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夏军：党校教育要有更高要求

 【编者按】首届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终身荣誉奖”揭晓，共有10位建国以来长期在公共政治课教育教学一线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在世的本市资深专家学者获此殊荣。澎湃新闻拟发布“终身荣誉奖”获奖学者系列稿件，本文为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夏军篇。

夏军出生于1944年，2007年退休时的职务是中共市委党校副校长、正局级巡视员。少年时代，他曾就读于人才辈出的上海市位育中学，后又进入大师云集的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然而，在时代与人生的际遇下，本科毕业后的二十多年间，他辗转于上海、南昌、南京等地，“在党的长期教育下，走过了一条曲折而且有时比较艰难的道路”。在风云变换的时代，夏军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战线上的一员，至今从事理论教育已有47年。

同时，作为一名学者，夏军对政治、哲学、历史、文化、艺术领域都怀有研究的热情，先后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约200篇。凭借广阔的学术视野，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创性地进行了“非理性研究”课题，论文发表后，钱学森写来亲笔信与他探讨，称赞他“写了一篇好文章”。1990年代以来，夏军长期坚持教学、管理、科研多管齐下，还深入基层实地调研，写出了一批备受好评的学术著作。

近日，借夏军获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终身荣誉奖’”的契机，记者来到他位于徐汇区的家中对他进行了专访。

从劳动锻炼到重回校园

据夏军回忆，他在复旦哲学系读书时就上了很多政治理论课，主要包括马列主义的主要著作，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党的历史、党的建设等等。当时哲学系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调查研究，多次去基层进行政治调查，这些经验为他未来的工作和研究打下了基础。

1968年的冬天，夏军从复旦哲学系毕业后参加劳动锻炼，被分配到江西生产建设兵团。那是一个半军事化的劳动组织，按连队编制，来自五湖四海的几百名大学生聚集在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和农村水利建设。旁边就是北大的五七干校。多年后回顾往事，他觉得这段艰苦的劳动经历也很有益处，“从最底层的劳动开始，能够知道劳动的艰辛。”

一年后重新分配，1969年底夏军被分到南昌铁路局， 当过列车员，进过生产车间。因为在复旦哲学系的学习经历，夏军同时开始做政治工作，给工人师傅们讲毛选、老三篇，在淳朴的铁路工人中间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生涯。三年后，夏军被调到南昌铁路总局政治部，从事理论教育和政策研究，还参与局刊的出版，一干又是七个寒暑。期间，夏军参加了一年左右的党校学习，学的是《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等六本著作。因为“吃不饱”，他又抽空通读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以及世界通史、中国通史、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做了一些笔记，还把中国电影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科学史也大概读了一遍。

“文革”结束后，高校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夏军决定报考。“当时也没把握，书都不知丢哪儿去了，（学过的）东西早就忘光了。大家都知道政治部办公室有个姓夏的小青年要考研究生了，压力挺大的，那就死命复习。”所幸天遂人愿，夏军考取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的哲学专业，重新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生班的课程中，夏军印象最深的是冯契的中国哲学史，“冯契讲课有点有气无力的，但听他讲课的内容，的确是大师，内容非常地浓缩，他每句话每段话都可以成为一篇文章。”毕业后，夏军在撰写《中西哲学简史》时曾写信向他请教，冯契还回信给予他支持、帮助。

1982年，从研究生班毕业后，按照当时所谓的“按老分配”政策，即老婆在哪里就分配到哪里，夏军前往夫人和父母所在的南京市，进入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再次投身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从哲学教研室的一名教员做起，8年间历任教研室主任、副校长。1990年，夏军调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及研究所所长，1995年任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分管教学、科研工作，还负责外事工作和图书资料工作。

在夏军看来，党校工作不同于一般高校的学历教育，面对的对象市各级领导干部，学员们有学历，有社会经历，有工作经验，有些还有政治背景，党校的教师要能够上好课殊为不易。从一线教师到副校长，夏军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知道党校教师要讲好课，必须熟悉教学对象，了解他们的特点、性格、工作、学习的需求等方方面面。当教员时，夏军会和每一批进来的学员分组开座谈会，有的甚至需要单独谈话。作为校长，他一方面深知教师的不易，另一方面又不能放松要求，经常会去班里听课，温和诚恳地给任课教师提出改进建议。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余，夏军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非理性研究”。

“非理性研究”第一人

1993年8月的一天，夏军像往常一样去党校上班，在传达室领了一封从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寄出的信件，寄信人是钱学森。回忆起那天的情形时，夏军感叹道，“我没想到这么一个大科学家，会给我这个无名小辈写信！”钱学森来信的缘由是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看到了夏军关于“非理性研究”的论文。 此后，夏军开始与钱学森通信，至今家中还保存着钱学森写来的四封亲笔信。

事实上，这篇论文的写作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夏军多年思考、积累的结果，由于写作过程中过于劳累，他的一只耳朵一度失聪。而进行这项研究的初衷，是希望打破19世纪西方哲学中的唯理主义，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夏军认为，“非理性”之所以被视为贬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混淆了它与“非理性主义”的界限，在他看来，非理性是人类在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心理结构与认识结构的内在统一，前者体现为本能意识或无意识，有时以莫名的情绪、欲望、梦境等形式出现。后者主要表现为认识过程中的直觉、灵感、顿悟等认识形式。

