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涛评《撒马尔罕》：希望枝头的一枚甜果（下）

《撒马尔罕》中的突厥人政权

即使我们姑且部分地接受伊朗民族主义式的解读，在政治上，卡亚姆时代所对应的异族也已经主要不再是阿拉伯人，而是后世西方学人和内亚近代民族主义分类意义的突厥人了。实际上，对菲尔多西来说，这一点他也有切实感受了。

根据张鸿年先生的研究，菲尔多西晚年不受当朝统治者的待见，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作品本来是要献给波斯人的萨曼王朝统治者的，但在公元999年，萨曼王朝被两支突厥人势力推翻和瓜分了（灭了萨曼王朝之后， 喀喇汗王朝得到了河中地区，伽色尼人得到了东伊朗的霍拉桑）。 在这种情况下，菲尔多西转而将该书献给新的突厥统治者马赫穆德，但没有受到重视。张鸿年先生认为，除了宗教原因（菲尔多西是什叶派）、他人的谗言、推荐者失宠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马赫穆德是突厥族的入主者。他从其心态上不能容忍伊朗有人比他强。《列王纪》对鲁斯塔姆的描写有伤他的自尊心。这从某些诗人赞扬马赫穆德，否定《列王纪》中鲁斯塔姆的功绩的诗句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张鸿年：《〈列王纪〉研究》，第144页）。

在《撒马尔罕》一书中，卡亚姆至少接触了两拨突厥人的政权：西喀喇汗汗国（Qara Khanid，840-1212；喀喇汗王朝又称葱岭西回鹘，其建立者是讲突厥语的部族，他们主要由两支讲突厥语的力量构成，一是九世纪中期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西迁的三支回鹘人之一，二是游牧在新疆北部及楚河流域、本为铁勒诸部之一的葛逻禄人；1041年，汗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与塞尔柱王朝（Seljuq，1037-1194，塞尔柱人是乌古斯部落中的一支）。999年推翻萨曼王朝的是两支突厥人的力量：一支是喀喇汗王朝，另一支是由从萨曼王朝分裂出去的突厥人建立的、以阿富汗为基地的伽色尼王国（Ghazni，962-1186，即中国史书中的“哥疾宁”，1040年被兴起于中亚草原的塞尔柱突厥人击溃后迁入印度） 。

这是公元1000年前后发生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尽管当时的人并不会有这种感觉，毕竟，政治体的兴衰、政权的更迭是司空见惯的，就算是以突厥人推翻波斯人的政权建立其在中亚的统治来说，也并不新鲜，早在几百年前，突厥汗国（西方人所谓的蓝突厥，Kök Türk）的统治范围更大。

但这次事件，确实有前不见古人之处。

伊斯兰化了的突厥人将中亚推向突厥化

首先，伊斯兰化了的突厥人开始更加全面地将中亚地区推向突厥化。这里所谓的突厥化，主要是指突厥语的扩张，这个过程中包含着族群融合与游牧人的逐渐定居，也包含着游牧突厥人所携带的内亚因素向定居文明地区的渗入，但突厥化不是一个“独霸”的历史过程，而是一个与其席卷之地的文明相互改造的过程。历史地看，在这个过程中突厥人大量接纳了当地的文明，包括政治体制、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

突厥人的伊斯兰化，当然有商人、托钵僧的作用，但更重要的历史背景是阿拉伯人在中亚的统治，以及在阿拉伯人之后的波斯-萨曼王朝以河中地区为中心不断发动对突厥人的“圣战”，对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起到了重要作用。公元960年，喀喇汗王朝二十万帐突厥人集体皈依伊斯兰教，成为第一个突厥语民族的伊斯兰王朝，这一明显具有政治考虑的集体皈依行动，是突厥人伊斯兰化进程的重大事件。

伊斯兰化对突厥人的认同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之前的突厥汗国时期，突厥人与中亚的关系是“边缘性和间歇性的”，“因为那些突厥人是游牧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理倾向仍然专注于内亚草原”。而喀喇汗人“仰慕巴格达的哈里发以及圣城麦加和麦地那，这些成为他们终极的精神权威，河中地区成了他们永恒家园的一部分”（Svat Soucek, A History of Inner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83）。 突厥人伊斯兰化成为穆斯林，从而在实际上获得了穆斯林共同体的某种合法的、平等的文明/文化身份，这对突厥人维系自身族群的凝聚力，抵御被同化，也有一定的意义。此前萨曼人曾以圣战的名义从突厥人手中夺去了怛逻斯，而此时的突厥人，已经从圣战的对象一跃成为圣战的主动发起者，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进步”对突厥人在此后建立长期的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具有重要作用。

