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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满素：从未远去的美国国父们

钱满素

2017-11-10 18:33

读美国史，你绝对绕不过的一个词就是“Founding Fathers”（建国先辈、缔造者、奠基者），指的是一群高瞻远瞩、敢于担当的领袖人物。他们先是领导殖民地赢得独立，后又制定实施宪法，使独立存在了一百多年的13个殖民地终于合众为一，美利坚合众国由此诞生。

国家原本是没有父亲的，如果有人愿意按中国传统尊称他们为“国父”，也不是不可以，但记得一定是复数，而且千万别想象出什么“国母”来。

这群缔造者为大众所熟知，他们的形象至今栩栩如生出现在各种传媒中。美国人不讲究为尊者讳，再怎么尊崇他们，也不回避其个人弱点。他们并肩奋斗，彼此既有同道相惜之情，也有强大个性间必然存在的意见冲突。

本书扼要地介绍建国时期最重要的六位领袖，为读者展示他们的功德成就，还有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为了照顾到历史的传承，我们加入了两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人物。

时势造英雄，历史人物只能在客观条件下发挥作用，缔造者们也不例外。美国孕育于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时期，所以我们不能忘了还有一个“清教先辈”。温思罗普名列首位，因为他是“新英格兰方式”的重要奠基者，这一清教的自治传统随着西部开发而扩散到全美，成为美国文明的主要基因。没有殖民时期形成的自治传统，就不可能有美国革命的平稳成功。

同理，美国也不终止于缔造者们，他们迟疑未决的一些重大问题直到南北战争才得以解决，包括奴隶制、州权对联邦权的挑战、早期农业民主理想与工商业道路的对峙等。林肯代表的事业解决了制宪会议和早期政治中的这些纠结与隐患，美国从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可以一心一意谋发展了。

缔造者们至今活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这里的“活”不仅仅是对他们的纪念与缅怀，更重要的是——他们制定的宪法仍是国家的最高权威。凡是涉及宪法解释的问题，美国人不得不回到制宪时代去揣度他们的意图，听听他们的说法。18世纪制定的宪法一直用到今天，从这点上说，所谓年轻的美国其实是个古老的国家。

整个美国革命——从抗税伊始的1763年到宪法生效的1788年——都发生在中国的乾隆年间（1736—1795），且只占他在位的一小半时间。如今，这位至高无上的皇帝也是中国媒体中的常客，但无论戏说还是正说，他都只是一个过了时的历史人物。在他那套治国方略中，我们读到的只是一个大国衰败的教训，今天的我们还能从他的内政外交、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中汲取多少养料呢？

缔造者们到底缔造了什么

简单地说，他们制定了一个宪法，并据此缔造了一个共和国。这个宪法使用至今，这个共和国在短短一个多世纪后便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国。它的屹立壮大，靠的是用制度切实地将公权力关进笼子，确保人民的自由和权利。

美国独立时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殖民地自治经验，国民从上到下都坚信主权在民，在实行共和制上是有共识的。但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呢？可资借鉴的直接经验并不多，历来的共和国不是走向混乱，就是走向暴政，还没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共和国能够长治久安的。他们可以参照讨论的有几份宪法方案、几份州宪法、邦联条例的教训，还有若干古代和近代的共和政体。可是美国如此庞大——他们知道国家的疆域还将继续扩大，实行共和的成功率能有多少？大部分人没有把握。

他们真心拥护共和，对独裁和无政府同样憎恶。他们相信，权力集于一批人手中是暴政要义，政府完善之道在于分散权力。为杜绝后患，他们费尽心机设计出一个构造，将三权分立的政治理念付诸实践——先是将政府权力分为立法、执法、司法三个独立部门，再使它们的某些权力相互牵制以形成监督。历史证明，这样的分权制衡是有效的共和政府结构，至今已正常运作了240年，大大超过了制宪者们的预期。

容易忽略的一点是，除了一个有形的国家，缔造者们同时也缔造了无形的美国精神。是他们在《独立宣言》中最早定义了美国，开创了美国的特殊身份——一个基于共同信念之上的民族，这才有了日后所谓“非美”（Un-American）的说法，也因此多次出现回归思潮。历史自然是要往前走的，为什么回归？又回归何处？无非是觉得发生了偏离，需要正本清源，这就得回到建国时期，回到缔造者的立场。

缔造者们在殖民地基石上创建的现代共和国，不仅为美国设定了未来，更作为一种崭新的体制，影响了整个现代世界。

制宪会议步履维艰

独立后的美国，华盛顿交出兵权解甲归田，其他革命领导人也都纷纷自谋生路，即便继续从政的，也更愿意回到家乡去干。随着共同敌人的消失，各州以本州利益为重，自行其是，不惜蚕食整体权威。经济是一团乱麻，无政府状态嚣张，退伍军人谢司领导的抗议更是为所有人敲响了警钟。

