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订记｜一百年前的五月四日，梁任公开讲“先秦政治思想”

【按语】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申报》刊布了时在巴黎的梁任公发给国民外交协会的电报，并同时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两天后，高呼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之北京学生，涌上街头，火烧了赵家楼。

次年，任公作《“五四纪念日”感言》，谓“去年五月四日，为国史上最有价值之一纪念日”，实“国人自觉自动之一表征”，盖“一年来文化运动盘礴于国中，什九皆‘五四’之赐也”。作为不在场的在场者，任公对于“五四”饱含有某种特殊的情感。

一百年前的五月四日，即“五四”三周年纪念日，任公受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之邀，做《先秦政治思想》讲演。其秋，复应东南大学郭秉文校长之请，移席金陵，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一学期。因“中途婴小疾”，汉以后未成，故书名作《先秦政治思想史》。

其时也多新旧之论，亦多中西之争，任公之讲述先秦之政治思想，似与时代稍左，然则至百年后反观其政治之追求，文化之坚守，或不失为一种符合吾国民之选择。此学问家之为学问家，政治家之为政治家，而思想家之为思想家之别也欤？

又值一年五四，感谢上海澎湃允为转发《先秦政治思想史》之“校订说明”，作为对任公开讲先秦政治思想百周年之崇高纪念。

壬寅初夏，个厂。

《先秦政治思想史》

弁言

一九二〇年三月，梁任公游欧归来，即应上海中国公学之请，前往演讲。在演说中，任公将欧游所得与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各问题之感想与发现作一比较，指出：

唯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响者，即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自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梁任公在中国公学演说》，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十五日《申报》连载）

二十五日与长女梁思顺函曰：“吾自欧游后神气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即对于国家问题和个人事业，完全改变其旧日之方针与态度，放弃上层之政治活动，转而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基础的教育事业——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中比贸易公司和国民动议制宪运动等事，即为此也。任公自谓目的曰：“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既为吾辈今后所公共祈向，现在即当实行着手。”（五月十二日与梁伯强、籍亮侪等函）同时作《欧游心影录》，希望青年们“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并“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稿本

任公与梁思顺函又提出“吾欲在上海办一大学”者，即其欧游归途中与众人所商归国五事之一也。张君劢与黄溯初函曰：

弟意，与其自办大学，不如运动各省筹办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输精神，何必负办学之责任乎？任公于编纂杂志之外，在北方学校中居一教习地位，亦计之得者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一九二〇年条）

蒋百里实亦希望梁氏多作讲学，以为可与在上海改造中国公学事合并考虑。其与张东荪函曰：

弟以为今日第一要事，在促任公于今冬或明春即在中国公学设一中国历史讲座。……任公惟做讲师，才把他的活泼泼地人格精神一发痛快表现出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一九二〇年条）

张东荪复函则谓需“大家提起兴会，以助长任公之兴会”（同前）。所以说，任公到大学授课或作各种讲演，既是本人之意愿，更是同侪之共识。

其时，借著作、文章之刊布以浚发民族之精神，取中国历史中类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者，与相印证，作《清代学术概论》；求古籍中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凭新知以商量旧学，作《墨经校释》；在清华学校开授国学课，涵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于先秦诸子而外，专讲老子、孔子、墨子三圣之学术，作《中国学术小史》；后改名《国学小史》，任公自谓“讲义草稿盈尺”，但未单独刊印。今删存稿内有《中国学术小史》草稿若干，其第一讲开篇数句曰：“学术何以可贵，我们为甚么要讲求学术？因为学术是有益于人类的，我们要靠学术来把我们人类的地位提高的。就这样说来，学术的范围却极广了。”后以单篇刊发者有《老子哲学》、《孔子》、《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墨子学案》等，盖先秦为我国思想学术发轫形成期，颇为任公所重视。此时犹多注意学术之哲学层面，如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与胡适之函曰：“对于大著《哲学史》之批评若作出，恐非简短可了。顷在清华讲《国学小史》，拟于先秦讲毕时，专以一课批评大作，届时当奉寄耳。”（函文转引自夏晓虹《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又因南开大学讲授，为使读者领会社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进而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作《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中国学术小史》稿本

且一九二一、一九二二两年内，任公又先后在北京、天津、济南、上海、武汉、长沙、南京、南通、苏州等地，作各类演讲三四十次。因感于当时政治之混乱，主义之横行，“无论什么立宪共和，什么总统制内阁制，什么中央集权联省自治，什么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任凭换上一百面招牌，结果只换得一个零号”（《教育与政治》），任公意识到对于青年之政治教育尤为重要，其一九二二年七月三日在济南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作《教育与政治》的讲演，提到：

今日所最需要的：一、如何才能养成青年的政治意识，二、如何才能养成青年的政治习惯，三、如何才能养成青年的判断政治能力。……这三件事无论将来以政治为职业之人或是完全立身于政治以外的人都是必要的。

我确信这不但是政治上大问题，实在是教育上大问题。我确信这问题不是政治家所能解决，独有教育家才能解决。

即“养成国民人格为政治上第一义”。任公称道《孟子》所引《逸书》谓“天相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即以在上位者之人格教育普天下一般之民众，使全人类之普遍人格循所期之目的以向上，则政治家性质与教育家性质等同，故曰：“政治即教育，教育即政治。”

融汇中西，取长补短。借彼西方美人“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然任公以为，近数年来只有“德谟克拉西的信仰渐渐注入青年脑中”，“是我们教育界唯一好现象”（《教育与政治》），然反观吾国之政治思想，益使他发出“吾先哲之教之所以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其气象为不可及也”的感叹。任公呼唤新文化，呼唤群众运动，呼唤青年人格，为的就是唤起中国人之国民意识。盖国民意识者，实为德谟克拉西国家根本精神之所系。

