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悲痛境地的人们仍旧在寻找人类的替罪羊

原创 巴巴拉·塔奇曼 三辉图书 

1349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犹太人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巴巴拉·塔奇曼在《远方之镜》一书的开头写道：

本书缘起于一种渴望：发现有史以来最致命的灾难对社会的影响——此灾难即1348—1350年的黑死病（Black Death）。据估计，它使生活在印度与冰岛之间的1/3人口命赴黄泉。鉴于我们自己所处时代的诸多可能性，我对此感兴趣的原因显而易见。答案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因为14世纪饱受如此多 “奇怪而巨大的危险和灾祸”（用时人的话来说）的折磨，因而它的混乱无法追溯至任何单一起因：留下蹄印的不只是圣约翰（St. John）想象中的四位骑士，而是七个灾祸——瘟疫、战争、苛捐杂税、打家劫舍、腐败政府、叛乱暴动和教会分裂。除了瘟疫本身外，所有这一切都源于黑死病爆发前就已存在的状况，并在疫期结束后依旧持续。

出于相似的原因，这段历史可能也会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会在其中发现，人类面对疾病的方式是如此相似：疾病并没有使人相互团结，而是使人相互逃离；遭受不幸之人依旧要在人群中寻找替罪羊，使其承受加倍的不幸。犹太人理所当然地成了当时的替罪羊，因为历来受憎恨，在瘟疫来袭时，他们是最脆弱，最先丧失人权的。

今天的推送，摘自《远方之镜》，原标题为“‘这是世界末日’：黑死病”。

许多城市都颁布了严厉的隔离措施。比萨和卢卡（Lucca）刚一受到传染，它们的邻居皮斯托亚（Pistoia）便禁止其可能去那两个遭受瘟疫袭击的城市走亲访友或做生意的市民回家，同样也禁止羊毛和亚麻布的进口。威尼斯的总督和议会下令在岛屿上的掩埋深度最少要达到5英尺，并组织了一个船队来运送尸体。波兰在边境修建了隔离带，这成功地使它处于相对免疫的状态。米兰的专制统治者、14世纪最肆无忌惮的统治家族之领袖乔瓦尼·维斯孔蒂大主教（Archbishop Giovanni Visconti）也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他下令，在瘟疫最早被发现的3座房屋外砌起高墙，连同它的住房也被围在其中，将水井、病人和死人都封闭在一个共用的坟墓中。无论是否得益于他的机敏果敢，米兰稍微躲过了死亡的席卷。莱斯特郡的一位庄园独裁者多少有点儿维斯孔蒂的脾性，当瘟疫出现在诺斯利（Noseley）村时，他下令烧毁这个村子，将其夷为平地。他显然成功了，因为他的直系后代仍然居住在诺斯利公馆（Noseley Hall）。

医生的装扮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死于1327年的圣罗奇（St. Roch）被认为具有特殊的治疗能力，他是与这场瘟疫有关的特殊圣徒。在年纪轻轻便继承了大笔财富后，他像圣方济各一样，将财产分给了穷人和医院。而在一次前往罗马朝圣的归途中，他遇到了一场传染病，于是便留下来帮助病人。在自己也染病之后，他隐居在森林中准备独自死去，在那里，一只狗每天会给他带来面包。据传说：“在这些悲伤的日子，现实是如此令人忧郁，人世是如此艰难困苦，竟使人们把同情归于动物。”圣罗奇恢复了健康，由于他像乞丐一样衣衫褴褛，所以被当成间谍投入监狱并死在狱中，死时，有一道奇异的光芒照亮了牢房。随着他的故事的传播和被授予圣徒地位，人们相信，上帝将会治愈任何一个乞灵于他名字的染上瘟疫的人。若这一举动不见效，人们便更加深信，人类已经变得太过邪恶，所以上帝其实想要灭绝他们。正如朗兰所言：

上帝现在闭目塞听，对我们的呼声充耳不闻，

祝祷失去了效力，瘟疫盘桓不去。

在一个可怕的相反说法中，圣罗奇和其他圣徒如今被当成了瘟疫之源，是上帝之怒的工具。萨索费拉托一位名叫巴尔托卢斯（Bartolus of Sassoferrato）的法律教授写道：“在我主1348年的那场大瘟疫期间，上帝的仇恨比人的仇恨更加强烈。”但他错了。

