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封社区继续巩固年轻居民参与

自2020年初，中国抗击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并取得成功后，坚持“动态清零”就成为了中国能够有效维持社会面稳定和保护人民健康生命安全的重要战略。武汉“封城”管控的积极成效，也给西安、上海等此后出现局部疫情传播的地区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封城”政策的贯彻实施不仅有效阻断了疫情传播，也对城市社区治理带来了一些新的机遇。

社区治理中“最熟悉的陌生人”

自单位制解体以来，社区成为了中国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然而，工作场域和生活场域的分离，使得职场人士能够分配给居住社区的时间和注意力逐渐被工作挤占。因此，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参与主体日益由退休的老年居民构成，社区治理一定程度上演变为“老年俱乐部”，社区服务甚至在很多社区被等同于“为老服务”。这一趋势进一步削弱了年轻居民们参与社区的兴趣。

近十年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似乎为年轻群体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从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来看，信息技术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促成公众对线下社区的广泛参与。恰恰相反，社交媒体和各类虚拟空间的膨胀甚至会将年轻群体进一步吸纳到同质化的社群之中，使他们在线上层面也与年长的邻居们彼此隔绝。由此，年轻居民就逐渐变成了社区治理中“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拥有更充沛的精力，往往也具备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但是这些资源和智慧都无法被吸纳到社区治理中。这是中国当代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一大痛点。

社区团购：封控状态下的在线共同生产

封控式管控手段是阻断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最有效的策略，而城市的静默化运行也为城市治理者带来了诸如保障各类生活物资等挑战。从过去几年中中国城市治理的经验来看，许多城市都在逐步摸索中形成了“政府保障+社区团购+邻里互助”的市民基本物资保障体系。在这三种组成部分中，由基层政府、市场和社区居民“在线共同生产”的社区团购模式，更是一跃成为了解决居民们生活物资需求的热门途径，极大地缓解了基层政府保障市民基本生活的服务压力，也实现了政府、市场和社会在线上和线下的良性互动。

社区团购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社区居民群体与物资供应商之间展开直接交易，能够实现低频率、集成化的大宗物资消费和配送，是社区物资采购在城市物流能力受封控限制时可以采取的较优策略。相比于政府的保障物资配送，封闭社区的团购模式就必须由居民自主服务、自主参与、自主管理和自主监督。在城市封控状态下，居民必须通过在线沟通的方式联系供应商和其他居民消费者，这也在技术、社交、沟通和动员能力等方面对运作团购的居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年轻居民在封控社区中崭露头角——通过发起和管理社区团购成为值得信赖的“达人”和骨干，为保障市民物质生活和促进城市基本运行秩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一种社区服务的“在线共同生产”，社区团购还能够为促进城市社区治理发挥几方面的主要价值。首先，社区团购成为了年轻居民建立强社会关系的孵化器。共同生产理论就认为，共同生产能够将原本政治参与中相对冷漠的群体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参与中吸纳和动员起来。在社区团购中，那些原本在基层社区选举中和事务决策中参与程度较低的年轻群体，出于购买物资和了解疫情防控信息的现实需要而成为了积极参与者。这种频繁而紧密的互动有助于拓展和强化社区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为社区治理培育社会资本。邻里之间从陌生到相识，能更有效地促成合作与协调的集体行动。

其次，社区团购还是年轻居民学习社会民主参与的训练营。共同生产理论尤其重视公共服务参与为公众带来的教育和锻炼机遇。在社区团购中，年轻的居民们可以通过发起、管理乃至单纯的参加“跟团”，学习如何在社区中更有效地与其他居民沟通合作，掌握如何开展和参与一项社区服务项目。更重要的是，年轻人们可以在参与社区团购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公益精神和公民精神，强化社区主人翁的认同感和为社区奉献的利他情感。这是社区治理极其关键的要素。因此，社区团购能够为城市社区培养了一批懂得自治、乐于奉献的年轻力量，他们也可能在未来继续扮演社区治理积极骨干的角色。

再次，社区团购能够成为社区治理虚拟化和智慧化转型的实验场。虽然我国智慧社区建设已经有十多年的历程，但技术的革新与公众参与的使用习惯还是有所脱节。对于广大居民，特别是老年居民而言，由于对技术设备和手段不熟悉和不感兴趣，社区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还依然存在瓶颈。然而，在社区封控期间，“足不出户”成为了对居民们的基本要求，社区治理也必须实现完全的“在线化”。由此，也正是年轻居民们带动了其他老年居民们在线上参与社区团购，学会了完全依靠社交媒体进行沟通和治理，甚至掌握如何依靠微信接龙、团购小程序、在线共享文档等技术工具来组织社区服务和社区自治项目。可见，社区团购的在线共同生产可以发挥“触媒”作用，撬动未来智慧社区的创新治理。这也是社区年轻群体广泛参与所带来的积极成果。

巩固“解封后”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年轻居民参与

由此可见，年轻居民在封控城市社区中已经从“最熟悉的陌生人”转变为在线共同生产的核心骨干，这对于城市社区治理具有重大意义。那么在疫情防控取得成功、城市社区接触封闭之后，城市社区就需要解决一个新的问题：如何让封控社区中为年轻居民培养的社会资本和参与意愿继续维系和巩固下去？有几个方面的策略值得社区治理者们借鉴和思考。

首先，未来的社区服务可以更精准地指向年轻居民的社区生活需求，包括居住、社交、锻炼、教育和子女照看等等。从社区团购的经验来看，只要社区服务对年轻居民产生了实质性的吸引力，他们将具备充足的持续参与意愿。因此，社区要在满足年轻居民需求方面有所“作为”，才能维持年轻居民心目中的“地位”。社区可以给予年轻人更充分的需求表达空间，从而使社区服务决策更贴近他们的期望。

其次，社区服务的提供并非必须依赖政府、企业或专业社会组织。即便是去中心化的居民群体也能够在信息技术的赋能下形成集体合作。因此，社区治理者应该尝试在社区治理中充分依靠年轻居民们来共同设计、共同提供和共同评价监督社区服务。作为突破口，社区治理者要维护好社区封控中形成的各类活跃的团购社群，尤其是继续鼓励和引导涌现出的团购“团长”积极分子。由此，社区能够做实社区治理中年轻居民们的参与平台，让他们进一步带动其他年轻群体成为社区治理的可靠伙伴。

最后，未来的社区治理还需要进一步强化智慧化运作的色彩。社区治理者应该具有更强的技术思维、互联网思维和产品思维，探索更丰富的技术手段来提供社区服务，并引导年轻群体在线上与线下两个层面为社区治理贡献智慧和能力。为此，城市社区可以组织更丰富的在线协商，在线投票和在线评比活动，甚至开展社区服务的众筹众包，让年轻群体在享受社区服务的同时，也感受到社区治理的参与乐趣。当然，这也需要继续推进基层干部的年轻化和知识化水平，以打造更具创新性和包容性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作者张云翔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本文系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研究基地专项课题“城市服务公共参与的数字化转型机制研究”（2021-YJ-C0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