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学少年孙中伦：脱下知识的傲慢去理解世界

7月29日，在上海言几又书店，孙中伦在新书分享会上问台下年轻的读者和家长，“我还需要重复一下我休学一年的经历吗？”说完这句话后，他停顿了几秒，看了看台下的读者，没有反应。

他收回目光继续往下说：“2015年9月，我到东莞工厂做电子厂工人，10月在大理做店小二，11月、12月在定西做英语老师，2016年1月休息，2月去了寺庙，3月和4月在单读实习，5月在成都做漆器……”

孙中伦今年23岁，大学在美国波莫纳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哲学和德语专业。

大三那年，他身边的朋友都开始各寻出路，这让他感到焦虑，“我想成为怎样的人？将来要走怎样的路？”答案是什么，他还不知道。可是他隐约感觉到一种更大的不安——“仿佛之前所过的生活皆是幻景，一座魔山”。

走在人群中，他突然充满了感受世界的冲动。答案，或许就在人群中，他觉得应该起身寻找了。

2015年9月，他背起行囊出发了。

今年暑假，他带着新书《回来》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大家都好奇：他休学一年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选择？有什么意义？

“很疲倦，（大家）都在说同样的话，问同样的问题，反复让我去调动某一段经历，我说的也都是相似的答案。”孙中伦坐在上海虹桥路的一家咖啡厅里感慨。

对面的孙中伦，黑色方框眼镜，深色棉体恤，浅咖休闲裤，还是学生模样。

“中伦”二字取自论语：“言中伦，行中虑。”意思是按照伦理道德讲话，仔细思考后行动。就像他每次说话前，都会先停顿一下，思考几秒，再不紧不慢地开口，偶尔脱口说出几个英文单词，下一秒他会立刻把英语翻译成汉语重新说一遍。

面对采访时，他拒绝解读自己，也不想让人过多关注。他说，想还原一些人的真实片段，让他们的声音在公共空间里也占有一席之地，希望一些社会偏见和莫须有的假设可以在真实的故事中消解掉。

出发

2015年9月，第一站他去了深圳，寻思着要么去画家村做个画工，要么去华强北销售电容器，但误打误撞，一辆小货车直接把他运去东莞的电容器厂了。

他第一天上工做产品质检员，工作内容是从成品中挑出残次品。检测机上就四个键：On/Off（开/关），Pass/Fail（合格/不合格），他只消把电容器的金属脚插进检测机里，不停重复这个动作。

这家工厂年产10亿个薄膜电容器。流水线工人的生活就是不断重复。“每测一万个才能拿八块五。一万个电容器，堆起来比人还高了。每天，不好的时候能测四万个，好一点也就六万个。”工友莫燕说。

这里有固定的白夜班。他上白班，工作从早八点到晚八点，每两个小时休息十分钟。可是从十点钟，他就开始望钟，倒数了。

下午和晚上，他负责管理印字机。整整六个小时，他需要目不转睛地盯着被激光印字的小模子。如果机器出故障，字就会印歪，他的任务就是一一挑选出那些印歪的。“大概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无聊的事了。”他在书里写道。

“你平时是怎么对抗这种无聊的？”他问同在管理印字机的工友刘承。

“那怎么说呢，也还好吧，眨眨眼就过去了。”刘承说。

对刘承来说，大多数时候他反倒希望机器出故障，这样他可以修，就有事做。否则，只能坐在凳子上，看着机器一排排印字过去，什么也做不了，“那很难熬。”

孙中伦想起了自己的大学教授埃里克森。埃里克森五十多年前在明尼苏达的工厂里打工，每天累到倒头就睡，没时间阅读，没时间思考。连自己生产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异化吧。”孙中伦还记得埃里克森推出这个结论时顺便坐上了讲台。

他在书中写道，“在工厂里我又想起他（埃里克森）的话。生产，产品，灵魂，自我，没一样属于自己的。留下什么？还有什么是重要的？”

在波莫纳学院的前两年，他会和身边的朋友讨论平等、再分配、资本的伪善。

但是在大三的一次聚会上，即将步入社会，一个朋友再次讨论资本时说：“我告诉你，事实上，金融产业调配资本，把钱投到有价值的项目上，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他反问：“是价值还是利润？”

“你真的不懂！”他的朋友争执说，“那你怎么定义价值？你告诉我，你怎么定义价值？”

他无从争辩。

曾经一起讨论的同学开始对他循循善诱资本的价值。面对这些变化，他有点不知所措，就像一些人面对“为谁而学，学什么，为什么要学”的时候，也一样地不知所措。

来到工厂，在和工人们同吃同住的生活中，他找到了不一样的答案。

工厂里有一个15岁的同事小黎，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了。有一次，小黎在测小电容时碰到了问题，看报表，忙个不停，后来领班过来手把手教他才解决。

