金大文理科科长、图书馆馆长、金大秘书长、金大文学院院长等职，金陵大学档案中保留了很多刘国钧与陈裕光就行政事务的往来通信，但大部分通信需要进一步考证，先就其中已整理好的二通，公布于下。

1942年2月3日刘国钧致陈裕光函

1942年2月3日，时任金大文学院长的刘国钧就该院新聘教师预支路费事致函陈裕光，内容如下：

景唐校长吾兄赐鉴：

关于陈仲子、陈锡祺二位来校任课，暂请汇给路费一节，业蒙俞允。兹因寒假日期无多，即请转知会计室克日迳汇陈仲子先生壹千伍百元，陈锡祺先生叁百元，俾便早日成行，如期到校授课，是为至盼，陈锡祺先生聘书最好请与路费一并寄去。兹将二位先生通讯处开列于后，藉便通讯。再，社会福利行政组男女生及研究生现因人数不多，拟请准予暂住本科男女生宿舍，并祈转知事务处办理。专此，祇请

道安

刘国钧 谨启

二月三日

陈仲子先生：贵阳乐群路九十二号

陈锡祺先生：嘉定武汉大学内

刘国钧上信没有具体的年份，但是通过其中有关内容可以推断该信写于1942年。信中所提的陈仲子，即陈延杰，1888年出生于南京，毕业于两江师范学校，曾任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教授，1942年被聘至金陵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陈锡祺，1912年出生于江苏盐城，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先后在江苏省立镇江中学、武汉大学等单位担任教员、助教等职，1942年被聘为金陵大学历史系讲师。1942年4月1日出版的第303期《金陵大学校刊》“本学期新聘教职员”名录中陈延杰、陈锡祺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也是判断刘国钧上述信件年份的重要依据。1993年9月，陈锡祺在为陈恭禄遗稿《太平天国历史论丛》所撰“序言”中也提及：“1941年秋，我在武汉大学工作，恭禄师从成都来信，邀我到金大历史系任教。1942年春，我只身赴蓉，与恭禄师及王绳祖先生共住一宅。”陈锡祺的这段内容，更能断定刘国钧此信写于1942年。

陈裕光在收到刘国钧的信后，于1942年2月4日做出了批示“已通知会计室办理”。金大会计室在收到陈裕光的批示后，又于2月7日完成了汇款，并在刘国钧信上注明“上款均由中国银行汇出”，此外还在刘国钧信件最后陈延杰、陈锡祺的地址后分别用括号说明陈延杰采用的是“电汇”，陈锡祺用的是“信汇”。

1942年8月5日刘国钧致陈裕光

1942年8月5日，时任金大文学院院长的刘国钧就金大文学院历史、国文两系师资发展情况致函陈裕光，内容如下：

景唐校长吾兄赐鉴：

日昨接谈甚快。想尊驾近已在灌稍稍休息矣，当于吾兄勤劳之体有所裨益也。陈恭禄兄执意坚辞，小缘兄于星一下午，弟于昨今两日，均与之作数小时之长谈，毫无结果。王伯武兄言，此事希望甚少，不可不作后任准备。故弟已迳函吴征铸兄接洽矣。惟闻其在女师，甚受谢循初兄推重，能否脱身，尚有问题。如彼不能来，则本校毕业生已无合适人才，不知可否聘请束天民或徐仲舒，然此两人均在川大，已任教授多年，其待遇决不能低。但问其资格经历，亦只与陈恭禄、高文两君相仿佛。若与以高待遇，则恐又将为人藉口。故弟想来想去，只有重申前请，依照上次信上所说，作如下之决定：“以后国文系及国史方面聘用教员得从优议叙以资提倡国学。别系不得援以为例（此句或不用，以免招反感）。”此决定之理由，即（一）在事实上，本校原有教员聘任标准与此两门人才不能相符合。（二）此两门人才现在极缺乏，各校竞争极烈，不如此不但不能请人来，即原有人员亦必被人拖去，陈恭禄即是一个例子。（三）文史两系为文学院基础，此两系不办稳定则整个院均难上轨道。照目前办法，则此两系之人必至走空而至于关门。文学院势必成为法学院，或至于不能维持。此虽与其他各院无关，但与整个学校之声望，则有大损。度吾兄必不愿见此形象也。若采用上述决定，则有数种好处。第一：校中可以在此两方面人才缺乏之时搜罗人才。第二：办事人（如文院及文化研究所）有伸缩自由之方便。可因才定薪，不受牵制。第三：其他各系，无可藉口。因在本校，传统上，向来对国文系有例外看待之惯习也。有此决定则现在所发生之请人困难，升格困难等等均可一扫而空。以后办事，可以放手做去，不至受人牵制。至此决定之发表可有两种方式：（一）由校长在常务会上作一声明，表示此系本校决定之政策，当照此方针去做。或（二）由校董会作一如上之决定，以为校长后盾。但无论如何，此事必须出自吾兄英断，决不能由普通会议解决，因与会各人未必皆知此中困难，亦未必皆受此种痛苦也。倘或意见纷歧，必至各事停顿。现在国文历史两系已有停顿之象，若不速为决定，则下年度文院情形，将难以设想。吾兄在休息中，弟尚以此相授，实深惭愧，但因兄事稍简，感可于此多加思索，故敢奉闻，即希详察是幸。专此，顺颂

