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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刊编译 | 极右为何盛行？魏玛共和国（二战前德国）反犹浪潮的兴起

2022-05-03 08:5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国界与血缘：魏玛德国边界与反犹主义

摘要:

本文发现国家间的边关会成为排外主义浪潮 (xenophobia) 的聚集地。这是由两种机制造成的。第一种是感知机制，也就是当民族国家受到压力、而且跨境流动凸显出不同国家的区别时，脆弱的社会阶层倾向于将社会问题归咎于国际势力。第二种是吸引机制，也就是边关地区作为国际威胁的象征，对激进民族主义产生极大吸引力，他们把其他民族宣传为邪恶的象征。在这种特殊的空间格局下，外来民族成为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我通过研究大屠杀前魏玛德国反犹主义的地区差异来证明我的观点。我对各地出版的儿童书中关于“犹太妖怪”的描述数据、以及各地反犹事件的报告进行统计分析，揭露了德国包容的社会文化在边境地区、中下阶层中逐渐被蚕食的过程。对排外主义的空间分布的分析显示出民族国家的国际边界如何催生国内社群的政治边界，对多元文化和民族国家的崛起做出了深入阐述。

作者简介:

Robert Braun，罗伯特·布朗，加州大学伯克利社会系助理教授

编译来源:

Braun Robert. Bloodlines: National Border Crossing and Antisemitism in Weimar German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22; 87(2): 202-236.

【编译共3227字，阅读需要8-10分钟】

作者：Robert Braun

排外主义如何兴起

二战期间德国大屠杀让人震惊，但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这篇文章发现反犹主义的种子在一战到二战间德国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早已播下，在边关附近地区生根发芽，并在中下阶层中尤其普遍。

图片：《辛德勒名单》剧照

反犹主义，反移民浪潮，或者说排外主义如何兴起？对极右动员的研究基本上指向了两种机制。第一派研究强调了排外主义的兴起和政治、经济威胁密切相关。（1）从政治威胁看，之前的文献显示了极右的煽动，以及当地感知到的政治威胁塑造了排外主义的兴起。（2）从经济角度看，学者提出的替罪羊理论。排外是由于人们把外来种族当作当地经济危机的替罪羊，这种情绪在中下阶层中容易引起共鸣，因为脆弱的阶层最易受到经济危机冲击，然后丧失社会地位。

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这两种威胁并不总是导致排外的兴起。他们开始思考，具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政治和经济的危机才会被动员和转化为极右浪潮。作者强调了边境作为一种特殊地点，本身就为实现这种转化提供了条件。

图片：德国荷兰边境小城Goch 1922年发行的紧急货币，上面写着Goch后方的诅咒大口洞开；荷兰佬蜂拥而至因为口袋里金条沉甸甸。

具体来说，边境要成为极右主义的温床需要有两种机制。第一种是感知机制(perception mechanism)，也就是说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动让民族国家变得明显起来，让人更容易联想到国际力量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当地居民容易联想到自身社会问题的国际来源，让一些极右的话语框架更容易引起中下阶层的共鸣 (frame resonance)。

图片：不同年代的德国-荷兰边关照片，随着民族国家崛起，日益武装到牙齿。

第二种机制叫吸引机制（attraction mechanism），也就是边关作为国际威胁的相中，吸引了极右、或民族主义政治势力的兴趣，这些社团将外族人宣传为当地社会问题的来源，（比如美国右翼常把墨西哥移民抢工作视为失业率来源）。德国的边关在20世纪初到二战几十年间逐渐建立起来。边关的地域特点让这种动员在边境地区更为激烈，这一点在社会学家西美尔（Simmel）的作品中尤其明显，他的空间社会学曾经提到特殊社会空间会改变集体情感、也会改变大众对社会问题的认知。正是由于这两种政治、经济的社会机制再特殊空间（边关）中的共同体现，制造了排外主义的温床。

图片：理论概念图。

数据和方法

如果用犹太人被杀害案件数据库来测量排外情绪的话，那我们就只能看到极端的排外事件，而我们的目的是要测量大屠杀之前逐渐累积的温和形式的仇外情绪。因此，作者利用各地儿童书中是否有关于“犹太妖怪”的叙述来测量当地排外情绪的普遍性。