伊斯兰化有利于突厥化推进，因为同为穆斯林的不同族群之间现在更加方便地通婚和融合。对中亚地区的突厥化来说，三个一度强大的突厥伊斯兰王朝（喀喇汗、伽色尼与塞尔柱）功不可没。从语言竞争的角度来说，就是突厥语开始了其排挤伊朗语的过程，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在民众的层面，突厥语（尽管吸收了很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元素）逐渐排挤掉印欧语系的伊朗语（粟特语、花拉子模语以及波斯语）成为中亚的主导性语言（塔吉克人是例外） ，直到今天（尽管近代以来帝俄征服也是另一个重要的故事）。在新疆南部地区，八至九世纪以来突厥化的结果就是，“在新疆塔里木南北两大地区都是突厥-回鹘语战胜当地原居民的语言，后者逐渐消亡推出历史舞台”。原居民所讲的语言是不同支系的印欧语，他们在语言和人种上也反过来对讲突厥语新群体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耿世民：《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第505-506页）。

突厥化的起点至少应该追溯到突厥汗国时代，西突厥的统治对中亚的突厥化已有影响。 到十世纪下半期时，也就是喀喇汗王朝皈依伊斯兰教时，在西天山北部的热湖（即伊塞克湖，在帕米尔高原的北面，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东北部）和七河地区（指流向巴尔喀什湖的七条河流支，大致包含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江布尔州和吉尔吉斯斯坦以及新疆伊犁一带）以及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居民都几乎已是突厥人或突厥化的人了（耿世民：《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第492页）。 萨曼王朝境内有不少的突厥人，但整个地区还谈不到突厥化。十世纪时，河中、呼罗珊、费尔干纳、花拉子模等地还不是突厥地区，即没有突厥化（王治来：“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 十一世纪中，喀喇汗王朝分裂为东西两部后，西部王朝领有河中地区及费尔干纳西部，以撒马尔罕、布哈拉为都城；东部领有怛逻斯、白水城、石城、费尔干纳东部、七河流域和喀什噶尔，以八剌沙衮（近中亚吉尔吉斯托克马克东南十二公里处，十一世纪前以粟特人为主）为政治、军事都城，以喀什噶尔为宗教、文化中心。西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虽然是突厥人，但其属下居民大部分为讲伊朗语不同方言的“伊兰人”， 这就是卡亚姆来到河中地区时的情况。在西部的花拉子模（即阿姆河三角洲地区、咸海南部和东部）住有许多乌古斯、土库曼、康里、克普恰克部突厥人（耿世民：《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第493页）， 这些突厥人是游牧者。

突厥化是内亚游牧民族持续不断地进入中亚定居地带这一历史过程的重要一环。有以下三种因素对突厥化有利。

一、从南疆到中亚地区的定居地带主要是绿洲社会，其人口、军事和生产能力有其局限，因此，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其抵御和同化内亚游牧民族覆盖的能力有个极限，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说，相比于体量巨大的华夏族地区而言，中亚地区只是一个体量较小的“水池”，内亚游牧民族的持续灌入难免不改变其结构，不过也不能否认，印欧人对突厥化的抵御持续时间同样够长。

二、伊斯兰化提升了内亚游牧人的文明水平，使其更容易凝聚自身并向外扩张，而自身也就更不易被同化。

三、一些重要的历史机遇对突厥化有利，这主要是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地区后造成了当地长时间的分裂局面，不但无法形成对北方（中亚地区）印欧人的有效支持，自身也被突厥人占领，不过，突厥人扎进伊朗当地这个波斯文明的“大染缸”后开始被同化。如果再从十六世纪之后伊朗兴起的萨法维王朝有效抵制了乌兹别克汗国的南下来看，就比较清楚了。

从书面语的角度来说，突厥人早期曾创造过自己的文字，语言学家根据其发现地将古代突厥文命名为鄂尔浑-叶尼塞文（Orqon-Yenisey script），又称突厥儒尼文（Runic script），现存形式主要是一些碑铭。最晚迟至八世纪的时候，在粟特人的影响下，用粟特字母创制的突厥文就已经在漠北地区被一些部落所采用，这主要是由于粟特人文明程度较高且长期广泛活跃于从中亚到东亚的大片区域内。在当地文化水平较高的原居民的影响下，高昌回鹘人逐渐定居化，并在当地舍弃原在漠北时期信仰的摩尼教，接受了佛教。