祺安

弟 刘国钧 敬上

八·五

刘国钧上信没有署年份，但是信中内容还是提供了可供考证的线索，开头刘国钧提及“陈恭禄坚辞他就，李小缘与其极力挽留”（李小缘极力挽留是因为陈恭禄当时不仅在文学院任教，还兼任李小缘主持的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内容，据此基本可以判断此信时间为1942年。

陈恭禄，1900年出生于江苏丹徒，1921年考入金陵大学化学系，后转学农学，最后又转入历史学专业，1926年毕业于金大，获得文学士学位。毕业后在中学任教，1928年被聘至金大教授中国近现代史，1933年秋转职武汉大学，在武大期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一书，名噪一时。1936年秋，陈恭禄再次移砚金陵大学，抗战爆发后随金大西迁成都。1942年夏，陈恭禄应国立西北大学之聘，离开金大，但是在西北大学仅服务半年时间便再度回到金陵大学，此后一直在金大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随金大并入新组建的南京大学任教，1966年去世。回顾陈恭禄经历，其离开金陵大学只有两次，一次是1933年，另一次是1942年，而判定刘国钧此信为1942年的另一重要依据就是信开头提及的“尊驾已在灌”，指陈裕光在成都代管的灌县休整，应该是在金大西迁期间。

信中所提王伯武，即王绳祖，时任教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吴征铸，即吴白匋（名征铸，字白匋，以字行），1931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时在四川白沙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刘国钧信中提及的吴白匋任教国立女子师大这一信息，也再次印证了此信作于抗战期间，至此，断定此信1942年已无疑。束天民，即束世澂，毕业于南高师，早年曾任教于金陵大学。高文，1926年考入金陵大学，师从黄侃、吴梅、胡小石等人，时任教于金大文学院中文系。

刘国钧此信也反映了金陵大学文史两系长时间的困境，金陵大学由于教会学校的身份一直重视西学，1927年陈裕光接任金大校长后，对于这一情况有所改善。但是金大对于自然科学的重视仍高于中国传统学术，在聘请教职员时，基本也是优先考虑具有留学背景之人才，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文史的人才很多因为没有留洋经历，很难获得金大聘任。刘国钧作为文学院院长，也认识到了问题之所在，但刘国钧在信中所提“上信”及陈裕光后续处理情况，有待进一步查考。

1943年8月11日 刘国钧致《金陵大学校刊》社

金陵大学档案中有1943年8月11日刘国钧致《金陵大学校刊》社函一通，内容如下：

迳启者：

本会成立伊始，亟当搜罗书籍以充实内容而便利研究，惟是事属草创，规模未立、经费短绌、购置难罔。素仰贵社热心文化不遗余力，所出版之《金陵大学校刊》之属内容丰富，为学者参考所不可缺用，特专函请自即日起赐赠一份，以光东壁而利研究，不胜企祷之至。以前各期如蒙全数惠赠，俾窥全豹，尤所感盼。此致

金陵大学校刊社

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筹备主任 刘国钧

八月十一日

该信从字迹来看，并非刘国钧亲拟，而从形式、内容判断也非刘国钧专致《金陵大学校刊》一家，应该向诸多出版机构都发出了征求信。彼时，刘国钧刚离开金陵大学不久，在为国立西北图书馆征购文献资料时，自然先想到金陵大学。该信未署具体年份，但是从金陵大学相关档案中，能得知该信写于1943年，即刘国钧离开金大不久。金陵大学收到该信不久，便于9月3日做出了“送请校刊编辑，按期寄送”的决定，9月6日，金大校刊社便完成了赠送登记。

结语

本文对南京大学档案馆所藏金陵大学时期刘国钧往来通信五通的整理、考证，这些书信虽然是行政事务通信，但是对于了解刘国钧生平、了解金陵大学发展以及陈恭禄、杨家骆等近代学人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如开头所述，刘国钧经历之丰富在中国第一代图书馆学学人中并不多见，关于他的往来书信亟待进一步搜集、整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刘国钧全集》编纂”（项目编号：20&ZD331）阶段性研究成果，为便于阅读，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