后来孙中伦问他：“有必要这样认真吗？公司有要求一个电容器都不能检错？”他说：“没有，不过我自己这么要求自己。”

很无聊的时候，孙中伦说他会偷懒，但是小黎不会，即便他之前打过架、逃过课，但是他还是希望自己努力工作，配得上自己挣的钱。

孙中伦看到工人们为了挣钱，虽然不得不急于适应环境，但是也没有放弃心灵里的重要东西，他觉得这特别了不起。

起初，他不知道怎么和他们相处，会问一些像“你快乐吗？”“你的理想是什么？”“生活有什么意义”等问题，他后来觉得这些问题很唐突，但是“你问什么他们就答什么”，这种坦诚和友善让他很惊讶。

因为在他以前生活的环境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过去

孙中伦说，定西是他心里的一个执念。这次他想给自己的过去一个交代。

他的父亲曾在甘肃生活过，和孙中伦讲起过定西的贫苦。十几岁时，他看了杨显惠先生的《定西孤儿院纪事》，被这些饥饿亲历者的讲述所震撼，也被杨先生的文字所吸引。

2015年11月，他坐上了去往定西的大巴。来到这里，他选择做一名县城初中的英语实习老师。

课上，他就坐在教室后排听课做笔记。

有一次，在交上来的周记作业中，他注意到一本装饰得很漂亮的本子，上面用荧光笔点满了星星和笑脸，翻来仔细一看，原来是杨丽的。

杨丽是班上的留守儿童，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由爷爷奶奶照看。她在农村念完学前班和一年级后转学到县城读书，刚来新学校，她的成绩下滑到中等，同学们也曾因为她是留守儿童和“乡下人”的身份传来异样的眼光，这让她很委屈。

每周放学，她会留下来帮班级出黑板报，可是选班委的时候，没有人想到她，大家更喜欢簇拥着总考第一名的班长。无论是班级事务，还是私下关系，成绩好的同学总能获得更多的掌声。

在周记本里，她说：“我做梦都想回到从前，我也是好学生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那样的待遇，我不甘心，不甘心。”

孙中伦看着小姑娘写下的文字，很心疼，也很感同身受。

坐在教室里，看到墙上贴着的“团结拼搏，求实创新”、“静中显竞，竞中取胜”，他写下自己的感受：“教育里时刻充斥着这种伪善的命题——老师要求学生尽可能谦逊，但墙上的警言暗示了人要笑里藏刀。”

这让他想起了自己那段无力直面的初中时光。

他的初中，一半在家乡江阴，一半在城市上海。

2008年，14岁的孙中伦从江阴转入上海读初二。来到这所重点初中的第一天，一切都很陌生。

刚来的时候，他想变得酷一点。课间他会和同学们逗趣，可是预想的欢笑声却稀稀落落，回到座位上，他用书挡住了自己的脸。

后来因为考试晚交卷，老师一句“别把你们那里的坏风气带到我们这里来”，让他第一次感到了自卑。从此以后，“外来人”成为他初中生涯中无法摆脱的身份。

“到上海念书，虽然有很多选择，但就是没有办法否认，你是一个乡下人。甚至同学说其他外地人时，自己心里也会不好受。”孙中伦不太愿意过多提及初中生活，他很在意因“外来人”的身份而产生的距离感。

初三毕业，他再次回到江阴，和曾经的同学一起拍毕业照。看着那些曾经的朋友慢慢疏远，他觉得自己再也回不去了。那一刻，他从未如此清楚地意识到，“不管在哪里，我都是个局外人。”

在定西待了快两个月，孙中伦决定离开了，走之前他说想去农村再看看，班上的王老师把曾经的学生——村小的赛老师推荐给了他。

赛老师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本科毕业后选择回到农村当一名乡村老师。

周围人不理解他，他是定西的孩子里难得有能力选择生活的人，为什么还要回来？他只是说：“可能从小在这里长大，还是喜欢这个地方吧。”

其实初中刚进校时，他连ABCD都不认识，后来因为王老师的鼓励和启蒙，成绩慢慢好转，也变得更有自信。他说，因为王老师，那时起就想做一个老师，做一个在孩子们身边的大人。

2009年，赛老师坐着大巴，翻越一座座山坡，来到这个连窗户和门都没有的乡村小学，正式成为了一名老师。

那时，学校还有七十多个孩子，可是到孙中伦去时，学校已经招不到学生了，因为大部分孩子都选择进城读书了。

“政府投资建了村级幼儿园，结果只能招到两个学生。今年有一个上了一年级，现在只剩一个了，都没办法正常开学了，可能面临关门了吧。”赛老师忧心地说，“我之后也要换一个学校待了，肯定还是要当老师的！”