任公指出：“政治是国民心理的写照。”故政治之目的是造福全人类。“如何而能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馀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即任公自我承担的“对于本国乃至对于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故曰：欲改造政治，先改造国民之心理；欲改造国民之心理，先改造人格；欲改造人格，请从教育始。此犹是二十年前中国之新民所呼吁的“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说》第二节篇名）之遗音也。

二十年后，任公仍然期此一编得“以药现代时敝于万一”，虽千万人吾往矣！《先秦政治思想史》之所由作也，意其在此乎！

一、讲义与讲授

一九二〇年四月，任公组织共学社，即与张菊生函，商请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来华讲学事，未果；七月，又与梁伯强、黄溯初函，商聘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之名义；九月，创办讲学社，为“一永久团体”，“定每年聘名哲一人来华讲演”（与张东荪函）。《讲学社简章》规定：

一、本社因欲将现代高尚精粹之学说，随时介绍于国中，使国民思想发扬健实，拟递年延聘各国最著名之专门学者巡讲演。

二、每年聘请一人，基金充裕时，再图扩充。

三、所聘请者，先注重于当代大思想家，其各分科之专门学者，俟扩充后以次续聘。

是年十月十二日，罗素应邀抵沪，开始访华之旅，直至次年七月离去。在此期间，任公曾与之往还。

梁启超《讲学社简章》稿本

其后的一九二一年春，任公学生徐志摩得英国学者狄更生荐，到剑桥大学皇家学院作特别生。复经欧格敦（Ogden）绍介，得拜识罗素。十一月七日，徐志摩与罗素函曰：

欧格敦先生谈及他的计划，拟先出版“世界哲学丛书”。他也提到你推荐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说可以翻译了加进去。……关于这件事，我个人想提个建议。我想起梁启超先生，就是送给你一幅画的那位;他是这个出版计划的最适当人选。你大概也知道，他是中国最渊博学者中之一，也很可能是具有最雄健流畅文笔的作家。他在解放中国思想，以及介绍并普及西学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值得我们万分钦仰。他在学问上吸收与区别的能力是别人永不能望其项背的。所以我们如果能找到他承担此事，那就最好不过了，我想他是肯答应的。只要你挥函一通，劝他写一本标准的有关中国思想的书，并将丛书的总纲向他说明，我相信这会大大推动他本来就惊人的创作力，他就必然会十分乐意把书写出来。（梁锡华译，据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七卷）

罗素应该是接受了徐志摩的建议。因为一九二二年十月徐志摩与张东荪函，有“英国学者近来至愿与中国学者直接为学问的合作。此君（按，指欧格敦）为罗素至友，康桥异端社主席，最慕中国文化。……今编辑《哲学心理科学方法国际丛书》，梁任公先生允著之《中国思想史》即应此君与罗素之请”云（刊同月二十五日《学灯》，据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七卷）。如此看来，任公为《中国政治思想史》，源头可以说是出自徐志摩请罗素发出之邀请。

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九月的国立东南大学，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兼任校长。郭氏一九一四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其有言曰：“不发扬民族精神，无以救亡图存；非振兴科学，不足以立国兴国。”（《东南大学史》第一卷引）他主持下的东南大学，后被称为“中国最有希望之大学”。郭氏任职期间，积极擘画，延揽名师。此前于南京高师时，曾邀请在中国讲学的杜威、罗素、孟禄到校作演讲。一九二二年更是延请章太炎（《申报》五月九日《南京快信》：“东南大学定下学期请章太炎来宁讲学。”）、王国维（郭秉文六月八日与沈恩孚函：“敝校下学年须添请国文教授一人，教授词曲诗赋等各项学程，拟延王君静庵来宁担任，每月敬送薪金二百元。请烦先生就近代为浃洽。”）任教席，惜皆未请得。同年九月二十五日，郭秉文在新学年《校长开学报告辞》中宣布：

教授除了原有的以外，还添了许多专家。除了新教授以外，还有两位讲师要报告的：一位便是梁任公先生，梁先生暑中曾在本校作短期演讲，十月内预备到本校来，长期演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还有一位是江亢虎先生，江先生是中国提倡社会主义的远祖……现在因为国内提倡社会主义的声浪甚高，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实施起来究竟行不行，也不可以不知道，所以请江先生来讲一讲，十月初便可以来校开讲了。

本校不但是请国内名流演讲而已，还要请国外学者来演讲。国际教育会派来的两位学者：一位是麦柯尔先生，本校请他讲教育的测验编造与应用；一位是推士博士，本校请他讲科学。此外还有用洛氏基金聘请了来的一位物理专家斯密士先生，是美国康纳耳大学教授，十月中可抵此间担任物理教授；讲学社聘请的一位德国生物学兼哲学专家费斯脱先生，十月内到上海，首先便到本校演讲四个月。（十月二日《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

