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申报》创刊150周年：一份报纸与中国近代史

1872年4月30日，《申报》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山东路创刊。从创刊到1949年5月27日停刊，《申报》存在77个年头，共出版两万五千多期。那时的上海，移民大量涌入，商业贸易繁荣，《申报》亦随着上海的发展而壮大起来，是我国商业性报纸的一个成功典范。商业报纸的成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带来许多社会革新。作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申报》被研究者视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2022年4月30日，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的《申报》创刊150周年纪念云座谈顺利召开。座谈由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召集，蒋杰副教授担任主持，与谈人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马军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朱华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志茗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唐小兵教授、上海图书馆黄嬿婉副研究馆员与复旦大学傅德华教授等诸位专家学者。

主持人蒋杰在开幕词中表示，《申报》长达七十余年的办报史，为我们保留了海量有关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外交以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毫不夸张地讲，《申报》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百科全书。本次纪念座谈会试图从新闻学、传播学、文学、历史学、历史文献学以及都市文化学等方面挖掘《申报》所蕴含的丰富资源，进一步汲取和诠释《申报》所具有的文物价值、史料价值与社会价值。

座谈会首先由苏智良教授做主题报告《〈申报〉与近代中国——纪念申报创刊150周年》。《申报》在民国时期即具有很深的影响，发行量最大，流布地区最广。近代以来，江南百姓多将新闻纸叫作“申报纸”；20世纪初朝鲜创办的新报叫《大韩每日申报》，可见《申报》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国界。《申报》在历史上充当着民族主义启蒙的窗口，抗日救亡的喉舌，传播新知识的媒介以及移风易俗的阵地等角色。《申报》的创办方针是“此报乃与华人阅看”，它标榜代表民众之利益，不代表政党、政治集团的利益。报馆地处租界，清政府及后来的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势力很难伸进租界，这对《申报》秉持较为独立的立场办报非常有利。相比当时的中国政府，租界内的新闻管理宽松许多，这是《申报》得以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申报》之影响中国，最重要时期是史量才时代。1912年史量才主持《申报》后，锐意改革，起用进步文人，改变《申报》言论温吞水的状态，成为报界一面鲜明的旗帜，并对近代政治、文化社会之新陈代谢，产生重大作用。“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是史量才先生独立精神的写照。他坚持《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拒绝政府津贴，体现了文化人的铮铮铁骨，以致数次被勒令停刊，最终，他本人也因此被蒋介石集团杀害，但是，《申报》为民请命，为国家请命，有勇气有智谋的风骨流传不息。苏智良教授希望，当今的报纸也可以向《申报》学习，维持并提升新闻采写的社会价值。最后，苏智良教授表示，希望与谈专家与后来的研究者能够在《申报》对城市精神的形塑、现代公民的养成方面继续深入研究。

《申报》发刊词

研究《申报》，绕不开历史上最出色的经营者史量才，傅德华教授在发言中做了史量才研究专业委员会“百年史量才研究”的回溯与展望。在《申报》创刊140周年之际，由庞荣棣女士积极牵线，在复旦大学、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的鼎力支持与努力下，上海史量才研究专业委员会于2013年3月9日在泗泾史量才故居正式揭牌，与会的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重新开放的史量才故居，并在泗泾镇政府会议室召开了“史量才与《申报》的发展”专题研讨会，由熊月之教授担任会长，傅德华教授担任常务副会长，庞荣棣、苏智良、陈建云、杨继光为副会长。十年以来，该专业委员会召开过5次史量才学术研讨会，出版了4本相关论文集，发表60余篇史量才的研究文章，编辑出版了3期会刊——《史量才研究专业委员通讯》。此外，傅教授还预告了自六月起即将开展的史量才学术会议与研究活动。他表示，未来，该专业委员会与广大会员将继续以史量才研究为中心，继续奉献，再创佳绩。他相信，有数字化助推、有专家学者把关，史量才研究的前景一定会呈现出蓬勃景象。

