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藏教师的故事：一半以上选择留下，教育援藏是场“足球赛”

西藏最难熬的是冬季，漫漫长夜，万物凋零，滴水成冰。

在早晨6点多的黑夜里前行，因高原反应而造成的心跳加速、呼吸粗重，格外清晰。但援藏教师陈佐如没有停下他的脚步，作为山南一高年龄最长的班主任，他要赶紧到教室，陪孩子们早读。

自2016年8月进藏以来，从早晨6点到晚上10点，陈佐如几乎都在学校，随时都能找到他。这让他成为学生们心中的偶像。

“选择到世界屋脊行走，是长在心中的梦想，没有人能撼动我的脚步。”陈佐如在日志中写道，“西藏，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2015年中央第6次西藏工作会议提出，每年选派800名教师进藏支教；2015年12月，有关部门印发了《“组团式”教育援藏人才工作实施方案》；2016年秋季开学，首批800位援藏教师和管理人员如期到岗。

800人，平均年龄40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

他们各有各的情况：傅欣离开上海时，女儿刚上小学一年级，妻子一个人要照顾三个家庭，“但责任在前，年轻人必须顶上”；决定援藏时，邹四雄的孩子刚上初三，“正是关键时候，我是一万个舍不得”；熊爱国则可以放心地离开北京，是因为“妻子支持我的家国梦”；而对陈佐如来说，“西藏，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尽管有各种现实的困难，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走，到西藏去。

“他们来了，他们到底能干什么？”西藏当地的干部群众禁不住嘀咕。

而不久之后，疑问、疑虑、疑惑就变成了洁白的哈达、热情的锅庄、香酥的牦牛肉和可口的酥油茶。

藏族同胞们用自己的行动，让远方来的朋友，不想家。

初上高原

2016年9月初，在距离山南市40多公里的扎囊县，山南三高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批430名学生。崭新的教学楼、食堂、宿舍、操场，钟秋明和邹四雄站在学校大门口，看着闹哄哄的学生和家长，内心百感交集。

时间提到5个月前。2016年4月初，湖南省教育厅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钟秋明已确认担任湖南第八批援藏工作队教育组组长，同时兼任山南市教体局副局长，钟秋明和邹四雄等5名管理干部提前进藏。

“上级安排我们是来考察情况、部署工作的。来了之后发现，当时山南三高的地面上还有渣土机、打桩机和工人，到处叮叮当当响成一片，学校还未完全建成！”钟秋明有点蒙，怎么招生，从哪里找老师，怎么安排课程，学校生活该是什么样，援助该从哪里开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而距山南市300公里的“太阳之城”日喀则，则迎来了5000公里外的上海朋友。

不同于山南三高的“平地起高楼”，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是由上海市在2004年援建的一所囊括了小初高三个学段的学校。

“学校建校早，师资力量雄厚，设备设施齐全，教学质量高，本身就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援建学校的优质，让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傅欣有点意外。

“我们来援什么？我们能援什么？一年时间能留下些什么？”傅欣面临着与湖南援藏队伍完全不同的“考题”。

而在山南一高，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一结束，“血淋淋”的成绩给了山南一高校长、来自湖北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王与雄“当头一棒”。

有50位来自湖北的“精挑细选”的骨干教师“加持”，有经过“千锤百炼、千磨万磨”的湖北先进教学经验方法。最后换来的却是援藏教师担任班主任的7个班，全线失守，而且数学最惨的班平均分才考了20多分。

“为什么？”王与雄想不通，“为什么还会惨败？本地的教师会怎么看我们？”王与雄的内心无比煎熬。

王与雄组织了研究：山南一高90%的学生来自农牧民家，理科薄弱，目标意识不强；内地教师和本地教师在教学管理上差异很大，西藏学生“不强制、不学习”；内地教师更强调尊重、平等课堂氛围融洽，师生关系好，但课堂纪律堪忧……

怎么办？

钟秋明、邹四雄、傅欣、王与雄，他们有的是援藏干部，有的是学校校长，“头带不好，事就干不成”。

钟秋明和邹四雄决定“两手抓”，既要把山南三高的楼盖起来，保证按时开学，也要把山南三高的制度建起来，保证教学秩序。

2016年4月15日，钟秋明、邹四雄一进藏，就带着管理干部团队先从学习开始：人均阅读有关西藏的著作不少于3本；主动联系东辉学校、一高、二高等当地学校进课堂听课，人均听课不少于20节；与60多位一线教师面对面交流，与学生座谈达300余人次，听取学校管理办学情况介绍；进家庭、入牧区、访学校，熟悉当地风土人情、教育现状，市情、校情、学情……

这头忙着学习，那头还有5个月开学：校园基建、硬化绿化、设备采购、后勤保障、师资安排、教学安排，甚至学校机构代码证等事情，也必须争分夺秒，加班加点。

而对傅欣来说，短时间内让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再上一个台阶，有难度。

事实上，傅欣是课程论博士，“科班出身”，而且长期担任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对他来说，“建章立制不是难题，但时间是难题”。

“一年，我们可以干出些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能给当地留下些什么？”从准备进藏开始，傅欣就一直在思考。