按，所谓的“费斯脱”当即汉斯·杜里舒（Hans Driesch）之讹，于此可知他的到来，也是以讲学社名义聘请的。

《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

东南大学成立之初，即名师荟萃，俊彦云集，蜚声海内，有“孔雀东南飞”之誉。以至于《申报》对该校的一举一动，也都颇为关注，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刊谢守恒《东南大学之新气象》：“惟梁任公来该校担任教授《中国政治思想》一学程。”十月二十八日有《江亢虎衣物书籍被窃》：“江亢虎博士前应东大校长郭氏之请，担任该校社会学演讲，江氏于前月由京莅宁，寓于东大校内。”《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十月四日《教育科甲子级会常会纪事》：“九月卅日晚七时，本校教育科甲子级会在梅庵开第七次常会。……江亢虎先生适于是晚到校，暂憩梅庵。”特别是杜里舒的到来，自当年十月十五日抵沪起，一直予以跟踪报道。如十六日：“杜里舒博士夫妇今日将先作杭州西湖之游，本星期四（十九日）返沪，将在商科大学及同济医工大学演讲，星期六赴宁，在东南大学作四月馀之长期讲学。”十八日报道游杭陪同人员有张君劢、蒋百里云。二十日《南京快信》曰：“德国哲学博士杜里舒偕其夫人，昨由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招待来宁，预备作长期演讲。”二十二日刊《杜里舒博士今午赴宁》：“今日乘午刻十二时半火车赴宁，同行者有张君劢诸君，郭秉文君则于昨晚十一时半先行乘车返宁，以便布置招待，因本星期一二杜里舒博士即可开始讲学也。”二十四、二十五皆有报道。二十六日刊谢守恒《杜里舒博士东大演讲纪》：

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君于十月二十二日偕德国大哲学家杜里舒博士、杜氏夫人、德国公使馆参赞韦理士博士，与梁任公、张君劢诸氏来宁。二十三日下午七时在该校大礼堂演讲，全校男女学生听者约千馀人，大礼堂几无容足之地。

郭校长主席略谓本校今年开学典礼时，报告除新聘教员外，并敦请中外学者作长期之演讲，今杜里舒博士、梁任公先生等已先后来宁。本校今日特开欢迎大会，并请赐教。

旋请杜里舒博士演讲：……

次梁任公演讲，谓：“兄弟今年暑假在此演讲，诸君恐已回去。此次来宁出游，觉有一种感想，为诸君述一下。我今年五十岁，在暑假未到南京以前，始往曲阜一游，仰观曲阜之树，发生一种奇异感想。此树树干呈古铜色，十馀人始能环抱，高数十丈，树顶发生枝叶甚嫩，呈苍绿色。至子贡手植之楛柏，由死干旁发生嫩枝，其根蒂深固，吸收养料，以助其发荣滋长，而另生新叶。此实可为代表中国旧文化胎生新文化之现象。迨仰见巍巍孔子之墓，历经兵燹，而仍然无恙，我想掘其墓而探其宝，可发见二千年以前之珍藏古物，既而想中国人珍藏脑海中之宝，不能发现出来甚多，如智、勇、仁三者，珍藏脑海中，不亚于孔墓中之珍品。诸君肄业高师与东大，犹孔林大树然，由一干而透出两干，受雨露滋养与肥料之培植，发育愈为迅速。在诸位青年之心理上，如掘孔墓然，能开辟一光明之径涂，则中国之光明赖乎此，世界之光明亦赖乎此。老实说，孔子之道，《论语》有‘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两句可以括之。孔子之道，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均可为人类开辟学问与发挥天道人道者之指导。中国当此困厄之秋，而能发展新文化，是为人能宏道。诸君志气高超，若能抱定宏道精神做去，充分发展自己之学问，以培养自己之人格，此则深有厚望于诸君者也。”

后由该校校长致谢而散。

按，此文一则谓郭秉文校长于十月二十二日偕杜里舒与梁任公、张君劢回宁，再则曰杜里舒、梁任公等“先后来宁”。而据《申报》二十二日谓陪同杜里舒赴宁者有张君劢“诸君”，若任公在陪同之列，其名则必当出现在“张君劢”三字之前。又按，任公十月八日与张菊生、高梦旦函曰：“弟于阳历本月二十前到南京，复书请寄东南大学。”那么，任公是何时抵达金陵的呢？

十月十七日为天津南开大学十八周年庆典，据《十八周年纪念志盛》（《南开周刊》十八周年纪念号）记载，庆祝大会第四项为梁任公演说，题曰《母校观念及祖国观念》，所论“同类意识”与“团体”概念，后皆援入《先秦政治思想史》，并作生发。

又《新闻报》十月二十四日《国内专电》栏内有十月二十三日发自天津者四条，其一曰：“梁启超、钱锦荪二十二日均由津赴沪。”当时乘火车从天津赴南京，先走津浦铁路抵达浦口，按，《申报》一九二二年六月六日刊《津浦铁路行车时刻表》：特别快车需二十四个小时又三十分钟，当天下午二时自天津东站出发，至次日下午二时三十分抵达浦口；三次车需三十个小时又四十分钟，当天上午九点三十五分出发，至次日下午四时十五分抵达。再从浦口渡长江进入南京城，赶在二十三日晚七时参加演讲，此行日程颇为促迫。因杜里舒已于前一日到校，故只待任公到场，中西两位大哲学家即同台讲演，宜乎其盛况之空前也！按，据二十七日《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载二十三日《中外名流讲演》条记，当晚实有杜里舒与韦理士、麦柯尔、梁任公、张君劢五人分别演讲，“到会者几及千人，颇极一时之盛云”。

自此之后，任公即投入到每日的讲学、四处的演讲之中，忙碌异常。据十一月二十八日与梁思顺函可知，每周一至六下午二时至三时在东南大学讲《中国政治思想史》，每周一、三、五早七点半至九点半到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每周二上午为第一中学讲演（两小时），每周四在法政专门学校讲演（两小时），每周五晚为校中各种学术团体讲演（每次两小时以上），每周六上午为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讲演（两小时），此外各学校或团体之欢迎会等每周至少也有一次。

为讲《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都是临时自编，自到南京以来，一个月。所撰约十万字”。任公的写作状态，据当年在校且与任公交往较为密切的学生黄伯易后来回忆：

他精神饱满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右手在写文章，左手却扇不停挥。有时一面在写，一面又在答覆同学的问题。当他写完一张，敲一下床面，让他的助手取到另室；一篇华文打字机印稿还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摆在桌面了。（黄伯易《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