黄嬿婉研究员发表了关于“上海图书馆《申报》的收藏与利用”的主题报告。她提到，上海图书馆成立于1952年，在政府的支持下资源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完善，藏书量已达5200万册，《申报》收藏尤为令人瞩目，该馆收藏了三套《申报》原件。当年史量才上任时即有意识地征集收购过往《申报》并加以修缮保存。但由于《申报》出版跨度长，在人们的收藏意识不强、收藏条件欠佳的时代，完整保存全套《申报》实非易事。尽管国内众多图书馆藏有《申报》原件，但均残缺甚多，而上海图书馆所拥有的相对完整的《申报》得益于丰富的馆藏来源，如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申报馆资料室、鸿英图书馆。因此，上海图书馆是我国收藏《申报》数量最多、连续性最长的收藏机构，为学术研究、文献服务与出版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在《申报》的影印出版方面，20世纪50年代，中央和上海宣传部门领导提出影印《申报》。1957年12月文化部党组织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将此任务交北京中华书局负责，后因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申报》较全，在1958年7月将此任务转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8月至1959年12月对藏于徐家汇藏书楼的《申报》进行了全面检查，着手影印出版前期准备，并做了申报检查记录，标明该套《申报》的缺藏情况。由于当时财力物力的制约，这件事情一度被搁置。1964年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接办，选择了若干天报纸进行缩小影印，后因“文革”，再次停止影印出版。1978年后，上海市出版局又一次提出影印《申报》之事。但由于经费浩大，一时也没有落实。直到1980年代，再次提到日程中。经过研讨，上海书店认为可以承担此项任务，向上级主动请战，得到批准，并得到了一定额度的贷款支持。聘请了一批出版界老同志，合理分工，有的搞报纸整理、有的搞材料印刷、有的搞宣传征订发行，同时与上海图书馆合作，做了大量基础整理工作，确保《申报》影印出版。由于年代久远，经过多次装订，影印前查阅读者较多，发现有次序颠倒、字迹模糊等现象，上海图书馆也尽量予以调换修补。

索引是国际上重要报纸的通行惯例，编制索引有助于信息的检索和查阅，如《纽约时报》有《纽约时报索引》，《泰晤士报》有《泰晤士报索引》等。为《申报》编制索引也是几代人的愿望。戈公振先生根据国外办报经验，在1929年5月创办了申报资料参考部，最早开始尝试申报索引的编制。可惜只进行一年便因为“九一八事变”而终止。1982年上海书店开始影印工程后，即于次年 5 月成立了《申报索引》工作组。上海书店多次组织专家进行研讨，解决了采用分类法还是主题法、索引方法如何表示等诸多困难。后来，逐渐形成了申报索引编辑委员会，培养了一支索引编制队伍，中国索引协会的不少成员就是在上述编制队伍中的。这是中国手工编纂大型索引的最后巨作，后来的编撰工作则多经由计算机辅助编制。黄嬿婉副研究馆员表示，未来的大型报纸索引编辑工作将全面数字化，利用计算机全文检索技术大大提升效率与利用率。

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军研究员发表了《我阅读〈申报〉纸本和使用数据库的体会》的主题演讲。对于申报的历史地位，他做了这样一个概括：《申报》的诞生是上海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上海市研究的一件大事（《申报》是研究者离不开的依托）；是上海新闻史乃至中国新闻史，某种意义上也是国际新闻史的一件大事。《申报》重大的学术意义在于，首先比较精确地记载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进程，这是重要历史事件记载的宝库。第二是一个宝贵的文化财富，不管是历史研究者，还是文化研究者，或者其他领域文人，在申报学术公海里，都能找到你所需要的财富。第三，申报也具有现实的功用性，对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也非常强烈，因为历史上所发生的事，起过作用的内在机制，可能今天也在起作用。尽管在科学技术上有了很大差别，那时候没有电脑、电话，但是人一百年前碰到的生老病死，现在仍然是这样。此外，《申报》也是我们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坐标。