文字上，回鹘文（Uigur script，用粟特字母拼写的突厥语）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渐取代古代突厥文，成为新疆和中亚地区通行的跨语言、超方言的文字。回鹘文使用的时空范围很广，影响很大，后世的蒙古文、满文在书写上皆借用了回鹘文字母。在十三至十五世纪期间，金帐汗国、帖木儿帝国与察哈台汗国都将回鹘文作为官方文字，帖木儿曾“令书记官用回鹘文记其一切征战活动”，一些伊斯兰宗教著作当时也用回鹘文重新抄写过；当时的赫拉特（今阿富汗西北）成为回鹘文的书写中心之一；回鹘文《福乐智慧》（Qutadghu Bilig，作者是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生活时间为1010-1092）一书的维也纳本（1439）也属于这一时代，甚至奥斯曼帝国对回鹘文也不陌生（耿世民：《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第1页）。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福乐智慧》的创作文字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也有不赞同作者最初是使用回鹘文创作的，最著名的就是俄国学者拉德洛夫在1911年左右提出，作者最初是使用阿拉伯文拼写回鹘-突厥语的，回鹘文没有发挥作用，作者后来到了喀什噶尔，把写成的长诗奉献给可汗后，这位可汗为使长诗在人民中广为传播，要求作者用回鹘文转抄（热依汗·卡德尔：引发“《福乐智慧》学”的维也纳抄本，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blog/?action/viewspace/itemid/6178.html ）。

无论如何，保留至今的回鹘文文献，内容十分广泛，它表明突厥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益发达。

伊斯兰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人们对阿拉伯语热情大增，文人日益以精通阿拉伯语为傲，这也影响到其他语言文字的变化，讲突厥语的不同部族也逐渐开始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其书面语，并不断完善。喀喇汗王朝归信伊斯兰教以后不久就开始用阿拉伯文字母书写突厥语，该文字被称为哈卡尼亚文，这是察哈台文的基础。在十至十五世纪漫长的数百年间，随着伊斯兰化进程的发展，回鹘文逐渐废弃不用，而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突厥文（后来主要是指察哈台文）逐渐取而代之。 十四至十五世纪时察哈台语得到发展，并在之后称为新疆、中亚乃至南亚地区的重要的通用语，尤其是在书面语言中也具有重要地位。

内陆亚洲地区长期都是多语言并用的。突厥化并没有造成突厥语独霸天下的局面，伊斯兰化之后文人学者多通阿拉伯语；由于历史的原因，中亚和南亚地区长期深受伊朗文明的影响，波斯语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直到近代，波斯语仍作为官方语言和书面语言在从小亚细亚到印度的广大区域使用（王治来也认为，突厥化的同时印欧语依然在中亚流行，但也慢慢渗入很多突厥语成分。到十九世纪时，波斯语仍然没有被排除。王治来：“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

十一世纪时，喀喇汗王朝的马哈茂德·喀什噶里（Mahmud Kashgari，1008-1105）在巴格达用阿拉伯文编写了其著名的《突厥语词典》，它反映的是当时突厥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在书中，喀什噶里以神圣的名义倡导人们学习突厥语（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pp. 310-315）。 突厥语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式人物是阿里舍·纳沃伊（Alisher Navoi，1441-1501），他完成著名的《五诗集》是在十五世纪末，其晚年热情地为察哈台文辩护，将之与波斯语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当时中亚地区的宫廷语言主要还是波斯文（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p. 504）。 莫卧尔帝国的开创者巴布尔（Babur，1483-1530）就有较好的文学修养，他能用波斯语和突厥语写文章，巴布尔生前用突厥语（察哈台文）写有自传《巴布尔回忆录》，就是受到了纳沃伊的启发（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p. 508）， 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一定的文学价值，1589年后被译成波斯语。十九世纪末英国派出福赛思使团与占据南疆的阿古柏政权接触，双方也用波斯语交流。

