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⑭｜抗战老兵王炳秋的峥嵘岁月：曾与西南联大结缘

【编者按】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今年夏天，澎湃新闻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组成“记录中国”报道团队，奔赴云南蒙自、昆明、北京、天津等地，考察和寻访抗战遗迹和人物。

澎湃新闻今天刊发的文章是抗战老兵王炳秋的口述故事。

走进云南红河州蒙自市天马路的星光老年公寓，只要提起王炳秋，院子里消暑乘凉的老人们便会指指三楼靠走道的那间屋子，开口便是，“外语说得很好”、“很多人来采访他”。

见到他时，老人已走出屋门外迎接，身穿蓝白色的条纹衬衣外配背心，下着深蓝色的西裤，笑容满面，看起来精神矍铄。

王炳秋出生于1923年，即将迎来95岁生日的他思维清晰、十分健谈。当看到同来拜访他的人中有一位美国人时，他热情地挑了一个早就准备好的桃子，一边剥着皮，一边用地道的英语对这位外国友人说：“This peach is very juicy and sweet（这桃子非常甘甜、多汁）!”

他还特别喜欢询问来访者都是哪里人，短短几分钟里，便用上海话、云南话和天津话等几种方言向“记录中国”报道团队成员逐一问候。

这位曾经的抗战老兵、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的翻译员，就用这样特殊的方式，展示着自己的天赋和学养，也用他的亲身回忆述说着80年前的峥嵘岁月。

南下昆明，难忘联大师生情

1937年7月7日夜晚，王炳秋在睡梦中听到了北平的第一声枪响——史称“卢沟桥事变”。时年14岁的他只得同母亲一起背井离乡，一路上他们辗转南下、西行，途经浙江杭州，江西南昌、新余，湖南衡阳、永州，广西桂林、柳州，贵州贵阳等地，到1938年底才抵达昆明，结束了逃难生活，这一走就是一年半。

那时，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昆明只有半年多时间，王炳秋没有意识到，定居昆明将成为他与西南联大缘分的开始。

那时，初中毕业的王炳秋就读于云南大学先修班。他还记得最初听了时任云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楚图南先生的一次讲座。云大同一街之隔的西南联大交流合作十分频繁，步行路程不到十分钟，两校学者也经常互通互聘。后来，王炳秋常常与联大的同学一起结伴玩耍，也与那里的师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王炳秋的印象中，联大的学生是刻苦勤勉、自强不息的。“那时候学生们很穷，靠沦陷区的补贴上学。但联大的同学都很刻苦。”王炳秋说，听联大同学回忆，在南迁昆明的路上，虽然没有黑板，课业却没有中断，老师们用树枝在沙子上写字，沙地为黑板，树枝就是粉笔。

白天的时候，联大学生们会到油铺打菜油，晚上才能秉烛夜读。“老板要打满，一滴都不能少啊！”王炳秋一边做着提油的动作，一边学着他们当时说话的样子。

“他们的宿舍条件也很艰苦。”王炳秋低声说道，“晚上从床下往床上爬的时候，床腿都在吱吱地响。”

但苦中也有乐。王炳秋回忆，那时条件虽然苦，但同学们每个月会打一次牙祭，课余时间也常常一起结伴出游。当问起出游时学生们最快乐的事时，王炳秋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吃蚕豆”。同学们一起外出徒步，穿着破旧的衣服和鞋子，但只要一生起火，吃着用干牛粪烤的蚕豆，再艰苦的环境也会被快乐的歌声代替。

王炳秋讲着，便唱起了他们出游时经常唱的歌曲《告别南洋》。“再会吧南洋，你椰子肥豆蔻香……”伴着起伏的旋律，王炳秋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弦歌不辍、有苦有甜的跌宕岁月。

应召入伍，投笔从戎赴国难

从小在教会学校学习成长，王炳秋外语很好，初中毕业的他就被特招进云南大学就读先修班。然而，由于数学基础只有初中水平，难以跟上先修班的进度，三个月后，王炳秋从云南大学退学，转入昆明南箐中学就读高中。

1941年，王炳秋考入了唐山交通大学，也就是今天的西南交通大学。由于唐山被日军占领，学校临时迁至贵阳办学，王炳秋就读的就是当时设在贵阳的唐山交通大学。

1944年初，日军先遣部队逼近学校，唐山交通大学不得不搬迁至重庆。其时，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到各地大学招收翻译，就读大三的王炳秋凭借英语特长通过了笔试和面试，以译员的身份在中央训练团接受俚语、航空用语等翻译内容的集中培训。

同年，王炳秋从重庆回到云南，与几年前所不同的是，这次他着一身戎装回到熟悉的昆明。

昆明西北部的黑林铺是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的步兵训练基地，在这里，王炳秋以中尉军衔、翻译官职务接受美军的操练。

十多天后，一位美国军官来到这个训练基地，问道：“谁是王炳秋？”不一会，王炳秋来到这个军官面前，行完军礼后用英语回答道：“报告，我就是王炳秋。”