一般来说，童话书都有一些妖怪（bogeyman）出没的故事，让大人可以恐吓小孩说晚上早回家、不要自己跑进树丛等等。但在20世纪初德国有些儿童书中逐渐把这些妖怪形容为“血淋淋的犹太人”“可怕的犹太人”等等，而在二战时期这种叙述在德国已经广为流传了。战后德国民调显示，六成左右的德国人都记得曾经听过这些犹太妖怪的故事，而1935年前，这也是反犹主义的深入民间的早期形式。

图片：欧洲各民族童话或神话中的妖怪形象。

获取这些历史数据尤其艰难。自格林兄弟推广民俗学以来，德国民俗学者进行了大型的调查来探访各地的民间故事特征。其中，1930-1935年德国科学院资助了一个大型民俗学项目，对长期居住各地且对民间故事有了解的专家进行筛选并发放问卷，其中有一个问题让他们回忆在当地童话书中是否出现过“犹太妖怪”的记载。

问卷调查了住在德国20000个地点的50356个专家，在当时可谓规模浩大，但随着纳粹上台和二战开始，研究被迫中断，此后原始问卷一直保留在德国波恩一所大学的地库里，数据也从未被分析过。作者在2017-2018年夏天获准查阅这批数据，并手动编码了所有问卷关于犹太妖怪的题目，然后通过地理位置整合为了19828条地区级数据。其中，5.62%的地方有至少一名专家报告了当地存在犹太妖怪童话。

图片：用于编码边境和边关的地图数据库。

由于专家报告可能存在主观偏误，作者同时用另一个1893年以来记录德国各地反犹事件的数据库（centralverein report）来复查所得结论的稳健性。因为变量间存在相关性，作者用了广义加值模型（general additive model）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传统统计模型的挑战。

与此同时，由于德国现代化过程中许多道路是犹太人为了从商而修建，因此边关也有可能是犹太人绕开反犹主义的结果，而不是反犹主义聚集的原因。为了理清这种因果关系，作者还用了黑死病产生之前的历史边关作为工具变量来分析。这个变量本身并不会和反犹主义关联，因为黑死病之前还没有反犹主义的现象出现。其次，作者还用了双重差分模型，把几十年来新设立边关的地方当作实验组，而没有设立边关的地方当作控制组，来比较这两种地方几十年之后反犹主义的差别，来控制随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

研究发现和机制检验

首先，作者先用地理数据报告了出现反犹主义童话的地区分布(图4上方，以星星表示该地出现犹太妖怪童话），以及犹太人当地犹太人的分布（图4下方）。可以看到内陆德国比边境德国更少出现反犹主义情绪。而且这种分布和犹太人聚居地点的分布并不完全有关。例如，东南部边界几乎没有犹太人居住，但反犹主义情绪却很普遍，而西南部既有犹太人居住也有反犹主义市场。

但更引人注目的是西北部和荷兰接壤的边界。如果单纯按照政治威胁理论看，这部分边界不应该出现如此普遍的反犹主义情绪，因为一战期间荷兰完全是中立国，战火也从未烧到这些地方。因此，这更让人有必要系统研究边界和极右动员的关系。

下面的图5 汇报了各地里边境线的距离（千米）和当地出现“犹太妖怪”反犹童话的模型估计结果。增加不同控制变量之后，模型估计结论仍然是离边境越近，越容易出现反犹主义。

图6则汇报了作者用工具变量和双重差分法估计的结果，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不同模型中，和边关的距离每靠近1个标准差，出现反犹童话的概率就相应增加。

更重要的是，图7从历史时间线上看，边境的政治化和民族国家的崛起密不可分，在1865年德国统一之前，离边境越近和反犹主义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但到1930年民族国家建立相对成熟的时候，边境地区的反犹主义是最普遍的，而非边境地区反犹主义普遍性相对较低。

对于感知机制，作者想证明反犹主义在边境地区的中下阶层群体中更具有市场，而图9 中作者纳入了该地区从事农业和小商业人口的比例的交互效应。结果发现，这些人口比例越高的地区（中下阶层越多），反犹主义出现的可能性越高。

与此同时，作者还用了另一个数据库来对所得结论进行跨样本稳健型检验（cross-sample validity）。图10用同样的模型显示，离边境越近，发生极端民族主义动员的地区越多（a）发生要求贸易保护主义的农民动员地区越多 (b); 发生要求贸易保护主义的小企业主动员地区越多 (c); 对商业政党的投票率也越高（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