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雪域高原的教师节②：60、70后“传帮带”当地教师

2017年教师节，有800名援藏教师在雪域高原上度过。

60后援藏教师陈佐如则在教师节前两天收到了学生每人一句不重样的节日祝福，不想让学生们看到落泪的他面对黑板偷偷擦了擦眼泪。

2016年4月中旬，“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在拉萨正式启动。如果说80后、90后援藏教师带给了高原活力，那么60后、70后援藏教师除了完成自己的教学目标之外，把侧重点还放在了“为西藏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上。

70后援藏教师：用100个故事拉近距离

“我的孩子已经大了，年轻老师还有很多家庭负担，国家提出‘组团式’援藏，学校有需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义不容辞。”70后援藏教师陶佳喜对澎湃新闻说。

陶佳喜是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援藏教师，现任拉萨市实验小学教研室主任。身为小学教师的他因为教学成绩出色，拥有中学高级教师的职称，获得过湖北省优秀教师的称号。作为湖北省“国培”专家，受国家委派，他曾赴美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巴西等欧美国家讲学。

2016年3月，陶佳喜所在学校需要援藏教师的时候，他主动报名要求参加援藏工作。

赴藏前的体检，陶佳喜多项指标都在合格边缘，尤其是血压经常偏高低压140，高压190，不适宜高原工作，但陶佳喜没有犹豫，依然援藏。2016年8月，成为教育部首批组团式援藏教师中的一员。

“他是这批援藏教师里最最优秀的教师，到了周六周日如果要加班，我们都不要求他加班，但是每次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学校了。”拉萨市实验小学校长冯兴娟说，“还有一次加班的时候发现他爱人在，原来他在他爱人来看他的时候，还依然加班。”

“既然到这里来就要全身心地投入。”陶佳喜对澎湃新闻说，为了更能“全情投入”，陶佳喜甚至把自己的私家车托人从武汉开到西藏，从而更能在工作中“随叫随到”。

然而陶佳喜一接班就遇到了困难。一年级的孩子们活泼好动，喜欢互相打斗、嬉戏，课堂经常成了游乐场，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懂普通话。面对这种有别于内地的课堂情景，陶佳喜尝试用讲故事来吸引大家。

这一招果然管用，从上课到课间，陶佳喜用100个故事拉近了和孩子们的距离。

“孩子嘛，都喜欢听故事，他们不能连贯地听懂故事，但是能够利用间断的语言信息再加上想象的内容，理解故事的内容。”

下课孩子们经常像“猴子上树”一样往陶佳喜身上爬，有的叫“陶爸爸”，有的叫“陶哥哥”，有的叫“陶爷爷”。

“我觉得我们来这里不容易，自己尽可能把自己能够帮助当地师生的事情做好，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多做一些事情。”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团队。”是陶佳喜的心愿。他收了四个教师徒弟，为了带好徒弟，陶佳喜听了113节课，每听完一节课，都要给上课的老师进行评课，做充分的指导，提出合理的建议。

应西藏自治区教育厅要求，陶佳喜远赴阿里地区进行师资培训，阿里平均海拔四千多，对于高血压的陶佳喜来说又是一种挑战，但是他没有托辞，毅然前往。随着海拔升高，陶佳喜头疼难忍，夜不能寐，他发明了把保鲜袋做头套套在头上，然后再戴上帽子的方法让汗冒出来缓解头疼。他强忍着身体的不适，既开设了专题讲座，又上示范课，还听了当地老师的常规课。

“本来只讲作文方面的，但是应当地老师的要求，又增加了阅读方面的。”陶佳喜说，“这里的情况和内地和国外又不一样，要尽可能接地气，有操作性，他们也很有收获。”

“援藏也是一种荣誉吧，要对得起这份荣誉。”陶佳喜说，“给我的期限是一年半，但如果身体允许，就再坚持一段时间吧。”

60后援藏教师：三年后，想再援藏三年

“有的年轻的援藏教师是为了增加收入，有的是为了挂职锻炼以后改变工作岗位。 但是我们60后援藏教师，包括那些比我年纪还大的，63年、64年出生的援藏教师，我们面对工作岗位的变化机会不大，而且在内地的待遇可能比这里还好。”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的援藏教师常合巧说。