据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德威斯教授（Devin A. DeWeese）介绍，直到二十世纪初的苏俄时期，波斯语在中亚仍然是重要的书面沟通工具，在乌兹别克斯坦，至今仍有大量包括近代时期在内的波斯语资料，有待利用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亚历史上，突厥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冷战后中亚-高加索地区多个突厥语现代国家获得了独立之后，（再）突厥化进程依然在继续，包括中亚地区不太成功的本国语言字母拉丁化进程，也可以被视为这个突厥化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突厥人影响了西亚和地中海的历史进程

其次，出身于内亚地区的突厥人进一步向南、向西推进，进入伊斯兰核心区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深刻影响了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的历史进程。

突厥人向伊斯兰核心地区的深入伴随着一系列胜利，伊斯兰化了的突厥人先是征服并统治了文化程度更高的波斯人，接受波斯文化的洗礼，形成波斯-伊斯兰-突厥文化。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击败了由来自里海南岸山区的德莱木人建立的崇奉什叶派的王朝——白益王朝（Buwayhid Dynasty，932-1055，主要统治范围在伊拉克和伊朗西部，德莱木人勇武善战，是萨珊王朝的重要兵源，曾激烈抵抗阿拉伯人的入侵，后皈依什叶派）进入巴格达，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封塞尔柱领导人为“苏丹”，塞尔柱突厥人控制了在巴格达的阿拉伯哈里发（不断受什叶派叛乱威胁的哈里发亦视突厥人为保护者）。

1071年，在著名的曼齐科特战役中，塞尔柱突厥人大败拜占庭帝国军队，之后，大批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西迁涌入小亚细亚地区，逐渐使小亚细亚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最终导致这一地区脱离基督教世界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一部分，而这也是理解之后奥斯曼帝国崛起的重要前提。奴隶出身的突厥人还在埃及建立了马穆鲁克王朝（1250-1517，马穆鲁克即奴隶），并阻挡了蒙古大军。阿巴斯王朝于1258年被蒙古人灭亡后，奥斯曼突厥人最终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拯救者，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2）。总之，突厥人将内亚因素注入西亚和地中海地区，改变了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也增加了伊斯兰世界民族与文化的多样性。

阿拉伯人开创的伊斯兰式帝国主要依靠雇佣外人（奴隶、受庇护者以及新近的皈依者）进行统治，比如，阿巴斯哈里发即使用奴隶军队，萨曼王朝也使用突厥奴隶组成的古拉姆近卫军作为驻防首都与大城市的重要力量（北非的法蒂玛王朝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与莫卧尔王朝皆有相似的军事体制），这种做法虽然避免了贵族政治的难题，但便利了内亚因素对西亚和地中海世界的渗透和影响（【美】简·伯班克、弗里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第71、385-386页）。

与之前阿拉伯人冲出半岛并征服了大片领土相似，突厥人的伊斯兰化与建立帝国的过程，也是他们不断走向定居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近代早期的三大伊斯兰帝国时期最终完成。这一过程伴随着对西亚和地中海诸定居文明成就的鼓励与吸纳。

伊斯兰化之后突厥人的文化深受波斯文明的影响，打上了深刻的波斯烙印。像塞尔柱突厥人这样的内亚游牧军事征服者是直接从游牧社会过渡到国家形态的，所以他们并没有一个官僚阶层可用，并不具备治国理政能力，他们要建立对当地的有效统治，就不得不采纳既有的治理术，因此他们大量地启用波斯人才（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p. 388）。 在塞尔柱突厥人统治波斯的一个世纪中，他们表现出远远超过其真实水平的统治技巧，这主要应该归功于开国之君们所指认的波斯宰辅们。而这个过程恰好处于前述波斯文化复兴的时期，文化层次比较低的突厥人遂搭上了波斯文化复兴的列车，在进入波斯文化圈的同时，将自身的内亚性（突厥语、游牧与萨满）与波斯文化融合，从而造就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波斯-突厥文化圈，其范畴在东-西向上涵盖了从土耳其到印度的广大区域。突厥人慷慨地资助波斯人，使波斯的文学、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比如，帖木儿王朝及其之后欧亚大陆上由突厥人创立的各政权都不掩饰对波斯文化的仰慕，争相为《列王纪》绘制精美的插图本。 游牧民族粗犷的风格也为波斯传统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穆宏燕：“中国宫廷画院体制对伊斯兰细密画艺术发展的影响，”《回族研究》2015年第1期）。