半年多的琢磨，与团队磨合、与日喀则市教育局磨合，“以教师专业发展为核心，以提高教学质量体系和德育体系为两翼，推进管理的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信息化，以管理为抓手，建章建制”的援建路径应运而生。

“一年时间很短，援助教师可以带一届学生，但对日喀则市教育的边际效益很小。教育质量提高，教师是核心。我们要以教师专业发展为重心，通过建章立制，为西藏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傅欣说。

而在山南一高，面对“血淋淋”的现实，如何“精准援藏、科学援藏”成了王与雄最关注的问题，“两摸底”成了当务之急。

“一是摸准受援方山南一高的校情，解决需要援什么的问题，使我们的援藏工作接地气。二是要摸准援助方湖北省教育援藏工作队的情况，解决能够援什么的问题，使我们的援藏工作更有底气。”王与雄说。

经过一年多的援藏实践，湖北省援藏团队最终确定了从融合力、研究力、管理力、指导力、示范力、服务力等6个方面提升教育援藏能力，实践精准援藏，成就湖北—西藏两地共同的教育梦想。

“教育援藏是场足球赛”

800名教师管理人员，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学科，要在1—3年时间里出成绩，谈何容易。

翻看教师们的简历，湖北省教育援藏团队有50名教师，分别来自湖北省15市43所高中、1个职业高中和1个教研所。拉萨北京实验小学的援助学校有12所，来自全国6个省份：北京有清华、北大等4所附属小学；天津有天大、南开2所附属小学；吉林有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湖北有华中科大等3所附属小学。

在教师的年龄构成上，湖南省45名援藏教师平均年龄40岁；上海市援藏教师平均年龄36岁，最小的27岁，最大的62岁……

“援藏教师团队来自各个市县区、各个科目、各个年龄段。团队内部不熟悉，而且与本地教师之间也存在着陌生感。融合是第一位的，急不得，也不能急。”王与雄很清楚，团队内部、团队间的融合比迅速出成绩更关键，有了战友情、团队情，“成绩才会慢慢显现”。

傅欣也考虑到了教师融合问题。

因而，在制度设计上，对教学和管理岗位实行“一岗双任”，尤其是科研处主任、教务处主任、教研组长等关键岗位，由本地教师和援藏教师共同担任。

“一对一负责、一起工作，既保证了每一项工作都可以尽快推行，也保证了教师之间的交流融合。”傅欣有自己独特的方法。

他把组团式教育援藏比喻成一场足球赛，“上海援藏队伍负责教学、教研、管理等基础工作，而把毕业班的担子压到本地教师身上，把最后的临门一脚，成绩、荣誉留给本地教师。”在傅欣看来，这也是两地能迅速融合、迅速开展工作并取得成绩的关键所在。

一方积极融入，另一方也积极接纳。

而在拉萨北京实验小学，校长冯兴娟被援藏教师们亲切地称为“冯姐”。

“冯兴娟亲切、公正，6年的时间让实验小学有一个巨大的飞跃，在学校实行集团化办学改革，将学校规模扩大到三个校区，而且保证了汉藏教师队伍稳定、团结，充分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办学在自治区小学中长期保持前列。”援藏教师、南开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魏小东对冯兴娟很是佩服。

而冯兴娟回报给援藏团队的，除了关心关爱之外，还有信任和放权。

“按照援藏团队现有的职务及能力结构，在管理层、各校区、年级段、学科组全面覆盖，逐级提请魏小东、祖凤国两位同志担任实验小学副校长，分别负责两个校区；聘任吴世彬等4位援藏教师担任教务处、教研室、少先队、艺体组等部门主要职务，促成全体援藏人才多方位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在冯兴娟看来，只有亲密无间的沟通和共事，才能在全校范围内形成认识共鸣和行动默契。

融合是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是为了更好地建立内地与西藏教育资源联结的纽带，是为了更快更好地提升西藏基础教育质量。

随着湖北教育援藏团队工作的展开，山南一高有了第一个自己的“科研中心”，开设了第一个教育“香曲讲坛”，建立了第一个自己的“社团中心”，组建了山南乃至西藏第一支“校园舞蹈拉拉操队”……

在山南三高校党总支书记普布次仁看来，援藏教师们特别具有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

“学校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得到了西藏多级领导和百姓的认可，这不是徒有虚名，学校科学高效的管理方式与管理理念、音体美专业生的培养，联校模式、联校班的创办等，都是深入人心的举措，是极接地气又极富创造力的做法。”普布次仁说。

在西藏教育中，文明、卫生一直是关键词。

“明亮优雅的教室、宿舍才能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学生的文明意识。”傅欣来到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后，在硬件设施上，积极争取以每年投入不低于3500万元的规模，进行现代学校建设：实现全校网络全覆盖，全面开展教室、实验室、办公室、寝室标准化建设，打造一间物联网教室，让西藏的孩子接触到未来教室、未来课堂，提高个人素养。

而在拉萨北京实验中学，为充分利用好北京的优质教育资源，该校主动与北京师范大学京西分校合作，每年从高一年级选派35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到京西分校就读，完成三年学业。