《中国政治思想史》稿本，今存，装订五册（有废弃稿若干页，装入另册），文字书写流畅，勾勒删改极少。谋篇布局，条分缕析，引证考述，中西比较，互为发明，一气而成者也。任公广额深目，精力充沛，文笔雄健，语音清晰，或授课，或讲演，声情并茂，给同学们留下较好印象，且态度谦和，“不似胡适等人讲话那样目空一切”（黄伯易文）；所述先秦政治思想，“能洞悉其背景，故语语道出一时代与一学说之真谛，令读者发生一种设身处地之感想”（谢守恒《梁任公先生抱病讲学》），更能“令人兴起苍茫万古之感”（黄伯易文）。《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其此之谓欤！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稿本

书成之后，任公作《自序》。关于该讲义之撰著时间，今排印本皆谓“起十月二十三日，讫十二月二十日”。然稿本第二十二节《民权问题》篇之末，自注曰：

民国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脱稿。时讲学东南大学，寓南京成贤街成贤学舍。启超记。

又第二十三节《结论》篇之末，自注曰：

全书成后，君劢谓宜有结论。越三日乃续作此节，盖两易稿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启超记。

据此注内“越三日”推断，除《结论》一章为二十三日定稿外，其馀脱稿于十九日，当无疑也。然细审《自序》手稿，于“十月二十三日”之“三”上施一点，则“三”字当删去，是此讲义之编写实起十月二十日也。另据《结论》篇末之自注，“十二月二十日”内当补一“三”字，实全书定稿讫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再从《新闻报》所记，任公十月二十二日始自天津南下，则今讲义开首部分，其作于饮冰室欤？

前任公与梁思顺函曰：“阳历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截止功课，回家休息。”十二月二日函又曰：“决意阳历年内讲完，新年往上海顽几天。”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与梁思顺函曰：“只有五次讲义，每次一点钟。讲完就走。”十日与蹇季常函曰：“明日校课完全告竣，尚有一两次告别讲演。决十五日北旋，相见不远矣。”明日即十一日，星期四，则是提前一天结束矣。

告别演讲共两次，十三日一次，即《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任公讲道：“二十年前的教育，全采用日、德的军队式，并且仅能袭取皮毛，以致造成今日一般无自动能力的人！现在哩，教育是完全换了路了，美国式代日式、德式而兴，不出数年，我敢说是全部要变成美国化，或许我们这里——东南大学——就是推行美化的大本营。”黄伯易《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南京的‘自由讲学’，实际上是中国从摹仿日本学制改变到美国学制的一道分界线。”任公讲此话之目的，是为避免青年沉沦为“消耗面包的机器”而发者也。又指出，“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而东方的人生观，“认物质生活为第二位，第一就是精神生活”，盖“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这其实也就是任公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内所分析的中国政治与欧美政治比较后所作出的一种价值判断。这其实就是任公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内所分析的中国政治与欧美政治比较后所作出的一种价值判断；亦即该书出版时，任公在书名旁复冠以“一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之深意也。

《蒋维乔日记》，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

十四日一次，实为中午、晚上两场告别演讲并作宴请。蒋维乔日记：“十二时至科学社，赴梁任公之约。督军、省长、王处长、傅严张三厅长及任叔永、丁文江二君均在座。午后三时赴讲演厅，金陵道属农业改进会，六时方毕。晚，各厅、处长合饯梁任公于财政厅，并演警察厅新制活动影片。十一时归。”蒋时任江苏教育厅厅长。至此，任公在东南大学的讲学及周边各学校、团体的讲演，告一段落。十五日乘车北返，次日晚抵饮冰室。

由于撰著劳心，演讲劳力，且又大醉一场劳身，十一月二十一日，散原老人于寓所宴请任公。任公曾在湖南与共事，不见者二十五年矣。散原老人开五十年陈酒相与痛饮，席间语及蔡松坡，任公凄怆伤怀，竟至大醉而归。最终任公是得了个心脏病而回。十一月三十日《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有任公与演说会、国学研究会、文哲学会、史地学会、西洋文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教育科、农科暂停课外演讲之《梁启超启事》，同日谢守恒《梁任公先生抱病讲学》之报道，有“梁任公先生担任本校讲师，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一课，听者有数百人。……忽于上星期染有微恙，延医诊治，尚未痊愈，而本星期一下午二时之《中国政治思想史》，任公因青年求知如渴，仍抱病讲学。……任公诲人不倦之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云。所幸还在初起阶段，“只须静养，几个月便好”（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与梁思顺函）。归家后即在《晨报》刊出《启事》，谓“遵医命，闭门养疴，三个月内不能见客”云。四五月间，移居北京翠微山。然六月底复匆遽返津，为南开大学第二届暑期学校讲学事，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研究重心又重回清代。此是后话，详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校订说明》。

二、初版与三版

近代以降之学者，多有自办或参与出版之活动，其中尤以任公为最突出，成就及影响也最巨。且又勤于著述，“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号新文体（《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五节）；凡有新作面世，即行销宇内，再版不断，今所谓学术畅销书作者是也。且单行之本，亦大都是经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并发行者也。

关于《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印、发，任公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日与张菊生、高梦旦函曰：

在南京所讲《先秦政治思想史》，因校勘之便，故在当地付印，所印凡三千部。除南京各校购取外，已属东大事务主任将所馀者悉交南京本公司分馆，听总馆指定分配，计日内当交到矣。惟此书销路决当不恶，今计所馀者恐不过千馀部，或转瞬即罄，故此时便当排印再版。今将印成校过之本寄奉，请即饬印五千，何如？或另印布面者一千，何如？若尔，其价请代定。或铸纸版，先印三千亦得。请代酌。

