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欧洲不是平的

冷战结束初期，“历史终结论”盛行，人们笃信“世界是平的”，认为最终各国都只有一种发展方向。

欧盟的高歌猛进似乎正是这种乐观情绪的写照。随着1999年欧元区建立，欧洲各国被进一步捆绑前进。在欧债危机爆发前，欧盟给世人的印象是：各国除了语言，其他的终有一天要交给欧盟管。

今天，大家已经不再认为各国都要往一个方向发展了。连美国都开始改选更张。在欧洲内部，各国的自身特色也比以往更为突出。今天看欧洲，如果还只是把欧洲看作一个大经济体，那么就像昏暗的灯光下看一身五光十色的袍子，难得其妙了。

要把欧洲拆开来看的话，首先还是要讲德国。德国是欧洲的人口大国（8千多万人，占欧盟5亿人口16%）、经济大国（GDP为2.5万亿欧元左右，占欧盟两成）。在各种“资本主义模式”学说中，德国基本上都被视作某一资本主义类型（比如“莱茵模式”、“协调市场经济”）的典型，这充分说明了德国经济模式独具特色。

要说德国经济的最大特色，还数其出口。一般只有后发国家才采用“出口导向”的战略来发展经济，亚洲的“四小龙”、“四小虎”都是靠这样起家的。在发达国家中，以出口见长至此者实为罕见。出口对德国GDP的拉动作用非常显著，不但高于美国、日本等出口大国，甚至与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也不相上下。中国在2009年取代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但2014年德国又反超中国，成为世界上头号贸易盈余国。

德国的这个特点并非凭空而来。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的支持下，德国建立起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1976年，德国社民党在竞选时提出了“德国模式”（das Modell Deutschland），主要指德国的新重商主义出口模式。这种模式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经历了欧洲一体化和欧元的诞生，经历了欧洲债务危机，仍显示出极强的活力。

德国出口主要是金融产品和各种各样的高技术、高质量的机械设备和日用品，这类产品在国内的消费有限，因此主要针对国外市场。这种“出口导向”的思维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德国的欧洲一体化战略。德国支持建立欧元区的主要考虑是换取法国对“两德统一”的支持，但欧元区建立后，德国实际上受惠很大。德国马克的含金量高于欧元，德国加入欧元区后相当于货币贬值，刺激了德国向欧元区其他国家以及区域外国家的出口。

然后再讲法国。法国是欧洲一体化“双头领导”中的另一头。它最大的特点，不是出口，而是“国家”。

法国是欧洲最早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也是唯一一个经历过彻底革命的欧洲强国。革命强化了法国的中央集权传统，在法国的资本主义运行中，国家一直发挥重要作用，法国因此也被一些学者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法国政府的税入占GDP一半左右，仅略低于北欧国家。

法国出口竞争力不如德国，在加入欧元区前比德国更习惯于用货币贬值作为刺激出口的手段。法国之所以同意建立“德国版本”的欧元区，盖因想用多边体制牵制统一后的德国。通过一体化拉住德国，可以保住其在国际舞台上的特殊地位，这也是法国积极参与领导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点所在。但欧元区成立之后，法国经济表现不济，而且改革难以推进。相比持续飙升的德国出口，法国出口则停滞不前。由于无法再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法国的贸易赤字越来越大。法国劳动人口中的失业率近30年来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少有低于7%，近十年更是在10%徘徊。

法国虽然重视国家的作用，但过去几十年受全球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也很深。欧债危机后，法国的资本家对德国所倡议的紧缩政策表示欢迎，认为紧缩政策也有助于改善法国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由于法国的经济情况不如德国，所以法国政府也有心以“南欧老大”自居，敦促德国出资救欧。与德国相比，法国更支持“增长”（即刺激经济）和“共同债券”（即各国在财政上互助）等倡议，其实质用意是让德国承担更多的救欧成本。

然后再讲英国。英国的最大特色是“老大帝国”。这个帝国的历史能够解释英国的许多思想和行为。

首先，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的经济与全球联系非常紧密。这导致其一直不愿完全把自己绑定到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中来。其次，由于英国要经营全球，因此有非常深的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最有利于最强大的国家。