《第七封印》剧照

事实证明，人的仇恨是针对犹太人的。人们指责犹太人向水井投毒，意在“除掉和毁灭整个基督教王国，统治全世界”，于是，在第一波瘟疫造成的死亡之后，处私刑之举于1348年春开始出现。最初的攻击发生在纳博讷和卡尔卡松，在那里，犹太人被拖出自己的家门，投入篝火之中。虽然认可神圣的惩罚为瘟疫之源，但身处悲痛境地的人们仍旧在寻找人类的替罪羊，好把无法向上帝发泄的仇恨发泄到他们身上。作为永久的异乡人，犹太人是最显见的目标。犹太人是局外人，出于自我选择而让自己独立于基督教的世界，数世纪以来，基督徒们接受的教育都是要憎恨他们，认为他们被夜以继日地灌输着针对所有基督徒的恶意。由于犹太人生活在自己与众不同的群体之中，居住在特定的街道上或寓所内，所以他们也是最可行的目标，而可加掠夺的财产是进一步的诱因。

给水井投毒的指控远可追溯到雅典瘟疫时人们对斯巴达人的指控，近可参照1320年至1321年的瘟疫；当时，麻风病人是指控对象。那个时候，人们相信，麻风病人在犹太人和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国王（Moslem King of Granada）的教唆下参与了一场被放逐者的阴谋，目的是摧毁基督徒。1322年，数百名麻风病人从法国各地被聚集起来烧死，而犹太人则遭到重罚，官方对他们处以罚金，民间对他们加以攻击。当瘟疫到来时，该指控立即死灰复燃，矛头直指犹太人：

……河流和泉源

曾是多么清澈而干净

他们在许多地方都投下毒药……

法国宫廷诗人纪尧姆·德马肖（Guillaume de Machaut）这样写道。

这种敌意由来已久。犹太人之所以会变成普遍憎恨的目标，是因为早期的教会，作为犹太教的分支，在意欲竭力取母教而代之的努力中，将犹太人变成了憎恨对象。犹太人拒绝承认基督是救世主，且顽固不化地拒绝接受用《福音书》中的新律来替代摩西律法。这种态度使犹太人成为对新成立的教会的永久侮辱，他们是种危险，基督徒社群必须与之划清界限并保持距离。这正是基督教于4世纪刚刚成为国教时便由早期教会会议颁布的剥夺犹太人公民权法令的目的所在。隔离是相互的，对于犹太人而言，既然基督教起初是个有异议的教派，而后又成了背教者，那么他们也不想与之有任何接触。

反犹主义的理论、情绪和理由在当时都得到了确立——在由教会会议编纂的教会法规中；在将犹太人斥责为杀死基督者的安提阿（Antioch）主教圣约翰·赫里索斯托姆（St. John Chrysostom）的长篇攻击性演说中；在圣奥古斯丁的审判中（他宣布犹太人是“被放逐者”，因为他们不接受基督的救赎）。犹太人的流散被认为是对他们不信仰基督的惩罚。

积极的攻击阶段始于十字军东征之时，当时，所有欧洲境内的敌意被集中于射向不信基督者的箭镞。根据“家中的不信基督者”也应当被灭绝的理论，对犹太社区的大屠杀成了十字军向巴勒斯坦进军的标志。伊斯兰教徒对圣墓的占领被指责为是受了“犹太人的恶意指使”，针对Hierosolyma est Perdita（耶路撒冷正在失去）而发出的“嗨嗨！”的吆喝声变成了杀人的号令。人们迫害的正是他们所害怕的人，因此，犹太人被描绘为魔鬼，他们充满对人类的憎恨，并在暗地里企图消灭人类。

根据上帝为包括不信基督者在内的全人类创造了世界的一般命题，针对犹太人是否具有某种人权这个问题，不同的思考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官方，教会承认犹太人有一些权利：犹太人不应在未受审判的情况下被定罪，他们的会堂和墓地不应遭到亵渎，他们的财产不应在免罚的情况下遭到剥夺。但实际上这毫无意义，因为，作为遍地都是基督徒的国家中的非公民，犹太人不得控告基督徒，犹太人的证言也不得压过基督徒的证言。他们的合法地位就是国王的农奴，尽管在最高君主那里不存在对等的责任。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于1205年宣布的教义称，作为谋害基督者，犹太人注定要永受奴役，这导致了托马斯·阿奎纳得出的无情逻辑：“既然犹太人是教会的奴隶，教会便可剥夺他们的财产。”在法律上、政治上和实际上，犹太人都完全不堪一击。

他们之所以在社会上仍保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国王对金钱有持续的需求，而他们作为放贷者担任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于被行会排除在手工业和贸易之外，他们被迫从事次要的商业活动和金钱借贷，尽管在理论上他们被禁止与基督徒打交道。然而，理论会屈从于便利，基督教强加于自身禁止以钱谋钱的禁令，犹太人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变通出路。