面对这些问题，邦联政府一概束手无策。邦联是13州的松散联盟，类似于没有实权的联合国。它可以通过决议，却无执行机构，它无权征税、无权征兵，难以调动各州，任何统一行动必须得到13州全体同意，结果是扯不完的麻烦与纠葛。此时的美国面临切实的危机，独立的成果很有可能得而复失。

1787年，为了加强管理，挽救国家命运，各州派代表来费城修改《邦联条例》。从5月25日到9月17日，制宪者们把自己关在闷热的屋子里整整116天，唇枪舌剑，争论不休，有的中途退场，有的半道加入。当一部宪法草案终于形成时，大多已身心疲惫，信心不足。连华盛顿都觉得，这部宪法能维持20年就算不错了。

不消说，代表们个个都是出类拔萃之辈，但也是有各自利益和立场的人。其中有一心主张强大中央政府的，也有坚决维护州权的，意见分歧，难以一致。在辩论了四五周之后，年过八十的富兰克林眼看众口难调，建议每天上午议事之前先举行祈祷来安抚人心。宪法完稿后，他又苦口婆心地劝大家在宪法上签名。他承认宪法是有缺陷的，但是如此众多具有不同利益和偏见的代表能够达成这样的妥协，已然是个奇迹。

制宪会议为何开得这般艰难？一是难在没有适合美国的现代共和国先例；二是难在大小州的利益冲突；三是难在南北方的制度差异，奴隶制更是令人尴尬；四是难在联邦必须维持。

他们面对的第一道坎是如何设计现代共和制，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代表们忧心忡忡，唯恐权力落入不当之手。为了确保共和，他们设计出具体可行的权力构架和政府体制，将分权制衡的思想落到实处，包括联邦权与州权并立的联邦制、政府的三权分立、国会的两院制，等等。所有这些构造精巧如自鸣钟，能够彼此牵制协调，启动后自行运转；但通过官员选举的不同方式，又保证了政府与民众的沟通。这是一套不能轻易更改的制度，但又留下合法修正的程序。

第二道坎是大小州的平衡，制宪会议要加强联邦权，势必削弱州权。大小州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争夺议会的席位分配。13州中只有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和马萨诸塞3个是大州，其余10个都是小州。1790年，弗吉尼亚人口近75万，是德拉瓦的16倍还多，前者面积16万5千平方公里，是后者的33倍。差距如此悬殊，该怎么分配总体政府中的征税和席位，才能使大小州都能接受呢？

邦联是州的联合，以州为单位投票。小州希望延续邦联中的平等表决权，一州一票。大州自然不服，认为这不合理，是少数人决定大多数人，主张按人数比例分配席位。小州对此则坚决反对，声称这是少数州决定大多数州，并且不惜以分离相威胁，仅仅这一个问题就讨论了无数次。有人提出，若要做到绝对公平，唯有将现有的13州拆开，重新等量划分，但这毫无可行性。争来争去，总算达成一个双方兼顾的“大妥协”：众议院按人数比例分配，大州满意；参议院每州两个席位，小州放心。这样的分配也符合代议制民主：众议院代表民意，以多数制约少数；参议院代表明智，以少数制约多数。

但实际上，比大小州矛盾更棘手的是南北间的冲突，这就是第三个坎——奴隶制。对黑人按五分之三个人头来计算，北方感到愤愤不平，他们问得有理：“承认他们是公民，那么为什么不与白人同等计算？承认他们是固定资产，那么为什么别的固定资产又不纳入计算范围？”

其实代表们大多反对奴隶制，包括许多拥有奴隶的南方领袖，他们对存在黑奴这样一种“资产”也感到悲哀，有些个人很愿意解放自己的奴隶。但在18世纪，奴隶制主要不是道德问题，它既不始于道德，也不限于道德，它是因为涉及征税和席位才进入讨论的。

由于地理气候造成的经济形态不同，北方在独立时已经基本不存在奴隶，黑人也很少，马萨诸塞33个人中才有一个黑人，而南卡罗来纳两人中就有一个，南方种植园几乎完全依赖奴隶劳动。历经一百多年，整个南方社会已经不可救药地和黑奴制度融为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们拒绝接受任何改变。