这位美国军官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第五军参谋长费斯肯上校（Colonel Fisken）。抗战开始后，声名显赫的第五军以杜聿明为军长，曾编入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到了抗战后期，第五军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滇缅公路这条中国抗战生命线的畅通，其主力就驻扎在昆明。

原来，费斯肯希望找到一个精通英语和云南话的翻译，经人推荐，他亲自来到黑林铺寻找王炳秋。在这里，王炳秋用流利的英语和云南话同费斯肯及其随行人员交谈，扎实的外语和方言功底使他成为美军第十四陆航队、中国远征军主力第五军参谋长费斯肯的翻译。因为第十四陆航队的前身正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后来也有人称王炳秋为“飞虎队的翻译官”。

在担任翻译的日子里，王炳秋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便是到深山搜救失事飞机。

1943年夏天，美国一架支援中国的运输机在昆明上空遭受强气流撞击，失控后在禄丰县坠毁，机上6名人员中5人受伤，一人牺牲。当时由于条件限制，5名生还者被营救下山，而那名牺牲的美国士兵被埋在了山上，没能带下山。

第二年3月，王炳秋接到美国第十四陆航队的命令，负责上山寻找那名美国兵的遗体并带下山。

飞机坠毁的地方位于不通公路的大山深处，周围山岩险峻、水流湍急，还时常会有土匪出没，就连马帮通过这条路时也常常要带着武器结队而行。王炳秋所在的搜救小分队一行四个人，另外三个都是美国士兵。当得知搜救环境的险恶情况后，美国士兵因畏惧而退却了。

军人的职责使年轻的王炳秋不甘示弱也不甘放弃，他决定只身前往。他甚至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如果遇到土匪，就把身上所有的钱和物资都给他们。

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在当地两名警察和5位农民的帮助下，经过了8个小时的山路跋涉，王炳秋一行终于找到了飞机失事的地方。他们将那名美国士兵的遗体找到、挖出并抬往山下，又走了八个小时的山路，直到凌晨两点才回到山下。

当他们返回禄丰县的美军基地后，美国士兵对王炳秋赞叹不已。

但王炳秋却说：“为战争做出牺牲的，不仅仅是军人，还有军人背后千千万万的老乡。”

苦尽甘至，闲来犹忆少年时

青年时期的王炳秋也经历过命运的起伏多舛。抗战胜利后，王炳秋想继续完成自己当翻译后中断的学业。当时西南联大已准备迁回北方，家在北京又心系联大的他曾想转学到西南联大的土木系读书。他便与另一名同学一起找到时任西南联大教务长的潘光旦，但最终因系里学生名额已满而没能转学。

1958年，曾担任过国民党和美军翻译官的王炳秋受到冲击，从一名水利工程师，变成了每天种地、挑粪、喂猪的被改造对象。四年后他从被下放的农村回来，又因“政治关系复杂”不被单位接收。

但他始终相信“坚持”的力量。在云南个旧，他以临时工的身份与锡矿工人们一起捞矿、挑矿，四个月后转正成为个旧市永福锡矿的一名正式工人。当工人的20余年里，他不知被红卫兵批斗过多少次，但最终都挺了下来。

1981年，王炳秋获得了彻底平反，恢复了工程师的工作，并于1985年加入了九三学社。

“在困难的时候不要毁灭自己，低谷的时候不要丧失勇气，要坚持、再坚持。”王炳秋说，“You are never alone（你从来不是一个人）.”

2001年11月，老伴马桂珍去世8个月后，王炳秋从个旧搬到了蒙自这所老年公寓安度晚年。一室一厅，面积不大，好在吃住都有照应。平日里，他上午会帮公寓的绿化区除草、施肥、修修枝，午休之后便在屋里看书或是练书法，晚上还会到南湖公园参加英语角活动，他觉得与年轻人在一起能让他保持朝气和童心。

他还时常会回想起参军的岁月和与联大同学相处的时光，那段烽烟跌宕却又刻骨铭心的往事云烟。宝刀未老的他，还会被邀请担任文字资料的翻译。

就在三年前，年过九旬的他应《云南日报》原总编辑、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会长孙官生之邀，借助一部30倍的放大镜，将英文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P-40型战斗机实战记录》的小册子翻译成一万七千字的译稿。这不仅是王炳秋与援华美军战斗友谊的记录，更是对其抗战老兵英雄履历的又一次见证。

“这一生最高兴的事，就是共产党把我当做一家人。认可我是抗战老兵，给了我很高的荣誉。”王炳秋说，“从被认为是‘历史反革命’，到被习主席视为共产党的朋友，我非常感谢，我总算没有倒下去。”

说着，老人缓缓起身走进里屋，拿出了他最珍惜的礼物——深圳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赠送的一件军绿色棉背心。背心后面写着八个醒目大字：“抗战老兵 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