本书之撰写完成于一九二二年的十二月二十三日，课业截止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据前所引黄伯易文谓“当他写完一张，敲一下床面，让他的助手取到另室；一篇华文打字机印稿还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摆在桌面了”可知，印刷厂排版所根据的应该就是“打字机印稿”。否则，限于当时条件，正常情况下不可能于课业结束不到二十天之内，就将一部十馀万字的书稿排版、校对并印刷、装订完成三千部，且已售出去近两千部焉。

《先秦政治思想史》，常州新群书社印刷所印本

这部印刷于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初版，即任公与张、高函内所谓的“在当地付印”者，其版权页印刷者署“常州新群书社印刷所”，地址为“局前街西首”，则确属于在常州完成印刷者。然而此书的著作者与发行者，皆署“新会梁启超”，总发行所与分售处皆署“商务印书馆”。此前此后之《饮冰室丛著》、《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亦是如此；而《清代学术概论》、《梁任公学术讲演集》两书之著作者署“新会梁启超”，发行者、总发行所与分售处皆署“商务印书馆”。

据一九一四年颁布之《出版法》第二条规定：

出版之关系人如左：

一著作人，二发行人，三印刷人。著作人以著作者及有著作权者为限；发行人以贩卖文书图画为营业者为限，但著作人及著作权承继人得兼充之；印刷人以代表印刷所者为限。（张静卢《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卷五）

是任公自著图书可以兼作发行人。而著作者兼发行者，无非就是利益之最大化。任公一九一六年与陈叔通函曰：“《国民浅训》寄各处者续商发行者，即托商务，但版租欲稍优。”一九一八年函亦曰：“《通史》版权必欲自有，故不能与他方面生纠葛；而自行印、发，又所不欲。故拟托商务代印、发，而定一双方有利之公平条件。”所谓“版租欲稍优”、“双方有利”，即是此意。

按，任公前与张菊生、高梦旦函所言“今将印成校过之本寄奉”者，即在初版本上作了修订之本是也。同年八月十一日，复与之函曰：“拙著似尚有未印出者，《先秦政治思想史》，《任公近著》中、下卷。请一催。”今之《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九二三年八月出版之本，时间与版本署“中华民国十二年八月初版”。后一九二四年五月三版、一九二五年四月四版、一九二六年五月五版、一九二八年六月六版、一九三一年五月七版诸本，且皆以一九二三年八月本为初版。然则，二版何时所印？今又安在？尝遍检各大图书馆馆藏书目，及近十四年来孔夫子旧书网交易记录，皆未之见。

又按，结合函内“或铸纸版，先印三千亦得”句似可推知，任公是将修订样书及该书纸型一并寄沪上商务印书馆，建议有二：一、修版后印五千；二、直接铸版印三千。今沪之初版，如：

改常州初版之“第厶节”为“第厶章”（参见第一章校记。正文中有“次节”等漏改处）；

《本论》第五章《儒家思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者，则专务以身作则，为人格的感化；专务提醒学生之自觉，养成良好之校风”句，常州初版无“专务以身作则为人格的感化”十二字；

《本论》第十五章《法家思想》引《商君书》“贤者以相出为务”后，常州初版无“案相出者谓才智临驾别人”十一字小字案语；

等等，不具列（详参文内诸校记）。可见商务印书馆最终还是据“印成校过之本”作了少许修订，如：

正文内原题作标宋体，改为黑体字；

原中缝单双页皆作“序论、前论、本论”，改为单页章名、双页为“序论、前论、本论”；

原中缝页码作“一、一二、一二三”，改为“一、十二、一百二十三”；

正文《序论》第一章倒版增一页；

《本论》第一章末《三百年间政况及政治思想界主要人物年代表》，原以手写石印作插页，不占页码，沪初版改排入正文，增加一页；

全书计增加两页（即如前所举两处分别增补十二字、十一字处，仅作段内推行）。

其他有些页面，也只是通过增加字间距或空格之方式，进行了局部倒版，挖改纸型，即铸版开印。

故曰：沪初版即常州初版之二版；沪三版即该书之三版，然商务印书馆后诸版皆以沪初版为该书之初版也。按，一九二三年《清华周刊》第二期《书报介绍》曰：“《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著。三一六页，一册，一元二角。商务印书馆发行，十二年一月初版。”即将常州初版视作商务印书馆初版也。该书商务印书馆单行本最后一版为一九三一年五月的第七版，时任公已过世，林宰平负责《饮冰室合集》之编纂。期间，中华书局就任公著作版权一事，与商务印书馆多有交涉。陈叔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与陆费伯鸿函曰：“商务所印零种，当由弟往商结束契约。”梁思成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与舒新城函曰：“先严全集既经弟与贵局签订合同，由贵局出版，则其任何部分，不得由任何他人擅印。”

任公曾将常州初版签赠蒋百里一册，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五条蒋氏批语，移录如下：

第二页，于“世界主义”、“民本主义”、“社会主义”旁各施墨点，批曰：“径用此三名词未妥，拟改为：一、不专以国家为政治上之最高单位，而以人类全体为实行政治理想之目标；二、不仅以君主当爱民为原则，而以民心所推戴者为王，其理想不在君爱民，而在民爱君；三、不仅以生产为生计，要而尤注重于分配之平及均。”

第九页，对于“中国文明，产生于大平原。……许多表面上不相容之理论及制度，能巧于运用，调和焉以冶诸一炉”数句，批曰：“调和之习惯，虽由平原之生活之气象，亦似由于‘相对’哲学。《老子》首章即言有无相生，其义实出于《易》之乾坤。此其习惯之中于中国者甚深。即今日之对联、桌椅，亦取双数相对，益成为国民之天然趣味矣。国民之所以能容纳众流者，以万事俱看两面也。”