对比纸质本检索与数据库检索的差别，他颇有体会。同一单位的周元高先生无意中告诉他曾用两年多时间通读完《申报》400本，当时没什么感觉。后来为写作关于近代上海舞厅的著作，苦于没有索引资料，需要翻阅纸本，发现《申报》内容太丰富，特别民国时期一个月就一本，看一年就得翻12本。因此刚开始翻《申报》好像大海捞针，不得要领。《申报》400本，他翻了有300本，这时有了数据库，他就利用数据库，不再去翻纸本了。他表示，现在很多年轻人通过关键词的输入可以高效获得所要的结果，但是翻实物可以给研究者一种实感，好像在经历历史的进程，这种感觉其实是关键词检索不具有的。这种体验对研究者是需要的。他提到，在翻阅300本《申报》的过程中，他带着一种或者两种目的去翻，但并不限于此，有其他有意思的发现也会记录下来。“当下可能是次要的问题，但不排除以后可能是重要的研究选题，所以一定不能局限于自己当前想干什么，要把视野放宽。”

当然，使用数据库也便于快速收集到巨量材料；全文检索能够搜索到页面，可以核对以往的引文，例如在修订《上海工人运动史》的过程中，通过数据库可以很快找到原文，关键词的发散式使用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散思维。马军研究员提到，要将文本与数据库结合使用：“这是拙与巧的结合。以往的方法是拙的，但拙却有好处。虽然用数据库很巧，但不实在。就像一个练武之人，不练马步，专门练招式是不牢靠的，所以要将两者结合起来。”他建议每个学者在做专题研究的时候，用《申报》来编撰这个研究的工具书。要编出有价值的《申报》史料，资料书是传至后代，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每个人除了自己研究外，都编一本专题资料集，就可以使《申报》的研究更全面。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唐小兵教授做了《申报与左翼文化运动》的主题报告。他表示，无论是将《申报》作为近代报纸资料来源，还是探讨报馆与政治力量的关系，都会给我们提供很深的启发。唐教授回顾了自己与《申报》的渊源，他个人早期的研究对象偏重平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通过研究《申报》副刊《自由谈》，对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化人有了更多的理解。因此，《申报》对他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他指出认识《申报》的角色与功能首先要放在近代报刊三足鼎立的版图中间，权且将报刊分为《申报》、《新闻报》代表的商业型报刊，《大公报》所代表的新闻专业主义取向的政论报刊以及《中央日报》、《解放日报》为标志的党报三种类型，《申报》是近代中国存在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而且比较偏市民文化的商业报刊。1930年代林语堂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新闻舆论史》，对《大公报》与《申报》做了比较，那时候在上海创办《宇宙风》、《论语》和《人间世》等幽默刊物的他对于《申报》和《大公报》有着这样的臧否：“《大公报》无疑是中国最为进步、编辑最佳的中文报纸，而《申报》和《新闻报》则是旧时保守大报的代表，同时也均在编辑最差的报纸之列。两者的区别仅在于《申报》的编辑水平差强人意，而《新闻报》则毫无编辑工序可言。不过这两报却是当今发行量最大的大报，两者皆称发行量达到15万份，但实际调查显示，目前这两家报纸的发行量均不到10万份，而《大公报》公布其发行量为3.5万份。由此可见销量最好的报纸却是编辑最差的，因为这些报纸都是以广告作为主体，新闻反而退居其次，仅仅用以填充广告排完后剩余的零散空间。而编辑水平更好的报纸只能影响较少公众。当然，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何况，编辑水平不错的报纸也有问题，通过我们对《大公报》的分析可见一斑。《大公报》的排版、印刷和新闻业务水平都无可挑剔，但它却明显倾向于迎合一部分受过优良教育的受众。”这自然是林语堂一家之言，或许有可商榷之处，不过也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些视角来认知和解读《申报》，即使在1930年代，对《申报》和《大公报》的认知也是见仁见智的。