真实存在的塞尔柱突厥人的宰相

小说《撒马尔罕》中的那个塞尔柱突厥人的宰相尼扎姆确有其人，他为塞尔柱帝国的管理做出了巨大贡献。尼扎姆·莫尔克（1018/1019—1092，Nizam al-Mulk）前后担任宰相近三十年，在他的任内，塞尔柱帝国达到了鼎盛。小说中说他力图建立一个警察国家，一开始希望卡亚姆来出认秘密警察总监，但遭到卡亚姆的婉拒，在卡亚姆的推荐下，尼扎姆最终任命掩饰了自己真实宗教身份的伊斯玛仪派重要人物哈桑·萨巴担任此职。根据斯塔尔教授研究，尼扎姆建立警察国家的计划其实只是他在著作中的设想，在真实的历史上他的这个想法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实现，而恰恰是因为没有实现这样的极权统治，才有了尼扎姆管理下的繁荣（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p. 390）。

尼扎姆在去世前曾奉命写下了一部关于治国谋略的作品，这就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波斯遗产丛书”的《治国策》（Siyar al-Muluk/Book of Government，字面意思是“王治之道”）。一般认为该书堪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相媲美，但早于马基雅维利五百年。据说，尼扎姆关于“善治”的理念和模型来自于萨珊波斯的历史经验，他也致力于复兴波斯治国传统，同时，尼扎姆曾服务于伽色尼王朝的实践经验也很重要（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p. 389）。

尼扎姆这本书涉及国王的义务和责任（如第三章《论纠错扬善和主持公正的上朝》、第三十八章《论国王草率处事的失策》）、国家行政管理（第7章《论情报员和书记及其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主要性》等）、宗教和司法事务（第八章《论宗教、宗教法之类问题的询问调查 》、第四十九章《关于处理原告、答复和执法》等）、军队建设和军事防卫（如第二十四章《论创建多种族部队》、第二十六章《论土库曼人以侍卫身份在军中服役》等）、土地与农民问题（如第五章《关于土地代理这及他们对待农民的调查》等）、收税问题（如第五十章《论保留各省税收账目及处理它的方法》）等等具体事务，涵盖了政治制度、经济、军事、税收、外交、宗教、司法行政等各个方面。该书引用和保留了大量伊斯兰教的语录、传说，还有当时社会的奇闻异事、长篇故事以及诸如《伊斯法罕史》等正式的历史著作。这不仅是一本政治学名著，更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可谓是一部十一世纪塞尔柱帝国的百科全书，也是我们了解塞尔柱帝国早期社会及波斯文化对塞尔柱帝国影响的必读之书。

尼扎姆·莫尔克的贡献不只是在政治上和著述上，他还是一位教育家，为当时以及后来的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撒马尔罕》一书提到的他对卡亚姆的庇护，这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尼扎姆鼓励神学和其他科学的学术研究，提议修建天文台，并重新修订波斯历法；他致力于促进正统派的教育，创办了一批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伊斯兰教高等学术学院（madrasa），其中最著名的是巴格达和尼沙普尔的两所。这种 新型学校有别于传统的清真寺教育（马斯吉德），组织完善，有独立的财务系统，单独聘请有学问的人（乌莱玛），不仅教授伊斯兰神学，还教授语法、医学、哲学等多个学科，可谓首开伊斯兰高等教育的先河。尼扎姆鼓励正统神学教育的发展有对抗异端思想的考虑（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p. 407）。 1065-1067年，尼扎姆在巴格达创立“尼采米亚大学”（al-Madrasah al-Nizamiyyah，实际上就是以尼扎姆的名字命名的高等学术学院）后，将前述由哈里发迈蒙创立的智慧宫并入该校，作为伊斯兰学术中心继续发挥作用。

简言之，突厥化与中亚地区的伊朗文化传统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它们往往是既竞争又合作，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形成突厥-波斯文化与印度-波斯文化这样的现象。在伊朗和中亚地区，伊朗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阿拉伯化并没有实现，突厥化也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意味着伊朗传统和影响的消失，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里出现了多种文化的并存、杂交与融合。

作为历史小说的《撒马尔罕》

作为一本历史小说，《撒马尔罕》的创作是非常成功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还曾将其誉为“最好的历史小说的典范”（An example of the best type of historical fiction）。艾赫迈德·拉希德（Ahmed Rashid）在《独立报》(The Independent）上评论说：“马卢夫写了一本卓越的书，他所描述的人们的命运与时代在小说史上可谓前不见古人，很可能也是后不见来者。这本书远不只是一本历史小说；它就像东方地毯上的错综复杂的刺绣，在时光中穿梭，将诗歌、哲学与苏菲主义的激情与现代主义编织在一起。”（ Ahmed Rashid,"Poetry lovers tricked by a drowned manuscript: Samarkand”,The Independent, 1992-09-22）