钱学森在来信中对夏军要区别非理性和非理性主义的观点表示完全赞同，指出不经过大脑的行动就是非理性，经过大脑但不符合逻辑的思维也不是地道的理性；做梦、形象思维或直感思维、灵感思维或顿悟思维，这三种大脑活动也都是非理性。钱学森还特别强调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重要性，“在科学技术领域中，这两种思维是发明创造的动力……大科学家像A.Einstein就明确表示过，创造并非逻辑推理之结果，逻辑推理智识用来验证已有的创造设想。”夏军在论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特别是古典诗词创作中体现的“悟”自，就是一种直观把握某种意义的方式，钱学森则在信中谈到中国文学艺术的意境，还以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和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为例，说明“意境的创造，不论在作者还是在读者，都不是靠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

多年以后，夏军在《记与钱学森先生的一段书信往来中》回忆称，当时这封来信对他是“及时的很大的鼓励和启示。”1993年年底，夏军出版了著作《非理性世界》，给钱学森寄去一本，很快收到回信。在那段时间的通信中，钱学森还一再关照他，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指导研究，这样才能“使我们居高临下，总揽全部非理性世界，指出走出迷途的道路”。

不只是钱学森，王元化和傅季重等知名学者都对他的这项研究赞誉有加，这一课题被认为是“开拓了哲学研究的新领域”，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1996年5月，上海市哲学学会、复旦大学哲学系、华东师大哲学系等六家单位召开“现代社会与非理性”研讨会，王元化在会上对夏军的《非理性世界》给予了充分肯定。“可惜的是我没有这个意识，没有带个录音机把他的讲话录下来，录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夏军不无遗憾地说。

重视调查研究，长时间深入基层

“非理性研究”让夏军声名鹊起，但这绝非他学术生涯的全部。除了理论研究，他还特别重视深入基层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1995年，当时由于“左”的路线影响，上海市私营经济处于低迷状态。在时任嘉定区常委、宣传部长张德昌的协助下，夏军带着研究所的同事用几个月的时间去马陆、南翔、黄渡、戬浜等地进行调研，跟企业主、工商、税务、农行、工商联等方方面面的人员进行座谈，重新学习中央关于发展私营经济与中国经济模式的意见。经过研究，夏军认为私营经济是健康的，是公有经济的有效补充，大家也有了信心，后来兰天、绿地、沪泰等私营企业集团都蓬勃发展。而根据此次调研整理出版的《私营经济研究》一书被认为是一部兼具学术意义和实际价值的著作。

第二次长时间的调研是在2000年，夏军在时任卢湾区委书记张学兵的协助下进入五里桥等街道社区进行调查。“社区是当时出现的一个新问题，社区、社会团体、社会组织、NGO等都出现了新问题，所以需要研究社区的党建问题。”最后写成的《中国城市社区党建》获评中央党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此外，从1993年起，夏军就担任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2017年换届被聘为名誉会长。2014年，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泛滥和社会上共产主义信仰的迷失，已是古稀之年的夏军又以带病之躯参与撰写《科学社会主义不是空想——关于理论体系若干重要问题的探索》一书，“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理直气壮、毫不犹豫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访谈部分】

澎湃新闻：您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文史哲、古今中外各个领域都有所涉及，您是如何处理这些不同的思想资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您的思想体系当中处于怎样的一个地位和位置？

夏军：我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我因为是学西方哲学的，接受过种种西方的思潮和西方的哲学思想。一对比对照，（就会发现）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科学地阐明这个世界人类和思想体系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经得起考验，所谓我们说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当的正确的一件事情。

西方的学术思想我们不应该全部否定，应该说西方的思想学术思想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要被西方的思潮所绑架，我认为现在一些年轻的学者们就是被西方学术绑架了，过去毛泽东说言必称希腊，现在搞政治学言必称亨廷顿、池田大作。我就对搞政治学的一些同仁们说，你们就不能搞一点中国的政治学吗？中国这些年的政治事件已经是很丰富了，应该有它自己的规律可循，当然亨廷顿有的话讲的还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能唯亨廷顿，这个我们应该创造性地发展，应该有我们自己的话语，中国的话语，而不能光是美国哪个人说了，法国哪个人说了，于是我们也这样说，这样不对的。

澎湃新闻：您对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的状况有什么看法或建议？

夏军：因为我搞的是党校教育，不是学历教育，面对的不是高中毕业生。党校教育比较特殊一点，有更高的要求，所以我觉得担子挺重的，压力也很大。有几个基本点，党校教育必须要重视关于信仰的教育，共产主义信仰，信仰教育就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以及各种方式综合起来的一个工程，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艰巨的任务。第二要进行党性教育，党性教育包括党的观念、党的纪律、党的原则等等。进入党校以后，就必须把组织生活正常化相互交流党性学习的经验和体会。就像我对党校教师说，你是党校教师，你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二身份才是教师，你传授知识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

要搞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是要读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著作，要浏览和了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要了解历史，包括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要了解各种形式的历史，包括小说、电影、美术、音乐等等，都要知道一点。领导干部如果有人文素养的话，他工作起来，他工作方式、工作方法、工作目标就不一样，要讲究人格平等，不论他有多少财产，不论是什么地位，人人是平等的，这点观念应该有，这方面可能还有一点欠缺。

再有要加强一点科学素养。之前一些搞自然科学、人工智能的教授想要成立一个思维科学研究会，在科协没有通过，后来找到我，我做了很多工作，得到了社联主要领导的同意，这个研究会就办起来了，我还担任了名誉会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家人，迟早都要融通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分开的。视野要宽阔一点，别那么太狭窄，这是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