会议讨论了取消奴隶制的可能性。如何取消？能否做到？这些姑且不论，也不论黑奴是否属于主人不可侵犯的私产。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怎么处置被解放的黑奴？当时会上谈论的黑奴是50万，其实三年后的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调查的结果是75.7万黑人，已接近总人口392.9万的五分之一。是将他们送回非洲呢，还是集体迁往西部某个地方？都难。另一个难题是，南方种植园里黑人劳力占了一大半，没有了他们，南方经济何以为继？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黑奴数量最多，他们说要动奴隶制，就决不加入联邦。这两个州一走，很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其他州也会各行其是，把方向和形态越弄越多，很可能会弄出好几个邦联，说不定还会流血。”奴隶制问题实际上成了联邦能否维持的关键。

联邦为什么必须维持？

麦迪逊的说法在制宪会议上很有代表性：“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无非两个极端，要么13州彻底分开，要么完美结合。”

那么，为什么不是分开而是结合呢？

首先，联邦不仅是既成事实，而且是永久性的。

当初13个殖民地为了摆脱英国统治，只有同舟共济这一条路，无法想象一个单独的殖民地能够取得独立。1777年11月，各州代表在第二次大陆会议上通过了一个《邦联条例》，宣布13州结为“永久联盟”，名称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称其为“邦联”。邦联条例是以各州名义签署的，保留各州的主权、自由和独立。显然，没有邦联，美国不可能赢得独立战争。

独立成功了，新问题也来了：是整个邦联独立于英国呢，还是13州各自独立？现在有的州动辄扬言脱离邦联，它们有没有这个权利？这是首先要搞清楚的。古·莫里斯说得好：“各州本来也只是殖民时代形成的自治体，如此而已。《独立宣言》发表时，一个政府就已经形成。”独立宣言写得很明白：“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所以各州不是“单独地”独立，而是联合起来独立，他们独立时是“结成联盟的州”。既然在组成这“永久联盟”时是有约的，解散邦联也应该得到各州同意。汉密尔顿解释道，各州并非被扔进自然状态，所以他不承认结盟可以因任何一个成员局部违反就解体。

其次，从实际考虑，联邦也是最好的出路。如果分裂成独立的13国，已有的问题未必得到解决，还可能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比如大片西部领土的处置。原先还有个宗主国可以起协调作用，邦联一旦解体，将不存在比各州更高的权威，独立的13国彼此间将如何相处？如何保卫自己？如何交流贸易？到那时，小州的利益更加得不到保护，大州可能吞并小州，大州之间可能争霸。制宪者们想到的是欧洲各国那样的相互争雄，彼此对立，三三两两地结盟，常年陷入战争，还要时时担心来自外部的威胁。这种对外的敌对局面又势必剥夺内部的公民自由权利，这前景令他们不寒而栗。

所以，伦道夫的话也许不算太夸张：“制宪会议一旦失败，美利坚将立即陷入决堤之势，整个被洪水淹没。”莫里斯也发出警告：“这个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如果劝说不能使这个国家联合，就会有剑与火来完成。投入内战的恐怖景象不堪描绘，而内战的结局，会比继续现状更糟。”

反过来说，维持和加强联邦的好处却是显而易见：避免内耗，合力御外、发展经济、开发西部，等等，这对所有的州都是利大于弊。这些目标在宪法序言中概括为：“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

13州的情况虽有差距，但基本同质，是有统一基础的：“厉害关系的纽带、宗族血统和共同习惯的纽带，把他们与其他州连接起来，这些纽带如此坚实，不是轻易可以折断的。”代表们有的偏向州权，有的偏向全国政府，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组成联邦——既非分裂，又非中央集权，赋予邦联更大的权力，将13州凝聚为一个更完善的联邦。

从后来的发展看，保住联邦的做法虽然有代价，但无疑是正确而富于前瞻性的，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国。而一个分裂的北美很可能是另一个战乱不断的欧洲，整个世界也将是另一番景象了。

成功的秘诀是务实

宪法作为各方妥协的产物，也许没有一个代表对它完全满意，但正是在妥协中，体现了制宪者们的政治智慧。首先是务实精神，观其序言，平实简短，只务实不务虚。一部宪法如果过于理想主义，公权力就可能将某种特定理想强加于全体国民。代表们知道这个宪法不完美，为了切合当时实际，他们“宁可让后代再来修补这个政府的毛病，也不要眼前把试验的步子走得太远。”

制宪者们都是阅历丰富的有识之士，熟知当时最先进的政治理念，又富于实际政治经验。他们是一群建筑师，设计的是政府，出发点是人性。这部宪法之所以耐用，就因为它符合民情，符合人性。他们明白，制宪要对付的其实是人性，一个不符合人性的宪法是无论如何不会成功的，而人性又不可能轻易改变，所以合理的办法不是去试图改造人性，而是通过顺应人性来发挥其积极性，遏制其消极性。