60后援藏教师常合巧认为自己选择来援藏是为了“工作当中想要有一种全新的历练。”

常合巧援藏前是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教体局教研室教研员，他从1991年开始工作已经26年了，其中教师一线工作21年，教研工作5年。

虽然有着丰富的经验，但常合巧为了把援藏工作进行好，做了很多前期调研工作，也发现了西藏学生和内地学生的不同，他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就是从零开始。”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减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恐惧，先调动起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上海援藏教师中年龄最大的蒋逸明同样是数学老师，他1962年出生，今年已经跨入第三十五年的教龄。

援藏前他是上海市浦东区三林中学的一名数学高级教师， 也是浦东新区的骨干教师，他在数学教育方面很有自己的体会，认为自己的优势是在上海的时候从初一到高三中学每一个年级都带过，明白不同年龄学生的心理特点，同样明白初高中孩子需要面临的知识的衔接。 然而面对援藏，他也做好了面对全新挑战的心理准备。蒋逸明也希望自己在完成好自己的教学任务之余，能够把自己的教学经验倾囊相授给当地教师。

“我感到唯一遗憾的就是见不到我的外孙。”蒋逸明有一个6岁的外孙，来援藏之前，每到节假日蒋逸明都会带外孙到上海的博物馆和展览馆去玩，增长知识。而现在他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思念外孙。“不过我的爱人和我的女儿都很支持我到西藏来援教。”

在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除了上好数学课之外，喜欢音乐的蒋逸明还准备为西藏的孩子们开设非洲鼓的社会实践课，让热爱音乐的藏族孩子们多学会一种音乐的表达形式。

作为60后援藏教师，从湖北省孝感三中到山南一高援藏的政治教师陈佐如总是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陈老大”。

他的学生索朗益西回忆陈佐如时说：“老师讲课从来不用书，第几页到第几页什么内容都是记得很好，对我们生活方面也很关心。”

索朗益西说当得知陈佐如可能不再担任他们班主任的时候，他们班很多同学都哭了。

陈佐如时常向孩子们讲述祖国山河的壮美，讲述北京上海的繁华，鼓励孩子们高中毕业后走出高原去看看，他也用自己早6点到晚10点的行动，让孩子们懂得时间的珍贵。

“好像这边的孩子，更需要内地的老师来帮助。当地教师的教育方式比较粗放。” 陈佐如除了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还很注重“传帮带”当地教师。今年是陈佐如三年援藏期的第二年。

“援藏三年之后，还想再援藏三年。”陈佐如对澎湃新闻说。

“为西藏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扎西加措是分管教育的山南市副市长，他亲眼见证着西藏教育的巨大变化。 扎西加措回忆，上个世纪60年代的山南市只有一所帐篷学校，极少数孩子才能上学，山南的学校只有几十个学生。而现在山南市在校生人数达55789人，适龄儿童都可以很好地依法接受教育，从学前到高中可以享受15年的免费教育。

然而对于“组团式”援藏教师的服务期限，扎西加措建议17个对口省市能够统一援藏时间，而不是从一年到三年时间不等，这样便于地方管理。

扎西加措认为，援藏时间最好以3年为一周期。“到高原工作本来就需要适应过程，多则一个学期。刚刚适应就要准备回去了，学校没办法把握和评价援藏教师的工作进展和成绩。”

“一年时间很短，援助教师可以带一届学生，但对日喀则市教育的边际效益很小。教育质量提高，教师是核心。我们要以教师专业发展为重心，通过建章立制，为西藏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现任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校长的傅欣说。

以教师专业发展为核心，以提高教学质量体系和德育体系为两翼，推进管理的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信息化，以管理为抓手，建章建制的援建路径应运而生。

据傅欣介绍，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正建设远程教研平台将可共享上海名校名师名课程资源。同时由这家学校牵头、涵盖一区五县的１０所学校建立“日喀则市义务教育优质学校合作联盟”，县乡小学都可共享上海教育资源。

在一线，不少60后、70后援藏教师与当地教师结对，手把手传帮带，身体力行着“为西藏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他们经常送教下乡，扩大受惠面和影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