在战后初期，与德国的强劲复苏相比，英国经济较为逊色：投资不足、制造业增长乏力、出口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英国资产阶级接受了这个制造业衰退的现实，转向金融业。英国向金融业的转型非常成功，伦敦金融城成为可以与美国华尔街相媲美的全球金融中心。为了保持自己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英国拒绝加入欧元区。

和美国一样，英国金融业大发展之后，英国经济增长提速，甚至高于德国；但与此同时，居民储蓄减少、房地产价格攀升、信贷消费增加。因为英国经济高度依赖金融业，因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经济受到的冲击比别的国家更大。为了应对危机，英国出台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因此财政赤字上升，赤字水平与美国以及南欧国家相当。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之后，英国又及时地痛下决心削减赤字，搞起了紧缩与改革。到2014年，英国改革收效，经济增速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

英国金融业的发达也与其“帝国遗产”有关。在1914年前，英国在全球殖民，这为英国资本家带来了大量利润，也导致英镑在19世纪的世界经济中获得了类似战后美元的霸主地位。后起的国家觊觎英国的流动资金，英国银行业正好可携英镑优势在全球开展金融业务。全球金融危机后，英国虽然有心重拾制造业，但其高度倚重金融业的经济格局并没有实质改变。欧债危机后，欧元区加速一体化，建立在英镑之上的英国金融业越发难以融入欧元区的规划中。出于对“自由主义”特色的坚持、对“帝国遗产”的自信以及对欧盟经济发展前景的悲观，不少英国精英认为应彻底退出欧盟。

说完英国，再说意大利。

意大利经济发展势头不如英法德等国，是“地中海模式”的代表。与英法德三国相比，意大利的中小企业、家族企业别具特色。但就国家整体经济结构而言，意大利的南北差距值得一提。

哪个国家都有内部经济差距，但意大利的是个历史问题，北强南弱，长期困扰意大利政府。在上世纪60年代，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希望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弥合南北差距，但因为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也有南北分歧，因此未能达成一致。意大利的左翼政治力量希望通过产业政策推动意大利从凯恩斯福利国家向社会主义逐渐转型。但是，和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英国工党一样，意大利左翼的战略也失败了。上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兴起之后，意大利也开启了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意大利不再通过政治手段缩小南北差距。意大利北部融入了全球产业链，意大利南部却一如既往地依靠财政拨款，南北鸿沟成为意大利右翼地区主义、政治冲突、政府赤字、“吃福利饭”等种种现象的根源。

因此，当欧洲各国讨论组建欧元区的时候，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都把加入欧元区看作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手段，看作逃脱政治动荡、赤字上升、货币贬值的手段，换句话说，看作解决南北差距问题的手段。加入欧元区对于意大利来说结果有好有坏。意大利加入欧元区之后虽然财政赤字有所下降，但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了，并且失业率上升。意大利的南北分化仍然严重，只是这个问题变成了欧盟框架下的“地区发展”问题。

上述德、法、英、意四国，算是欧洲的核心国家，下面再说说欧洲的“边缘国家”。姑且以欧债危机中的主角希腊为典型。

希腊是靠欧盟“上位”的欧洲边缘国家。1981年，希腊成为欧共体第10个成员国。但希腊却一直没有经历像其他欧洲边缘国家那样的高速增长。希腊的经济发展轨迹与欧洲核心国家非常同步：战后复兴、70和80年代增长放缓、90年代之后增长速度稍有回升。希腊的增长主要是靠国内消费拉动，但国内家庭储蓄率已降至负数，大部分人的消费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的是信贷。因为国内投资与生产不足，消费主要靠外债支撑，贸易逆差也很大。加入欧元区之后，希腊信誉上升，借外债更为容易。外债在一段时间内支撑起了希腊经济繁荣的假象。希腊在加入欧元区时，宏观经济指标并未完全达标；但欧洲大国看重希腊在经济和地缘上的战略地位，对希腊“开了后门”。

粗粗讲完欧洲几个有代表性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出，国家和人一样，各有各的特点；即便住在了一个屋檐下，也难改经年形成的禀赋习气。一个国家要往何处发展，外界的影响因素之外，其历史也同样对其能选什么路走构成了制约。不同国家之所以愿意在一个屋檐下共存，都有各自的考虑。现在欧盟发展受挫，一体化前景难料，各成员国如何根据自己的国情、利益、倾向来和欧盟互动，对欧盟的发展前景就至关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