人性到底是什么？答案见仁见智。在当时的美国，基督教底蕴丰厚，特别是悠久的清教传统。基督教主张原罪和性恶，清教更是强调人的无力自救，制宪者们基本上是怀着对人性这样的估计在设计政府的，他们既不相信人民，也不相信官员，即便是人民选出的官员，也不能无条件相信。世上不存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但凡是人，就有可能被腐蚀，哪怕最初没有，一朝权在手，保不定得意便猖狂。

在长时间的辩论中，他们对每一种政府权力的范围、来源、授予，都斤斤计较，对每一个环节都慎之又慎，掂来掂去，为的就是一个字“防”——对所有放到公职上的人都要防，都预设他会以权谋私。假设人性都洁身自好，又何必如此死守严防？

那么他们是不是把人想得太坏了呢？有可能，但是为国为民着想，宁可想坏也不能天真，因为天真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历史见惯了人类的贪婪、狂妄和自私，心怀叵测之人对公权力的蚕食、颠覆和篡夺，人民的自由和权利遭践踏被剥夺。人若是天使，原本不需要政府，政治体制若要成功，是不能依赖个人德行的。

不过，他们并非蔑视人性，只是正视人性，合理地期待一个人的行为。他们不相信一人之美德，不相信一部门之绝对可靠，但他们并不否认人为善之可能，只是认为与利益相一致的为善才最为可靠——“使官员忠于职守的要素是使其利益与职责一致”。他们常说的以权力来遏制权力，以野心来遏制野心，就是利用人的私心来调动其动机与激情。

用分权制衡来化解专制威胁后，他们要保护自由免遭另一危害的破坏——来自乌合之众的过度民主。对民主最不放心的汉密尔顿说：从未有过不自杀的民主统治，世界民主的经验“徘徊于极端专制和极端无政府状态之间。”

他们的应对措施就是采用代议制民主，让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来治理，这比群众集会上一哄而起要明智得多。美国不是一个小邦，或者一个新英格兰小镇，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实施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根基也是对人性的估计：“代议制度的设想原即以相信人类美德与荣誉之部分存在为根据。……正视人类天性，不扩大其美德，不夸张其瑕垢。”

18世纪被称为理性时代，制宪者们是理性时代的代表。对他们来说，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更确切地说，他们的理想也是现实的，与乌托邦无缘。制宪会议上已经显现两种不同倾向：一派更倾向国家主义、商业利益；一派更倾向于州权、农业民主理想。宪法批准过程中又出现了联邦主义、反联邦主义这样的标签，但双方在本质上都是温和、审慎、务实的共和主义者。他们从不高谈阔论，痴迷于伟大的空话，却一再提醒自己；“理性告诉我们，我们不过是人。”

他们就事论事地辩论国事，针对一个个问题寻找具体对策，对当时无力解决的问题——比如奴隶制，他们有意识地留待后人去解决。他们从不考虑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的可能性，不会在抽象理论上浪费时间。即便是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杰斐逊，也坚持认为“需常以切实可行的办法制约纯理论的议论”。也许是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使他们幸免于意识形态的纠结。毕竟“意识形态”这个词要等到法国革命后才出现，而在美国政治中，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要到20世纪才真正登堂入室。

共和制的道德基础

共和国需要有共和教养的国民，需要公正感和道德心。有人称共和主义为“世俗化的清教主义”，因为二者都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之上，这是宗教化的美国长期积攒下的道德资本——国民个体的自立、自省、自由、自治。

制宪会议的困难终于得到克服，不仅在于代表们的学识和能力，也在于他们的态度。他们既能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能倾听别人的意见；他们既能坚持，也能妥协；他们都能以公共利益为重，懂得轻重缓急，抓大放小。一言以蔽之，他们有君子风度，虽性格各异，但无一不是以绅士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

阅读麦迪逊六十多万字的《辩论：制宪会议记录》，仿佛随之进入会议现场，体会到制宪的认真、困难、理性。每个环节都井井有条，尽管倾向明显，辩论激烈，却无派性作怪，都是思路清晰，据理力争，是彬彬有礼的君子之争。他们的思想又如此现代，几乎让人感觉不到两百多年的时空隔阂。

他们都是共和的信徒，尊重规则和秩序。会议开始，作为三大州之一的宾州提出建议，由华盛顿将军担任大会主席，获得一致通过。接着就会议程序等制定规则：如对内敞开言论而对外保密、主席确定发言次序、保存记录等，一概预先考虑周详。