第二十六页，关于第二期周公、第三期封建制结果，批曰：“孔子梦周公者，盖中国之政治规模至周公而始立也。悬想当时其规模之宏远，气魄之伟大，实令人惊绝。故我欲画中国政治事业史为三大段，即禹为第一期，周公为第二期，秦始皇为第三期也。周公之经营，似宜较为明晰的叙述。周公利用当时部落之形势，而变之为人为的封建。当时王畿千里，自可以控制天下。盖分封之国，所谓百里、五十里，仅指其开辟隶属言之，数传以后，渐至繁富，势不得不兼并而成大国（在汉初之封建犹且如此），故霸政之兴，自然之势也。况成周又遭夷狄之难乎！会盟征伐，益必有遗传，并非倡之自霸主。封建制度之成功有二大要素，其一则家族组织之精密，其一则筑城术之发明是也。盖当时名之曰封建，其实则屯垦而已，不（按，疑衍）故倡之自贵族，且自身共往耳。”

《先秦政治思想史》蒋百里批点本

第二十六页，于“政令渐衰，诸侯不共，宗周卒为一异族名犬戎者所灭”一句旁各施墨点，批曰：“此说近俗。”

第三十二页，于标题“天道的思想”，批曰：“似宜改为‘天道思想之变迁’。”

批语虽少，意思实多，盖二人平时交流所及者乎？且读者遘睹不易，故录之以备参考。

三、译本与译者

任公之学术著作，译作日文者常有，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与梁思顺函有“日本人把我近年的著作翻译出好几部”，次日与张菊生、高梦旦函有“《清代学术概论》日本有两译本”、“闻《历史研究法》译本亦将出”云。而同时有英、法文之译者，似惟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一种耳。兹分述之。

（一）英译本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任公作《自序》，即谓“书成后，徐志摩拟译为英文，刘文岛及其夫人廖世劭女士拟译为法文”。陈从周《徐志摩年谱》：“家书：‘八月廿四日由欧抵沪。……今晚（重阳日）又因学事与父亲同去南京。’此为至南京成贤学舍参加欧阳竟无讲学事。”按，旧历八月廿四日即十月十四日，重阳日为十月二十八日。徐氏访任公，推荐英国艺术史家罗杰·弗莱（Roger Fry）来华演讲，希得以讲学社名义邀请。事具是年十二月十五日徐氏与傅来义函（梁锡华译，据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八卷）。次日，东南大学举行南京高师毕业同学会欢宴杜里舒、梁任公、张君劢，三人并有演讲；晚宴之际，任公语诸同人谓“所讲之《中国政治思想史》，已有人译成英、法文，不日即可告竣”云（《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另见《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一九二三年一月九日谢守恒《南高毕业同学会欢宴中外名人志盛》）。

《先秦政治思想史》英译本

《自序》言“徐志摩拟译为英文”，盖该书之撰写实即出徐氏向罗素之建议，故译为英文介绍与西方，是题中应有之义。任公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与其师康有为函曰：

呈上纸三张。一款志摩者，即昨日造谒之少年，其人为弟子之弟子，极聪异，能诗及骈体文，英文学尤长，以英语作诗，为彼都人士所激赏。顷方将弟子之《先秦政治思想史》译为英文也。

就在任公写信给老师推荐这位“少年”的半个月前的五月十日，这位“少年”向欧格敦写去一信，说道：

关于梁先生论中国思想的书。这完全是我的错。这本书（中文本）不仅已经写就，而且两个月前已经出版。书名没有完全遵照你的建议，而是叫《中国政治思想史》。但这和思想通史大致是一码事。梁先生非常高兴知道你有这样的计划和建议，他想要我把它翻译成英文，我也答应了。但到目前为止，我只翻译了导言。书的篇幅极长，翻译成英文，我想起码有350页。如果我下决心干，估计一夏天可以干出不少活。不管怎样，我个人认为这是东方极有价值的著作，我不会在意花几个月时间翻译它。（刘洪涛译，据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八卷）

这里有几层信息：一、欧格敦建议之书名可能是“中国思想通史”；二、徐志摩答应了任公要他承担英文翻译的工作，且已将导言译出；三、虽然篇幅较大，徐也愿意花几个月时间来翻译它。按，今英译本正文计一百九十九页。

孰料半年之后的十一月十五日，徐志摩再一次致信欧格敦曰：

至于梁先生的书，我真是惭愧极了，一方面对不起你，另一方面也对不起梁先生。我不是不愿意承担这一翻译工作，但这意味着要花三个月时间全身心投入，而我挤不出这么多时间。（同上）

徐直接打了退堂鼓。徐之所以不愿意承担，归根结底是不愿意拿出三个月全身心时间给“他人”，这在徐的其他书信里也有流露。

徐志摩与罗素函称作International Philosophy Series（《世界哲学丛书》），与张东荪函则是《哲学心理科学方法国际丛书》，实际该丛书名为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Method。

《先秦政治思想史》之英译本书名作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During the Early Tsin Period。一九三〇年伦敦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Ltd.出版。按，据该书书末所附《已出版书目》有萧公权的Political Pluralism（《政治多元论》），《在进行书目》有胡适的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ought（《中国思想小史》）。前者出版于一九二七年，后者未觅得实物信息。

译者处署“L. T. CHEN”，介绍处写“General Secretary,Peking Y.M.C.A.,Editor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Series”。按，L. T. CHEN即陈立廷，一八九五年生于北京。一九一三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一九一七年耶鲁大学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年随华工赴法，从事青年会工作；欧战结束后回国。一九二八年任北京青年会总干事，兼北大史学讲师。次年赴沪，从事青年会工作，后兼任太平洋国际学会主任干事。一九三五年任国际问题研究会中英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九年受中国政府委派，参加国际劳工局农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往各国宣传中国抗战之意义，以期加强国际人士之同情与援助。著有《最近太平洋问题》、《关税问题》等。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国闻周报》第七卷第十五期对陈立廷作介绍，曰“曾将梁启超氏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译成英文本”，即此书也。