《申报》除了在近代中国史研究中是重要资料，从报纸本身的专业主义进程来对比也是另一种研究视角。《申报》起初是自觉去政治化的商业报刊，后来开始介入政治，针对国民党对中共根据地的围剿发表批判性言论，认为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策导致抗争政治的产生。《申报》也援引刚从法国回来的湖南人黎烈文主编“自由谈”，吸引了大量左翼文化人比如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在报纸上发表专栏、随笔，讲述贫富两极状况，通过文艺来进行政治动员。蒋介石对此很不满，史量才也被杀害。抗战时没有跟随政府内迁的《申报》在1945年后自身存在的正当性遭受质疑，后被国民政府渗透并全面控制，相对于《大公报》，社会影响力下降。从去政治化到介入政治，到最终被政治力量操控，反映了《申报》自身的历史脉络。有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在特定时代里，政治力量试图操纵言论的时候，报馆该怎么处理与政治力量的关系。其实并不存在完全独立的媒体，媒体不可能生存在完全去政治化的真空里，所有媒体都可能小心翼翼地处理与权力的关系，来维护一个有限的表达空间。这也是《申报》和《大公报》的媒体生命力横向对比可以留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申报》不仅是报纸，还有很多延伸产品，比如《申报月刊》、申报流通图书馆、量才补习学校、《读书生活》杂志等。《大公报》更多是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著名学府以及平津上层知识分子有更多互动，可以说走的是精英主义的报人报国路线；《申报》则服务于地方、城市和市民阶层，更多面向中小知识青年甚至学徒工等群体，具有独特的平民主义特点，这也在1930年代的公共舆论里形成南北对峙的有趣对比。唐小兵教授曾在研究中将左翼知识分子分为三种类型：以左联党团书记为代表的组织化左翼、以鲁迅为精神领袖强调精神独立的左翼，以及注重社会科学通俗化的左翼知识分子。《申报》主要面向普通大众讲述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等，比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1949年之前印刷了48次之多）和柳湜的《街头讲话》就是其中典范，将因为个体生活处境而对政治和社会不满的中小知识青年都纳入读者群体之中，形成了一个抗争不公不义的“想象共同体”，起到了在都市里进行革命动员的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李志茗研究员做了《海上覆归舟——〈申报〉中的普济轮船失事报道》的主题演讲。他的报告缘起于此前研究的一个人物：徐定超。徐在一次上海的航运事故——普济轮船失事中去世，《申报》上有23篇关于这次事故的报道，他企图由此作为切入点，探讨事故是怎么发生的、过程如何、《申报》怎样进行灾难报道，徐定超之死舆论有什么反应等，但研究的结果未能如他所愿，如同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进了另一个房间。海难事故发生后，当天上海的西方报刊《文汇报》就做了报道。《申报》第二天跟进报道，标题为《普济轮船失事》，内容由五封访函和上述《文汇报》报道组成。但对于具体遇害人数，各方说法，多有矛盾歧义，宛如罗生门。《申报》从1月6日起每天连续报道至28日，共23次。没有提到事故原因、真相、遇难人数及善后事宜，可不知什么原因《申报》的连续报道就此戛然而止，很有些虎头蛇尾。过了20天，《申报》又开始报道与普济轮失事有关的消息。遗憾的是，招商局如何解决善后，给予遇难者家属说法和赔付，则未见《申报》报道。就此而言，《申报》有关普济失事案的后续报道也并不完整。普济轮船失事，《申报》成功地制造和生产话语，形成不同时段的3个系列的连续报道33篇，加上零散的相关报道，应该有40篇左右，这些记录和书写便是媒介记忆。当我们提取和审视这些媒介记忆时，便发现《申报》的报道都是关于事故过程或某个侧面的，并且不加甄别地罗列各种信息和说法，鱼龙混杂，还时有重复，令人无所适从。有学者说《申报》是一部极其翔实的上海城市日志，诚然如此。但要从中寻觅真相，则须花费很大功夫，做一番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工作，倘若作为史料引用，也要谨慎。《申报》只是信息的搬运工，不作对错判断，也不核实真假。如果对其报道不加辨别拿来就用，很可能犯错。当然这与报纸的特点有关，它更多的是承担信息传播的职能，须及时快速，且满足受众需求，因此难免主观片面，良莠不齐。尽管《申报》存在缺点或不足，但有个便利条件是可以自由驿录外报。这不仅可以补充其内容之不足，而且又具有国际性，中西合璧，视角多元，所以享有近代中国资料宝库之称的美名。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朱华教授讲述他个人利用《申报》的体会与看法，主要包括三点：