会议每天对照方案，逐字逐句地讨论斟酌，先是以弗吉尼亚方案为讨论底本，后来也包括新泽西方案、汉密尔顿方案、平克尼方案等。每辩论完一句——甚至半句，就会进行表决：或通过，或推迟，或否定，从不含糊。代表们对每个问题都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甚至为了一个分句的措辞，也会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已经通过的决议，还可以推翻重来，再讨论、再表决，不错过任何意见。在宪法草案上，他们“将一致同意的明确写出，意见分歧的含糊表达，无法一致的断然隐去”，取舍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有利于完善联邦。

制宪会议的全过程贯穿了民主精神，这不能不归功于华盛顿的主持，他享有所有代表的绝对信任。据说他只作了三次简短发言：第一次是在当选主席后简短致谢，后两次都在会议结束那天，先是附议将每4万人中产生一名众议员改为每3万人，最后对会议记录的保存征求意见。他庄重内敛、沉默克制的超然态度无疑保证了会议的民主有序和大家的畅所欲言。

绅士是有底线的，品行和名誉对他们很重要。缔造者们的冲突更多源于政见而非权欲，他们中没有人被发现以权谋私，他们之间也没有发生过争权夺利之争，若政见不同，便自行告退。当国会为杰斐逊和伯尔谁当总统连续进行了36轮投票后，汉密尔顿抛开党争，助了杰斐逊一臂之力，理由是他认为杰斐逊更是个绅士。亚当斯和杰斐逊晚年的恢复友谊也是一例。唯一的暴力发生在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说来也是为荣誉而战。伯尔最有个人野心，是这群人中的另类，但他也要维护自己绅士的名声。他在决斗中杀了汉密尔顿，也从此被合理地排除在缔造者这个群体之外。

“绅士”这个词在今天的美国政治中已经基本消失——实际上已经消失很久了，20世纪初便开始了消失的过程。

考验并无终结

1799年，美国政坛进入了没有华盛顿的时代。亚当斯当了总统，却没能连任。杰斐逊的共和党得以掌权，政权第一次在政治派别中和平转移，这不仅是共和党的胜利，也有联邦党人遵守宪法的功劳。

深一层说，权力之所以能和平转移，还是因为他们共识很多，分歧很少，而且多半还是想象出来的。共和党把联邦党描绘成君主派，联邦党将共和党说成是雅各宾派，相互指责对方背叛76年精神，背叛美国革命。现在看来，这些党派之见大多是阴谋论的想象，无限夸大对方的倾向，是在自己的虚构上做文章。

分歧确实存在，但更多是代表了人类的两种气质——现实与理想、偏爱秩序与偏爱完美。亚当斯并不赞成君主制，杰斐逊也不支持暴民，这就是为什么杰斐逊可以在就任总统时宣称，“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当杰斐逊八年总统期满，他的纲领已经与联邦党相差无几。共和党之取代联邦党，可以说是通过吸纳对方纲领的合理部分，从而消弥了对方存在的必要。美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演化还将一再发生。

在缔造者们身体力行的示范下，初创半个世纪后的美国，政治基础算是基本奠定了。但共和国仍然是一场悬而未决的实验，因为他们讳莫如深地保持沉默的问题——奴隶制——只是被回避了，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发严重了。1861年，这一顽疾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当战争终于来临，口号还是“为了联邦”。

林肯充分意识到南北战争和先辈们缔造共和国之间的内在关联，他在盖底斯堡的演说之所以铭记史册，正是因为恰如其分地评估了这种关联：“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大陆上建立了一个国家，它孕育于自由，并且献身给一种理念，即所有人都是生来平等的。当前，我们正在从事一次伟大的内战，我们在考验，究竟这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有这种主张和这种信仰的国家，是否能长久存在。”

一场血腥的内战后，尘埃终于落定，共和之实验经历了空前严峻的考验，美利坚合众国依然傲立于世，虽然其代价是缔造者们不敢想象也不愿付出的。

当今的美国，距离制宪者们的设想已经很远了。虽然分权制衡还在，司法复审还在，公民权利还在，但方方面面早已大不一样。杰斐逊的名言是，“最好的政府是最少作为的政府”，而他的政治后裔民主党正在致力于扩大政府。不过制宪者们大概不会见怪，他们从来没有以为自己制定的宪法将千秋万代不变。

对共和的考验没有终结，经受了这一次，不说明能经受下一次。很遗憾，政治智慧不能写入基因密码。一个真正的共和体制能否坚持下去，还要依仗其国民对共和国的理解和意愿，还需时不时地回到缔造者那里去寻求灵感，在他们的陪伴下继续这个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