“我们还开设了审美课程、健体课程、人文课程、科学课程等校本课程，组建学生社团30多个，大大提升了学生素质。”拉萨北京实验中学教务处主任郑小焱介绍，现在学生不仅基础扎实、成绩高，而且眼界开阔、自觉性强、学习兴趣浓，今年有70多名学生考入复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85、211高校。

教育情、师生情、民族情

“涛涛雅砻藏布畔，巍巍唐古拉山前。树刺沟内，山桃林间，三高在那育集群贤。拉姆拉措的蓝天白云，羊卓雍湖的沧海桑田，以诚修身，用勤立业，怀勇明志，追直求坚……”

山南三高校长邹四雄边唱校歌边解释：雅砻为藏文化发源地；扎囊（学校驻地）在藏语中意为“树刺沟内，山桃林间”。“以诚修身，用勤立业，怀勇明志，追直求坚”隐含了学校校训：勤、诚、勇、直。

“我是带着深深的感情写的这首校歌，三高有我的心血，我的魂。”邹四雄动情地说。他一砖一瓦看着三高拔地而起，一条条把三高的制度规矩立起来，把学生教师迎进来。

高寒、缺氧、强烈的日晒、刺骨的寒风、深夜的孤独、无尽的思念……

在这里，做同样的事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筹备；在这里，走同样的路需要付出超强的体力；在这里，同样的生病也需要接受几倍的痛苦来恢复……

这不是傅欣最主要的顾虑，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卧病在床的母亲和岳母，以及在离开的3年里，需要一个人挑起一切重担的妻子。

“三年，忍忍就过去了。”面对重担和责任，傅欣没有退缩，“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责任面前，年轻人就要去承担”。

在拉萨北京实验中学，来自北京实验学校的熊爱国成了孩子们的“熊爸爸”。两年里，他为学生募集冬衣600余件，筹集3万元为600多名学生每人购买一本《新英汉词典》，利用周末时间深入农牧区家访，走遍了班里36个孩子的家……

“熊老师对我们非常关心，他笑起来和蔼，我们都喜欢他，他是我们的熊爸爸。”熊爱国的学生拉巴央宗在日记里写道。

“2011年、2012年我在新疆支教，2015年我再次选择了支教，来到了西藏。同事和朋友们都不理解，但我知道自己是一个逐梦人，我更大的梦想是让西部的孩子享受像北京孩子一样的教育，我选择了援疆、援藏来实现我的家国梦。”这已经是来自北京的熊爱国第3次、第5年在外支教了。

陈佐如用“一个脑残粉的高原一年”来总结自己支教的这一年，“西藏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他时常向孩子们讲述祖国山河的壮美，讲述北京上海的繁华；他用自己早6点到晚10点的行动，让孩子们懂得时间的珍贵；他会在晚会后一个人在草地上捡垃圾，一开始只有他一个人，渐渐地，学生们一个两个三个……都跑来和他一起捡垃圾。

“陈老师常常说内地很美，首都很繁华，我想走出大山去看看，想上北京的大学；和陈老师在一起很自在，无拘无束，就像朋友一样。”学生旦增卓嘎已被陈佐如“圈粉”。

而在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小学部里，有100多名来自福利院的特殊孩子。

“看到福利院的孩子，我就想起了我的女儿。”傅欣眼眶有点红，在他第一次看到小旦增时，毫无征兆，小旦增朝他笑了，“我想我们很有缘，就在第一时间认养了他”。

带领援藏教师为贫困孩子募集150余万元助学金；和本地干部一起制订“土特产增长计划+超市场增值计划+微信宣传增效计划”；帮助卡日神山下的帕当乡切村种植土豆，增收42万余元；扩建奶牛养殖场，帮助20多户农民一年增收8万余元……傅欣的一年，很忙。

援藏干部、教师的辛勤付出，也获得了当地干部百姓的认可。

“老师，我想你了”“老师，你去哪儿了”“老师，我给你打汤了”……魏小东只要一天没有在教室出现，就会不断有学生在微信里问。

“他们很黏人，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而这种孩子们带给我的幸福，似乎又让我体会到了1985年刚刚走上教师岗位时的兴奋和喜悦。”魏小东说。

在日喀则市副市长李玉建看来，这种师生间建立的深厚情谊，西藏与内地建立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实实在在的，是任何金钱都无法比拟的。

“组团式教育援藏，让我们西藏的孩子体会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体会到全国人民无私的关心与帮助，体会到了惠民政策带给人民的实惠，让我们切实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更加坚定了西藏人民感谢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李玉建很激动，又有些哽咽，“援藏教师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为发展西藏教育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

一年多时间，转瞬即逝。在西藏，每个援藏教师、干部都获得了自己独特的经历。

李玉建援藏37年，把“魂丢在了阿里，丢在了西藏”；熊爱国已开始了第五次支教；陈佐如从西藏孩子纯真的眼神和对知识的渴望中，找到了自己的诗和远方……

最新的统计显示，首批“组团式”援藏教师中，有一半以上选择留下来。

（原题为《西藏，他们的诗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