宋洁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扎着马尾辫，成绩在村里数一数二，但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属于低保户家庭。

她家离学校有两里多地，下午放学后，孙中伦跟着赛老师走到她家时天已经黑了。

土块儿砌起来的房子里亮着一盏灯，几个铺在地上的小木凳，中间一张小桌子。他们和宋洁父母散坐在桌旁，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孩子的学习、家里的生活。

这里自古干旱，“苦瘠甲天下”，宋洁家里种“土豆，麦子，胡麻，玉米和豌豆”，也养牲口，但靠天吃饭，“天好的时候，一年赚两万；不下雨的时候，一年就一万”。

宋洁爸爸出生在七十年代的定西山头，家里穷，经常吃不饱饭，喝稀饭时甚至连馍馍都没得吃。直到十八岁，他决定去内蒙古的砖瓦厂打工，“南方人打工，还有玩的。我们这种做砖瓦的，就是做了睡，睡了做”，他只觉得苦。

90年代，他回家乡结婚生子后，又和妻子外出打工了，一双儿女留给爷爷奶奶带。

现在，宋洁爸爸在家务农。早上五点出发种地，晚上九点回家，做饭，喂牲口，十二点睡觉。妈妈去了建筑队，吃睡都在工地。“现在的社会，我们这种人就没办法做，没文化”。

宋洁妈妈对孙中伦说，他们的人生已经盖棺定论了，不想让孩子跟他们这样受一辈子苦。“我们这里，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她又重复了一遍说，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子不要像她一样受苦，也希望女儿宋洁能考上大学，有正式工作。

在和老师谈天的过程中，孙中伦注意到宋洁自始至终都在安静地写作业。

宋洁妈妈对孩子有愧疚，认为她的贫穷、没有文化让孩子们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去追赶——就连儿子学校的资助计划，她也因为文盲，看不懂需要提交哪些证件，怎么进行网上操作。

好在国家有精准扶贫政策，他们是目标户，可以无息贷款四万元。“快贷上了，我们准备搞养殖，养牛，一个牛娃能挣两千块钱”，宋洁妈妈笑着说。

在定西农村地区，有8156名农村留守儿童，宋洁只是其中之一。这8156名孩子， 大多都有相似的故事：爸爸在外打工，妈妈在家照顾自己，一边寄希望于国家的精准扶贫，一边想要通过教育改变自己孩子的命运。

孙中伦在这些故事中，感到一种无力感。“他们作为留守儿童，有着‘定西孩子’这样一个标签，也有一种无法改变自己的无力感。我们在看到大家进步，火车在轰隆隆向前，就会有一种感觉：哎呀，我是不是被抛到后面了！”

章节末尾，孙中伦写道：“我想，我们都曾是定西孩子。”

成长

《回来》出版后，有人把他视为“90后”的榜样，也有人吐槽这就像一个吃惯了山珍海味的百万富翁突然想去吃一碗小葱豆腐。

听到这些评论，孙中伦只是自嘲地笑了笑，“我其实很怕被说是楷模、榜样、新青年……我挺怕的，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在做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而且我真的是不想被当做榜样，很多人很享受被当做榜样的感觉，我不享受……”

“高中的时候，我可能会相信有所谓的知识分子或精英，但是上大学之后，我就知道其实这都是错的，没有谁是特别了不起、特别高人一等的，也不应该让他们来主导别人的生活。”他说。

高中，他就读于上海中学。回忆那段时光，他说：“不算自由，但也很快乐。”

学校是寄宿制，周一到周五得住校。6点20分出早操，8点上课，晚自修9点15分结束，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完成学习之余，他会看看课外书，去外面看心仪的话剧，经常和朋友一起打打篮球，变得比以前更活泼。

在班级里，他是大家的开心果，经常即兴模仿同学的说话语气和神态，把周围的好友逗得哈哈大笑。

他的好友昊晟回忆，孙中伦在学校里还是挺引人注目的。在篮球场上，他是篮球队里的得分后卫，进攻能力强。

周末的时候，他还喜欢在博客里写文章，专门注册了一个以自己的名字为域名的网站（www.sunzhonglun.com），把看的书、听的音乐、关注的话题都写在了网站上。

班主任李潞瑛老师说，在上海中学，像孙中伦这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有很多，他们所涉猎的阅读范围很广，自己会研究小发明。可是每次问起“你们未来想做什么？你们自己的优势在哪里？”的时候，得到的大部分回复都是迷茫。

在李潞瑛眼中，孙中伦在高中时期就能够清楚地思考自己的未来，以后想做什么，怎么去前进，然后真的去付诸实践，这点让她很意外。

高二，孙中伦出版了一本散文集——《疯狂列车上的达人秀》，是他初三到高二写的文章合集，内容包括马尔克斯、茨威格、杜拉斯、塞林格、梁漱溟、邵飘萍等中外文学家，以及朝鲜核谈判、哥本哈根会议、铁矿石贸易等国际事件。