英译本卷首有《译者注解》、《作者简介》与《译者自序》三篇，对该书著者与内容、学术成就及价值等作了介绍。书末附《汉语专有名词表》、《索引》及《丛书》所收各书之推荐语。

（二）法译本

同样的，任公所谓“刘文岛及其夫人廖世劭女士拟译为法文”云者，也只是“拟”而已。按，刘文岛字尘苏，早年从事革命。一九一七年拜任公为师，次年充任公赴欧考察团随员，后得任公资助，入法国巴黎大学。一九二二年与廖世劭婚后再同赴巴黎，一九二五年获博士学位，归国任武昌中华大学教授。任公之所以如此说，盖一九二二年十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刘、廖翻译的法国卓莱《新军论》，列为共学社《时代丛书》之一种。其时前后，二人正在国内，当有往还也。刘文岛后参加北伐战争，曾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武汉市市长及驻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公使等，一九四九年赴台湾。廖世劭，江苏嘉定人，一九二八年逝世于上海，归葬武汉东湖，年仅三十二岁。

《先秦政治思想史》法译本

今之法译本《先秦政治思想史》书名作La Conception de la loi et les Théories des Légistes à la veille des Ts'in。一九二六年由北京China Booksellers Ltd.出版。封面署译者两位：Jean Escarra与Robert Germain。前者介绍处写 “Professeur à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l'Université de Grenoble,conseiller juridique du gouvernement Chinois”，后者写“Élève breveté de l'école des L．O．V.,vice-consul de France”。按，Jean Escarra汉译作约翰·爱斯嘉拉（一八八五—一九五五），法国人，法学家，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顾问。据《燕京学报》第二十一期容媛《国内学术界消息》，一九三六年北平法文图书馆（Éditious henri vetch）与巴黎西来书局（Librairie du recueil sirey）联合出版约翰·爱斯嘉拉的《中国法》（Le Droit Chinois）一书，作者介绍处写道：“约翰·爱斯嘉拉先生是位法学专家，在巴黎大学法科及比较法学研究所担任‘著作法’讲座有年。他兼治中国法律，在巴黎大学中国学院讲授《汉律考》、《韩非子》等课。”文末对该书之不足也作了评述，曰：“书中除现行的立法制度、司法组织及法律教育外，其馀关于中国法律思想及法制的沿革等部分，大都依据梁任公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沈寄簃先生的《历代刑法考》等书，以及巴黎大学中国学院主任格拉南先生的著作。”这当是得了翻译该书之便。Robert Germain汉译应是罗伯特·热尔曼，除法文介绍为法国驻中国副领事外，一时未能觅得其他更为详尽之履历。

法译本卷首有Georges Padoux《序言》、译者《前言》。《序言》作者载名封面，并作介绍谓“全权公使、中国政府顾问”。按，Padoux即宝道（一八六七—一九六〇），自一九一四年起担任中国政府顾问，一战后参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中德复交、山东问题处理等重要涉外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续聘为立法院、司法院、交通部法律顾问，直至一九三一年退休。正文实则仅译了该书《前论》第七章《法律之起原及观念》与《本论》第十三至十六章《法家思想》，共计五章尔。书末附《索引》、《刊误》。

法译本流传较罕，因是节译，当年或仅在法律学界之小范围内作交流欤？

（三）日译本

重泽俊郎译，一九四一年一月创元社出版，列入《创元中国丛书》。按，重泽俊郎（一九〇六—一九九〇），一九三二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曾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助手，一九四二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助教授，一九五〇年升任教授。主要研究先秦至汉代之经学与诸子学，著有《左传贾服注攟逸》、《原始儒家思想与经学》、《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等。

《先秦政治思想史》日译本

日译本卷首有《译者序》，除介绍任公生平之外，对任公在现代中国之思想启蒙与学术推动上，予以客观评价曰：“他在思想方面可以说是新中国先驱性的存在，在学问方面则是对现代中国学术界启蒙性的存在。如今看他的思想，未必十分卓绝；作为实践家，他的行动也未必没有可责备之处；但他对当时青年的刺激，成为新社会强力出发的原动力。……在理解新中国思想学术之时，必须要理解原著者梁启超在思想方面和学术方面是新中国诞生的动力。”在中日战争处于相持之际，如此评判，亦颇可玩味。又谓翻译时，曾向平冈武夫借阅若干书籍云。

上述三书暨资料之搜罗，多有不易。英译本、日译本请白爱虎代购自孔网。法译本孔网虽有见售，然索价颇昂，力不能胜，转请刘景云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复制若干页；后经雷强之助，自海外旧书网觅得一册，并为作法语文字之校正。日译本之《译者序》请苏枕书为作翻译。对不谙外文如我者，于三书之绍介可谓是极艰难的，故只能简列版本信息，聊存其概而已。

四、底本与校本

此番整理，以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五年第五版为底本；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简称“稿本”）、常州新群书社印刷所一九二三年一月印刷之第一版（简称“初版本”）、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饮冰室合集》本（简称“《合集》本”）为校本。大体原则如下：

《先秦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第五版

（一）稿本文字凡可两存或优于底本者，出校说明。否则不出校，如《本论》第七章《儒家思想》引《荀子》“俄则屈安穷”句之杨倞注“犹言屈然穷”，稿本与初版本皆作“犹然屈然穷”；同章引《荀子》“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稿本与初版本皆作“禄天下而不以自为多”；商务本皆已改正。按，如《本论》第十四章《法家思想》引《尹文子》“治乱续于贤愚”句，“续”字《尹文子》他本作“属”、“系”者，此类原书版本之异，文中未校，于此说明。

