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辛敬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编者按】首届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终身荣誉奖”揭晓，共有10位建国以来长期在公共政治课教育教学一线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在世的本市资深专家学者获此殊荣。澎湃新闻拟发布“终身荣誉奖”获奖学者系列稿件，本文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辛敬梁篇。

辛敬梁是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工作者。他出生于1927年1月，原籍浙江黄岩，从教四十五年。在近日公布的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终身荣誉奖”十人获奖名单中，除去辛敬梁本人，另有四位获奖学者曾是他的学生。辛敬梁说，后继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最令他欣慰的事。

1951年从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辛敬梁留校任政治课助教，次年即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他一同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进修的，就是新中国第一批政治理论课教研工作者。

1952年，人民大学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教育部的统筹下成立马列主义研究班，由苏联专家主讲，培训全国高校的青年教师。时任人大校长吴玉章的办学指导思想，就是将该校办成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并在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教员、翻译苏联教材等方面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此后，有2500多名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专业的政治理论课教员从这里走向各大高校，组成了建国后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队伍。

两年后，辛敬梁毕业返回母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很快，复旦也于1955年办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班。从人大培训归来的辛敬梁担任班主任，协助苏联专家组织教学活动，兼管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1956年，复旦哲学系正式开办，辛敬梁主讲唯物主义课程，同时担任党支部书记。既讲课，又管思想，他便常到学生宿舍与同学聊天，与他们建立了亦师亦友的情谊。

“那时学生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很高，”辛敬梁说，“一方面渴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一方面也希望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解决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体系建立初期，使用的教材大都由苏联教材翻译而来，没有自己编写的马列主义教材，这种情况直到1980年代才得到改变。

1980年代以后，辛敬梁的教学研究也进入成果丰硕的时期。1982年，上海市委从各部门调来50多名科处级干部，要复旦大学哲学系办专修班，辛敬梁担任班主任，主讲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些干部回到单位后都在重要的岗位上发挥了作用。1983年《人民日报》用通栏标题以整版篇幅刊登了他的论文《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该文对厘清当时各种社会思潮和主流思想的确立有积极的影响。1985年，辛敬梁将历年的教学讲稿整理成26万字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程》，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被用作教材。1991年，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出版，力求忠实客观地阐述马克思本人的哲学观点，在当时被评价为“具有开拓精神”的著作，获得上海市教委评选的学术成果一等奖。1996年，专著《唯物史观与现时代》出版，辛敬梁在书中对新的时代背景下针对唯物史观的误解和一些被忽略的问题进行评述，对传统观点作出新的阐释。

1990年以后，辛敬梁开始独立招收博士生，其中他的博士研究生王德峰教授在复旦的学生中广受欢迎，被称为“哲学王子”；张雄教授担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还有江涛担任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等等。辛敬梁说，他和学生就像朋友，彼此平等地讨论问题。对于学生的成就，他一再强调“主要是他们自身的努力”，自己也要向他们学习，并期待他们做出更大的成绩。

【访谈部分】

澎湃新闻：您毕业于法律系，是如何走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这条道路的？

辛敬梁：我从复旦法律系毕业后，原本准备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法律研究生，后来学校党委提出让我留下，在校政治教育委员会担任政治课助教。我的想法就是服从党的需要，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原本我的专业不是政治，所以留校当政治课助教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这一生的教研生涯就从这里开始了。

建国初期的政治课，就是由领导作关于时事政策的大报告，助教组织全校的学生讨论，把学生提出的问题汇总、汇报，经过研究讨论后再向同学解释。我们七、八个助教要组织全校几千名学生的讨论，每个人要联系不少学生，讨论问题，汇总问题，任务其实很繁重；但我觉得这样的工作很新鲜，也很有干劲。

没过多久，1952年，学校党委就派我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生班学习两年。这个研究班大部分是各个高校选派去的青年教师，也有少数老干部。教学方面有苏联专家当讲师，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1955年复旦也开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班，培训从各地高校来进修的青年教师，我担任班主任，为主讲的苏联专家做助手，兼管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1956年复旦哲学系正式开办，我主讲唯物主义课程，同时担任党支部书记。此后也去过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工农兵大学生一起野营拉练等等。

“文革”结束后，我就不再担任本科生教学工作，转到研究生培养上。起初我主要是协助复旦哲学系的胡曲园先生，做他的助手。当时我在和俞吾金、吴晓明等新一辈博士生的接触中就感到，他们是很有才华的，很有见解，思想和一些传统的观点不一样。后来独立指导博士生，他们很出色，取得的成就主要是靠自身的努力，我很欣慰。