他的母亲一直是忠实读者。在书的序言里，她写了一封家书给他。

她叮嘱道：“古人说‘君子和而不同’。这是对一个有教养的男人的最佳诠释：在面对任何人的时候，态度一定要谦和，不卑不亢；但是，你的内心永远是有自己的主张与选择。”

当时，他有点不以为然。

“我一直都很叛逆。”孙中伦直言不讳。

他说自己的“叛逆”更多的是理念上的，“我不认同家长安排好的道路，不会选择按部就班的生活，不会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去生活，不会为了让他们安心而选择一条更安稳的路。”

但是母亲的话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遇到不同的意见，他会去争论，但是不会做出格的事情，学校里有明确的规则，他会遵守。

李潞瑛说他很有个性，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思考，不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他不激进，愿意去交流。

有一次，几个班干部开讨论会，有些小矛盾。他跑去和班主任说：“李老师，我并不喜欢班里的某些人，不是这个人，而是一些行为，一种做法，一小部分人来决定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好像他们是精英似的。”他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发表自己想法的权利。

他认为班级里存在的精英意识有一种源自知识的傲慢。去寺庙的经历，让他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傲慢。

回来

2016年春节以后，他去紫泉寺待了几天，后来有人问他要不要再回去看看，他只是说，“不去了，不会再去了。”

他不会再回去了，因为他无法再面对那个僧人了，也无法再面对那个傲慢的自己，这次经历让他觉得很羞愧。

紫泉寺，坐落在苏州僻静一角。接待他的是性悟法师，佛学院毕业，是寺里常驻的师父。

一开始，他对寺庙有各种预设，觉得寺庙已经被世俗化，没有什么纯粹的信仰了，所以这趟旅程他是想去确认寺庙世俗化的结果。“我既不虔诚，也很无知。我不指望能解脱。”他写道。

一次饭桌上，性悟法师给他出了一道题：论孝道。饭后散步的时候，他一直在寻思，“孝道和佛教有什么关系呢？”心里已经开始冷笑，因为他觉得师父不懂真正的佛学。

每个周日，面对任何天气，性悟法师都会去灵岩山脚下拜山。首先从灵岩山正山门出发，再沿着山道，默念佛号，三步一拜，直至印公塔院。有的时候人山人海；有的时候，身边只有护持老钱。

他问老钱：“拜山对你有什么意义？”

“傲慢消除了！”老钱不假思索，“拜山的时候，对每个行人都是抬头看的。我觉得学佛，首先要学会做人。”

慢慢地，他开始理解那个风雨无阻的拜山僧人。“之前我会问很多问题，但是他不能给我答案，教我孝道，其实心里面已经开始傲慢了，觉得你懂什么。”

后来他说自己是佩服这位僧人的，他的内心很虔诚，但是这种虔诚不是用他知道佛经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虔诚不是说一定要通晓很多道理，虔诚就是一种状态。”

这次经历，他虽然觉得挫败，但是给他很大启发。

“当知识成为一种技术时，你以为它能横行霸道，席卷所有东西。如果不懂得用知识尊重别人，它反而可能变得最不包容，最狭隘。”他于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再滑入这种知识的傲慢了。

“一开始，我想写一本公共的书，一本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人生活的书。但是后来反而成为一本非常私人的，对自己一个交代的书，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孙中伦说。

写作对他来说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最初在东莞，他用写日记的方式记录下白天发生的故事，没想到，写着写着，变成了与自我的对话。

工厂的工人、定西的杨老师、赛老师、宋洁、紫泉寺的僧人们，一年的时间，孙中伦在这些经历中寻找到了关于过往的回忆。在这些人当中，他感觉久别重逢，与记忆中的孙中伦产生和解，脱下“标签”“精英”和“傲慢”。

他有点遗憾在每个地方待的时间依然太短，问问题的方式也有所欠缺。接下来的一年，从波莫纳学院毕业的孙中伦将继续前往剑桥大学攻读社会人类学的硕士项目，具体去了解怎么做社会调查。“我还是会去关注之前关注的人，最普通人的故事。像E.L.多克特罗的《拉格泰姆时代》，重点写普通人与大时代的关系。”在采访的尾声，孙中伦告诉记者接下来的计划。

“你认为现在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回来’了吗？”

“现在不是，写这本书的时候是。看你是站在哪个出发点和位置上，而我更关注那个原点。我的过去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我也并不知道我的位置在哪里，我只有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一头扎入过往，回来才算实现。”

（部分内容参考《回来》，孙中伦著；澎湃新闻实习生朱玉茹，澎湃新闻记者于亚妮、章文立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