既然无论如何都会遭到谴责，他们便被允许以20％甚至更高的利息来进行借贷，利息中的大部分都为王室财政所获取。给王室的增额实际上是种间接的税收；作为王室的工具，犹太人招致了民众的额外仇恨。他们完全依靠国王的保护才得以生存，王室可随心所欲地对他们采取没收、驱逐和伤害之举。贵族和高级教士也学着王室的样子，将钱委托给犹太人用以借贷，并收取大部分的利润，同时使民众的不满转向这个中介。对于普通人而言，犹太人不仅是谋害基督的人，而且是贪婪而无情的怪物，是新兴的金钱力量的象征，而金钱正在改变旧有的方式，消解旧有的纽带。

《放贷人和他的妻子》（1514年）

商业在12世纪和13世纪得到飞速发展，金钱的流动增加了，犹太人的地位也相应地随之恶化，因为他们越来越不被人需要。他们无法像佛罗伦萨巴尔迪银行之类的基督徒银行一样，掌控大宗交易。永远需要更大数额金钱的国王和亲王们现在转而向伦巴第家族和富商们去贷款，因而放松了他们对犹太人的保护，在需要现金时，便颁布驱逐令，从而没收他们的财产和别人欠他们的债务。与此同时，宗教裁判所在13世纪出现了，宗教排异性增大，这引发人们指控犹太人进行仪式性谋杀，犹太人还被迫戴上了以示区别的徽章。

人们认为，犹太人会对基督徒受害人进行仪式性谋杀，它可能源于想要重新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烈冲动，这种观念始于12世纪，而后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他们会举办秘密仪式以侮辱圣体。在受人欢迎的传教士促动下，一则有关血的神话在饮救世主鲜血的基督教仪式的镜像中得以发展。人们相信，犹太人会绑架并折磨信仰基督的儿童，他们会出于各种各样的邪恶目的去喝儿童的鲜血，有的是为了虐待和巫术，有的则是（作为非自然的存在）需要基督徒的鲜血来给他们以人的面孔。尽管遭到犹太法学博士的痛斥，也为皇帝和教皇所谴责，但饮血诽谤还是在德国以最快的速度在大众头脑里占据了一席之地，水井投毒的指控也起源于12世纪的德国。饮血诽谤成了乔叟笔下由女修道院院长讲述的一个儿童殉道者的故事的主题，也是基于这种诽谤，犹太人遭到指控、审判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圣路易的人生目标是使基督教教义发扬光大和臻于圆满，在他的狂热之下，法国犹太人的生活因日益增加的限制而变得举步维艰和苦不堪言。在他统治期内，巴黎于1240年发生了对《犹太法典》（Talmud）的著名审判，指控它是异端邪说和对神明的亵渎。审判终于早已事先定好的罪名，烧毁了24车的《犹太法典》论著。此案的论争者之一是库西的犹太法学博士摩西·本·雅各布（Moses ben Jacob），他是昂盖朗三世时代的北方犹太人社团的知识领袖。

在整个14世纪，教会都在翻着倍地颁布旨在将犹太人与基督教社会隔离开来的法令，其理论根据是，与犹太人的接触会败坏基督教信仰的名声。犹太人不得雇用基督徒为仆，不得充当基督徒的医生，不得与基督徒通婚，不得向基督徒出售面粉、面包、葡萄酒、油、鞋子或任何衣物，不得传送或收取商品，不得修建新的犹太人会堂，不得拥有或声称拥有充当抵押物的土地。行会法规禁止他们从事的行业包括纺织、金属加工、采矿、裁缝、制鞋、金匠、烘焙、磨坊、木工。为了对他们的隔离加以标识，英诺森三世于1215年颁布法令，要求他们佩戴徽章，徽章的样子通常是轮形或圆形的黄色毡块，据说这代表着一张钱。有时，徽章是红色的或红白相间的，无论男女，在7岁至14岁之间都要开始佩戴。13世纪的教会在与所有异端和异议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还强迫穆斯林、被证明有罪的异端分子佩戴同样的徽章，并且出于教义中的某种怪癖，还要求妓女也佩戴它。后来，又加上了一顶颇像触角的尖帽（据说代表着魔鬼），以用以进一步区别犹太人。

中世纪法国犹太人形象 图源：Jewish Encyclopedia (1901-1906)

