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唐培吉：从事理论教育乃终身之志

【编者按】首届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终身荣誉奖”揭晓，共有10位建国以来长期在公共政治课教育教学一线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在世的本市资深专家学者获此殊荣。澎湃新闻拟发布“终身荣誉奖”获奖学者系列稿件，本文为原同济大学文法学院院长、上海市党史学会会长唐培吉篇。

唐培吉，1930年出生，上海人。唐培吉年轻时是进步学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学生运动，组织同学与国民党反动政府斗争。1949年12月，他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担任复旦大学政治系的团支部书记。

1952年，唐培吉从复旦大学毕业，适逢院系调整，组织上把他分配到新成立的华东政法学院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从事中国革命史的教学工作。华东政法学院合并了华东六省一市的政治系和法律系，为了铲除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设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程——马克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联共党史。这些课是学校里的主课，分量很重，严格考试，并且，所有的授课教师，皆由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担任（唐培吉1953年入党）。唐培吉说，当时教师都把教学作为革命工作看待，加班加点备课，集体讨论讲稿，课后收集反馈意见。

由于唐培吉努力上进，是骨干教师，在华东政法学院期间，组织上先后三次派他去北京学习，使他打下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1953年，他在中央政法干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政策法令。1956年，他在中央党校的师资训练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据唐培吉回忆，当时中央党校的师资力量很强，授课者皆为名师，有《资本论》的译者郭大力、王亚楠，有写过《大众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通过学习，唐培吉不仅掌握了理论知识（如剩余价值论），而且还树立了坚定的理想信念：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1958年，唐培吉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进修。人大经常组织名家讲座，比如有我们党著名的历史学家何干之，甚至还有李立三这样的历史亲历者——他会现身说法、自我批评。

1958年，唐培吉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他来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现代史研究组担任副组长。在历史组期间，他带领学生到国棉二厂调查。国棉二厂解放前是日本人的纱厂，是顾正红烈士生前工作和斗争的地方。唐培吉等人了解烈士事迹和斗争情况，写了一部国棉二厂的厂史。1961年，唐培吉调至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理论班担任教员。这个理论班主要培养领导干部的秘书，唐培吉引导学生读原著，开始负责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后来也负责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当时学习的书目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1973年，唐培吉回到了复旦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1977年，高考恢复，出现了大量新生，但当时大学接受能力有限，于是，复旦大学成立了分校，即后来的上海大学。1979年，唐培吉来到新成立的复旦大学分校，负责创建历史系。1980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唐培吉被调去工作。在此期间，唐培吉参与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的编写（主要参与解放战争部分）。另外还参与撰写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的注释条目。

唐培吉1982年回到复旦大学分校历史系（后即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继续从事党史教育和研究：1983年，负责统看上海人民出版社政治读物编辑室组织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建国以来第一部中共党史工具书；1984年，撰写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一文；1989年，主编了《两次国共合作史稿》一书，客观地评价了国共合作的历史地位与作用；1991年，撰写《中国党史研究近况》，在《党史信息报》连载三十一期。

除了党史之外，唐培吉还从事其他历史研究。他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抗日战争的学术专著；他参与创建了上海新四军暨华中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参编《新四军词典》，主编《新四军研究》；他参与编写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1921-1991）》，组织编写了《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八十年代中叶，他与人合写了《上海学研究若干问题》，撰写了《延安学刍议》《犹太学刍议》等文，为开拓新研究领域做出了贡献。

1989年，唐培吉来到同济大学，先后担任社科系、法律系、文法学院的系主任和院长，他创建了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专业中国革命史硕士点，实现了同济大学文科研究生培养零的突破。

澎湃新闻：您能谈谈您是怎么与学生交往的？

唐培吉：第一要为人师表。首先要自己亲自上课，我从来没有不上课，一直上到退休。我给本科生上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给研究生上中共党史的专题课，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另外，一定要把课的质量上好，不能像留声机那样一遍遍重复，今年这么讲，明年也这么讲，我总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讲课内容有创新改革。上课一定要生动活泼，不能够念条文。我讲课从来不用讲稿，而是脱了讲稿，跟同学讲。我从学生的反应中看出，学生哪里有疑惑，就做一些解释。教师自己的言行一定要得体。我从来不在课堂上讲一些哗众取宠的野史。

第二是有的放矢。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课实际上是对人的思想教育，一方面要灌输，它不会在脑子里自发产生，但另一方面也要引领，循循善诱，潜移默化。不是一堂课就要解决问题，不会立竿见影，而是在一系列课程当中让大家感觉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艰苦地走过来的，如何一步一步取得胜利。要人们从内心体会。

澎湃新闻：您觉得该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

唐培吉：我觉得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都要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教育，要把这个作为国家的根本方针、根本大计。我以为大学应该恢复中共党史课，尤其党校更应该上党史课，不上是完全错误的。要给予马克思政治理论课充分的时间保证，要有严格的考试制度，还要配备比较强的师资力量。

澎湃新闻：您对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有什么体会心得？

唐培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看了以后觉得非常有启发和受教育。高校要立德树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校必须要抓紧对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理论思想的教育。据我自己的体会，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几门课程，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是会起很大变化的。

现在有些人的理想信念有所动摇，但是如果你把党的历史学好的话，你一定会感觉，我们的中国共产党的确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有能力克服一时的困难和错误。比如遵义会议克服了三次“左”倾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获得了长征的胜利，走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路；比如虽然“文革”使国家的经济文化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也有党内的健康力量粉碎了“四人帮”，纠正了错误，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我从1952年开始搞中国党史教育。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组织上对我的安排；我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础，是组织上对我的培养；加强研究，是组织上对我的引导；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我的终身之志，是组织上教育的结果。因为我教的是中共党史，所以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取得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