其一是个人利用《申报》做了哪些工作。首先是史实考订方面，在“四一二政变”的相关研究中，关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的具体时间与名称，《申报》的报道提供了关键证据。第二是上海人名地名的翻译参考。上海史典籍翻译，人名、地名回译是个很费时费力的事情。利用《申报》，可以很好解决问题，例如上海话与普通话中有歧义的地方，就能够在《申报》报道中找到对照。这对于上海史研究来说，必不可少。第三，能够发现很多有趣的事实，例如晚清的卖官鬻爵价码，能在报纸中找到确切记载。

其二是研究者个人对《申报》的认识。他提到，《申报》的地方社会新闻报道一般比较准确，假新闻相对罕见。报纸记者会加一些噱头，但基本事实是真实的。涉及政治、军事的新闻准确性如何要具体分析，当时军方说假话的比较多，新闻记者未必能搞清楚。此外，该报作为商业性报纸在政治上比较开放。敏感新闻不用新闻报道出来，转用广告登载出来也是一种报道策略。华东师大邬国义教授近年对《申报》首任主笔蒋其章（芷湘）生平的考证发掘，很有成就。但对民国前期主笔陈冷血（景韩），我们目前还所知甚少。此人地位十分重要。

其三，他认为，《申报》的史料价值不能低估，具有档案不能替代的作用，有些记者甚至成了著名史学家。所以就这个意义而言，目前在上海史研究中，对于《申报》的利用和发掘，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例如《申报》的社论、评论，大致可以反映出华人精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不仅涉及面广，而且相当复杂。现在的各种分析框架，都很难简单予以概括。从中不难看出，民族意识、民主意识逐步加强的过程，受到这种观念熏陶的人越来越多。他提到，想要进一步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分阶段地读一些《申报》，多看恐怕是一条比较好的路径。泛泛而论地读也可以发现许多社会进化的痕迹，还可以纠正许多片面知识。历史研究现在很讲究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更重要的是，得把基本史实弄清楚，只有全面地而不是零碎地掌握史实，研究才会接近真相。

最后，本次座谈的特别嘉宾、《申报月刊》主编俞颂华的长孙俞梅荪（中国政法大学特聘研究员）谈到了家族历史和《申报》的渊源。首先他讲述了祖父俞颂华和《申报》的渊源。申报馆一共5层，史量才和俞颂华一起在楼里办公，涉及俞颂华的三个重要时间点：1932年创办《申报月刊》；1935年担任《申报》总主笔；1937年4月俞颂华和记者孙恩霖到延安采访，与毛泽东彻夜长谈。解放后，申报馆变成解放日报社，保留了《申报》的历史渊源，1997年在《申报》创刊125周年之际，恢复了申报馆旧址的使用。俞颂华（1893-1947），1920年10月，担任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两报的特派记者，邀瞿秋白为俄文翻译，前往苏俄采访；1921年5月，俞颂华只身前往德国常驻，采访欧洲各国，成为我国头一次走出国门的记者。1924年回国，在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担任编辑，成绩卓著。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商务印书馆及其《东方杂志》被日军飞机炸毁而停办，南京民国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聘请俞颂华前往南京担任监察委员，被他谢绝，他坚持继续做报人。史量才得知，热情聘请俞颂华创办《申报月刊》，两人志同道合，精诚合作，越办越好。俞梅荪指出，目前，国内对于俞颂华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报告环节到此结束。主持人蒋杰对于各位学者提到的问题，做了两个补充。其一是如何把纸本和电子版检索工具结合起来。他认为，两种工具都需要，但更应该考虑：我们的研究是在哪一个维度？究竟是要做一个详细的研究，还是只是查询核对一条信息。利用《申报》的时候，一定要两者相结合。第二个补充是对《申报》的开发利用即将进入第三个时代——即在纸质时代、数字化时代之后的数据化时代。他表示目前法国埃克斯—马赛大学安克强教授团队已发开出《申报》语料库。今后将一些数字人文工具与此语料库相结合，不仅可以大大提高研究的效率，更能碰撞出很多新的研究“火花”。最后，与会专家与线上听众进行了问答互动，纪念座谈会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