驱逐和迫害的标志是一个持续的因素——没收犹太人的财产。正如编年史作者纽伯格的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对1190年约克大屠杀的记述那样，这场屠杀绝非宗教狂热的杰作，而是些大胆而贪婪之人的作为，这些人精心锤炼着“由自己的贪婪构成的生意”。由城镇或国王进行的公开驱逐的动机也如出一辙。当犹太人几经漂泊后回到故乡，在村庄、集镇尤其是城市重新安顿下来时，会继续从事金钱借贷和零售贸易，开当铺，找一个如挖墓人这样的工作，并为了互相保护而在一个狭窄的犹太人片区比邻而居。在普罗旺斯，他们利用与西班牙和北非阿拉伯人的接触，成了学者和广受欢迎的内科医生。但他们早期社区那种朝气蓬勃的内部生活已逐渐消失。在一个敏感易怒的阶段，他们生活在总是在随时降临的攻击的边缘。人们明白，作为基督教王国的敌人，教会可以“理由充分地发起对他们的战争”。

在瘟疫带来的痛苦之中，人们轻而易举地将给水井投毒的恶名加在犹太人身上。1348年，克雷芒六世发出了一条敕令，禁止在未加审判的情况下杀害、掠夺犹太人，或强迫他们皈依基督教，这终止了在阿维尼翁和教皇国对犹太人的攻击，但随着瘟疫向北方的蔓延，这条敕令遭到了忽视。大多数地方的当局最初都试图保护犹太人，但后来都向民众的压力屈服了，而且它们也并非不曾觊觎有可能被没收的犹太人的财产。

对犹太人的第一次正式审判于1348年9月在萨伏伊举行，在那里，当犹太人尚在监狱中接受指控调查时，他们的财产已被没收。凭借着依照中世纪的惯用手段——刑讯逼供——而罗织出的自供状，指控方描绘了一幅起源于西班牙的犹太人国际阴谋的画面：从托莱多出发的信使携带小包毒药或装在一只“缝合起来的狭窄皮口袋”中的毒药到来。据传，信使们带来了犹太法学博士的指令，要将毒药抛洒在井里和泉水里，并在与他们有共同信仰的人进行的秘密会议上，向这些人求教。被告当然被判有罪，他们被判处了死刑。11个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其余的要在接下来的6年时间里每月缴纳160弗罗林的税钱，以换取继续留在萨伏伊的许可。

在萨伏伊获得的招供通过书信从一个城镇传到另一个城镇，构成了在阿尔萨斯、瑞士和德国掀起的一波控告和攻击的基础。在阿尔萨斯城镇代表的一次会议上，斯特拉斯堡的寡头集团试图反驳这一指控，但还是被要求报复和驱逐的大多数人所压倒。黑死病的残害并非完全出于自发的爆发，而是事先经过认真讨论的行动。

教皇克雷芒在1348年9月的一份敕令中再次试图控制人们的歇斯底里。在敕令中，他说，将瘟疫归咎于犹太人的基督徒一直“受到那个说谎者，即魔鬼的诱导”，向井水投毒的指控和接着发生的大屠杀是“可怕的事情”。他指出，“借助上帝的一份神秘法令”，瘟疫正在折磨所有人，包括犹太人在内；它在没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肆虐，而在其他地方，犹太人也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是受害者，因此，说他们带来了瘟疫的指控是“没有道理的”。他频催神职人员像他本人在阿维尼翁所做的那样，将犹太人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可他的声音在与当地的主导精神的对立中，几乎无人能够听到。

彼得·勃鲁盖尔的《死亡的胜利》反映了瘟疫之后的社会动荡和恐怖，瘟疫摧毁了中世纪的欧洲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1349年1月9日，在巴塞尔（Basle），一个社群中的数百个犹太人被烧死在一座木屋中，这座木屋位于莱茵河的一座小岛上，专门为此目的而建。随后，一道法令得以通过，禁止犹太人在200年内于巴塞尔定居。在斯特拉斯堡，反对迫害的市议会因为行会投票而被罢免，另一个议会被选出，它随时准备顺从民众的意愿。1349年2月，在瘟疫尚未抵达城市之前，斯特拉斯堡的2000名犹太人即被带至坟场；在那里，除了接受皈依的人之外，所有人都被烧死在成排地竖在那里迎接他们的火刑柱上。

本文作者 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1912—1989），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1963年和1972年凭《八月炮火》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她偏爱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她的文字充满戏剧性和画面感，在充分发掘史料的前提下伴随着意味深长的议论和反思。其作品深受大众读者和费正清等历史学家的推崇。

奥利弗·B.波拉克曾这样写道：“作为历史学家，塔奇曼不是在为其他历史学家们而写作；在她的著作里，字里行间，千百万大众读者通过她的文字感受到了历史的精彩之处。”

原标题：《身处悲痛境地的人们仍旧在寻找人类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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