澎湃新闻：您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1991）在当时被认为是具有新意和开拓精神的，能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吗？

辛敬梁：我当时有一种思想，就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能一直采用苏联的那一套，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模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有这种思想。这本书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是当时研究生比较喜欢的一本书。

我的科研成果大部分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写出来的，在那之前到农村的锻炼，以及后来的学军锻炼，对于我真正理解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的理解是很有好处的。

我和哲学系的师生一起到农村的人民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是印象很深刻的一段经历。在农村被子不够，我们为了保暖用稻草来铺床，垫得很高，我们当时自嘲说自己是“高薪阶层”。我还曾经和一只牛住在一起，跟牛一起睡，总之农民做啥我们就做啥。我还养过一段时间猪，每天清扫猪圈、清理猪粪，等到母猪要生产的时候，彻夜不能睡，晚上要和饲养员一起帮助母猪生产。

“文革”后期来了工农兵大学生，我和他们一起野营拉练，从上海出发，经过江苏、安徽、浙江再回到上海，整整37天，背着行军背包，走了两千多里路，刮风下雨都不停，路上借宿在农民家。不少同志吃不消，最后是救护车拉回去的。我比较好强，虽然已经非常疲惫，最后还是坚持到底。这段经历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红军长征的艰难，因为他们不仅要走，还要面对敌人的追击，这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难忘的。

澎湃新闻：您在工作中常常是教学和思想两方面抓，能否谈谈思想政治方面的工作？

辛敬梁：一些具体的生活上的思想工作有班主任、政治辅导员来进行，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些普遍化的、有社会影响力的思想，通过教学，或者组织学生讨论、辩论来做工作。

例如在解放初期，针对“恐美”、“崇美”的思想，我们通过讲课，包括弘扬朱自清“不吃美国救济粮”的事迹，来进行思想教育工作，鼓励学生奋发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

又比如“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观点，我们也曾进行课堂教育：重要的不仅是知识的积累，问题是为谁学习，学了以后做什么；数理化的知识也是前人研究成果累积下来的，应该学会回报社会。

还有所谓“马克思不能指导x”的论调，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指导科学技术工作。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指导思维，科学研究要有正确的思维来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辨证思维是研究科学的一种方法、工具，很多科研材料要真正上升到系统的理论，必须要有这些理论思维的指导才能完成。

实用主义的思想也影响比较大。但是问题是，并不是有用的东西就是好的，要看对谁有用，对什么有用。赌博、诈骗能够得到好处，那种有用是对的吗？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平时尽量多关心学生，常到学生住宿地方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想法。

澎湃新闻：您觉得青年学生有什么样的特点，在理论教学中应该注意什么？

辛敬梁：我就是把他们当作朋友，有话可谈，可以沟通，关系融洽了，问题就好办了。

尤其是和研究生之间，往往是像朋友一样平等讨论问题，孔子也是这样和学生交流的。平时也会和他们开玩笑，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位女同学是湖北人，非常聪明，我们就开玩笑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学生如果有困难，能帮助的我就尽量帮助他们，包括生活上的、经济上的，就业择业的选择等等。有一个学生，毕业后在总政宣传部工作，后来想转业的时候犹豫去高校还是去机关，问我建议，我从他的性格和兴趣上给他分析，最后他也听了我的建议。

年轻人思想活跃，思路敏锐，外语优秀，知识面广，他们的成就主要是靠自身的努力，我也要向他们学习。我今年90岁，算是耄耋老人了，但我看到后继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感到很欣慰，我也很佩服他们，希望他们做出更大的成就。

澎湃新闻：这次获得马克思理论教学研究“终身荣誉奖”，您有什么感想？

辛敬梁：这首先归功于党的领导、长期的教育。从我个人来讲，教了四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就是尽自己所能做好本职工作，如果说有什么成绩，那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做出来的。我在这四十多年里，边学边教，既当学生又当老师，是教育者，同时也不断接受教育。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中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我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还是一个真理。我们做理论工作，任务就是发现真理，追求真理，不怕实践的检验。所以做理论工作也要能够与时俱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底做《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讲话，我认为非常重要，高校应该加强政治思想理论教育工作；当然在教学方式上可以多样化，工作不能简单化。在我印象中，国家最高领导人发表讲话论及高校政治思想理论教育，习总书记是第一个，说明他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高校培养的是未来国家社会的栋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