《撒马尔罕》对想了解那个时代的伊朗和中亚，但又难以啃读大部头专业历史著作的人来说，不失为一本入门级的读物，至少对引发阅读的兴趣以及了解主要的历史线索是有帮助的。尤其是需要考虑到作者本身并不只是一个文学家，他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学家，其非虚构写作同样为人称道，专业背景对其历史小说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在广义西域的历史研究方面，中文学界对伊斯兰化之前的文献、考古和历史的研究较强，而对伊斯兰化及之后的西域史尤其是中世纪史的研究相对是很薄弱的。比如，单就《撒马尔罕》一书的前半部分所涉及的塞尔柱突厥帝国的历史来说，且不说专门的研究，连翻译过来的学术作品都极罕见，在这种情况下，中文读者要想形成关于这个历史时期的常识性背景知识，确实不容易。

历史小说不但能像一般的文学作品一样给读者以教育和启示，还能够提供有一定价值的历史知识，有助于人们形成关于某个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群的常识性认知架构。即使是就了解本国历史而言，好的历史小说也有助于历史知识的传播，更何况是对长期以来在主流知识界颇为陌生的异域呢。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理应是多渠道的、平易近人的。尤其是对不了解异域历史与文化的读者而言，文学作品或许是更为平易近人的传播媒介，好的历史小说可能尤佳。毕竟，历史小说又与纯粹虚构的文学叙事不同：“历史小说是以特定的历史为背景, 描写完整的历史情节, 塑造生动的历史人物形象, 更多的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展现、揭示一个历史时期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何成刚、沈为慧：“历史小说：一种重要的历史教学资源，”《教育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42页）

本书译文的文学性很强，值得称道，有些专有名词的译法在选择上也更契合文学作品，比如，作为中世纪令人恐惧的、专事暗杀的“阿萨辛”派（assassins），译者选择的译法是“阿煞星”，这个译法在意思是更传神的。但由于是历史小说，所以在一些译名方面仍然值得商榷，尤其是有固定译法的历史名词，译者并未注意使用通用译法。比如，“奥哈迪”其实就是“卡迪（qadi）”，是伊斯兰教法官，卡迪才是常见的译法，其实译者对其含义是清楚的（见第7页注释2）； 至于以《医典》闻名于世的伊本·西纳（Ibn Sina，980-1037），西方人对他的称呼应是“阿维森纳”（Avicenna），而不是“阿维西那”。在中文版的第62-64页，有一个重要的错误必须指出来，那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第二个继承人应该是哈里发奥马尔（Caliph Umar，584-644；其全名是Umar ibn al-Khattab；中文又译欧麦尔），而不是什么“卡亚姆哈里发”，所以，中文版说的“在喀山，对名字叫卡亚姆的人来说，出门或逛街都是一件不智之举，”这句引文中的“卡亚姆”应该是“奥马尔”，对什叶派来讲，奥马尔是什叶派第一个伊玛目阿里的重要对手，所以，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对一个叫奥马尔的人在追随阿里者聚居的地方闲逛不是明智之举，这样才讲得通，至于后面说到什叶派民众在某些庆典上喊“愿真主诅咒卡亚姆”，也就更讲不通了，因为这里的“卡亚姆”也应该是“奥马尔”。

限于篇幅，我无法再讨论小说涉及的其他重要主题，比如：《鲁拜集》与东方学的关系、十一世纪伊斯兰历史上的教派政治问题、阿富汗尼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伊朗的现代化问题，等等。以上啰里啰嗦的介绍，很难算得上什么书评，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可能更多地是想通过阅读串联起自己的知识储备，顺便为读者提供一些背景知识，最后，我想用一首鲁拜结束这篇不知所云的“书评”：

若能从希望枝头摘到一枚甜果，

或许能从中发现命运的线索。

还要在这狭窄的监牢受几许折磨，

何不觅一道门通向虚无的荒漠。

（【波斯】奥玛·海亚姆：《鲁拜集》，第319页）

（声明：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张湛先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王一丹教授在本文写作中曾与笔者讨论过多个知识点，使笔者获益良多，在此一并致谢。当然，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