（二）任公稿本，原即施以新式标点（含专名线）；而其时之新式标点无顿号，语词（含人名、书名等）并列，俱用逗号；且任公好用分号。今兹标点符号，大体依从稿本，可用顿号者（原为逗号）改为顿号，多数分号改作句号，以合当下之标点符号使用习惯。按，多数并列单字如“儒、墨”、“孔、老”、“夏、商”、“秦、楚”等，中间施以顿号；然如“尧舜”、“孔孟”、“老庄”、“秦汉”、“汉唐”、“唐宋”、“欧美”等具有成词性质之并列字，两字连用时，则中间未施顿号。

（三）底本、稿本、初版本三本字旁之单圈“○”，互有出入，兹汇此三本内字旁之有圈者于一本。

（四）任公征引前人文字，明引暗引，或凭记忆，或述大意，覆核原书，颇有差异。今凡脱讹衍倒致文义稍有错乱或文气不甚连贯者，则为校改，并出校说明。馀则一仍其旧。

（五）凡属于任公本人或时代习用之字，如“个”、“狠”、“才”、“那”、“奖厉”、“丝豪”、“轻养（氢氧）”以及“起源”与“起原”、“勃兴”与“浡兴”、“部分”与“部门”（有部分意）并用等，不作校改。

（六）附录之《中国政治思想史序论纲要》、《先秦政治思想史删存稿》、《先秦政治思想》、《先秦思想家小传》四篇，皆据稿本收入；谢守恒据课堂讲授记录并整理之《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三大特色与四大潮流》一篇，据《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收入。其中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五四讲演之《先秦政治思想》一篇，曾先后刊发于《晨报副刊》、《法政学报》、《改造》、《梁任公学术讲演集》、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饮冰室合集》等，俱作参校。

《中国政治思想史序论纲要》稿本

由《中国政治思想史序论纲要》可推知落笔前之谋篇布局，示著述之门径；由《先秦政治思想史删存稿》可推知写作中之增删改易，观思绪之变迁；为我们了解任公创制之法与修改之迹，提供了第一手的文本，故皆辑作附录。

至于《先秦思想家小传》，从每篇篇末“梁启超曰”来看，或即为专书之一种，惜今仅存《伊尹》、《箕子》、《太公》、《周公》、《周代诸史官》、《管子》六篇。按，《周代诸史官》内所列老聃、左丘明后注谓“别详专传”，未见；又，《管子》篇缺“梁启超曰”及以下文字。然如《周代诸史官》提出，“欲研究先秦思想者，当知新学派未发生以前，先有此种官府学派、半宗教的学派，然后各种新学派若何继承、若何蜕变、若何反动，乃可得而察也”，可与《本论》第一章《时代背景及思潮渊源》“前此教育为学官掌之，舍官府外无学问”对看。而在《周公》篇末之“梁启超曰”，说道：

言圣必称周、孔。孔子开新思想者也，然孔子实长育于周代旧思想之中。岂惟孔子，诸子皆然矣。周代旧思想，则周公其创作者，且其总汇者也。夫易象者，自然哲学之先河也。官礼者，礼治主义之极轨也。其训诰之文，则王道浃人事备矣。周公以介弟作元辅，以大思想家为大政治家，其为一代世运所系，不亦宜乎！

《先秦思想家小传》稿本

此段文字颇有深意，所谓“以大思想家为大政治家，其为一代世运所系”云者，任公盖以此自期许焉！研究先秦之政治思想，终归为现实服务，而“今之中华民国冒民权之名以乱天下者”，因“‘小人’以参政权”。所谓“小人”者，非生理上之小人，实乃“人格未完成之‘小人’”是也。任公之东西南北走，讲学讲演，亦以求青年“人格教育之实现”，故己之“教育活动”即“政治活动”，惟有一以贯之而已矣。

《先秦政治思想史》之校订，未若《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复杂，然此篇《校订说明》诸节之考述，实非容易。如为查阅《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曾先后请刘景云、王松霞、萧亚男、苏芃、程章灿、韦力、刘易臣、胡晓、朱翠萍、吴敏霞、姜妮、张宇青助力，终于陕西省图书馆觅得若干期；另请陈鑫代检严范孙未刊日记、张玉亮代索《舒新城日记》等；郭惠灵、李成晴、李碧玉分任校对之劳；是所深谢者也。

原拟于《讲义与讲授》后设《新学与旧学》一节，俾以此考索任公一九二二年秋赴东南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之背景与目的，以及此后之出处与事功，则欧游与“新文化运动”所产生之影响，诚有莫大之关系焉！结合此前国内舆论多新旧之论，且各种主义，交错流行，你方唱罢我登场。作为甲午后倡维新并引领思想界近三十年之梁任公而言，亟需反思东方文化之价值。盖所谓新无常新，旧无恒旧，旧学商量，以新精神是也。任公曰：“中国对于全世界人类文化之最大贡献，究为何种学术？试再四图维，厥唯政治哲理。……政治为人类进化之枢纽，亦为文化演进之中心点。”（《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三大特色与四大潮流》）其所倡导者，实乃儒、墨、道、法中之优秀思想可为现代人类服务之精神也。此与今日之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理一也。

然则《新学与旧学》节，思之数月，不得一字。曾与黄振萍上下其议论，起予虽多，终因业馀进行，夜深灯昏之际，总感力不从心，且浅识如我，亦难以作更为深入之研讨，故只好弃之矣。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惟梳理撰述之过程与版本之流传，旨在佚篇之蒐辑与文字之校订，期读者得有善本可读，于愿足矣。

辛丑腊月，个厂于仰顾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