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尚：现代鼠疫防治制度在云南的确立

2022年4月22日下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建所40周年“校友讲堂”第三期在腾讯会议上成功举办。本次讲座邀请了2004年博士毕业于本所的李玉尚教授，讲座主题为“现代鼠疫防治制度在云南的确立”。李玉尚，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历史系系主任、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疾病史和海洋史研究，尝试把传染病、寄生虫病、海洋、水产等纳入历史地理学专题研究范围，从中思考和理解历史上的人地关系和中国历史。1998年9月入本所攻读硕士学位，2001年1月提前读博，2004年1月获博士学位。讲座主持人为复旦史地所的段伟教授，来自全国各地高校院校和科研机构近200名听众，线上聆听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段伟教授介绍了李玉尚教授的学术履历与学术成就，李教授首先表达了对史地所四十周年“校友讲堂”邀请的感谢，愉快地与听众师生分享了在史地所读书的往事。

随后，李教授简单介绍了一些鼠疫知识及相关的学术史。鼠疫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病死率极高对人类社会危害极大的烈性传染病，被称为改变历史的“头号病”。如从1347年开始鼠疫横扫整个欧洲引起1/3-1/2 的人口死亡。1351年之后腺鼠疫持续不断地以散发性的面貌出现，如佛罗伦萨在1348-1427年间共发生8次鼠疫流行。金元时期中国已有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从明代后期至明代末年华北、江南、四川等地爆发了规模空前的鼠疫大流行。因此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鼠疫都深刻地影响了历史进程，对鼠疫的研究也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接着，李教授结合自己研究生时期学习、科研经历等方面讲述自己为何选择研究历史上的鼠疫。他谈到在史地所读书时，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等教授在着手《中国人口史》的研究与编写工作时，面对的一个问题便是“为什么某个时段一个地区的人突然消失了”，深入研究发现，在人口与移民的研究中，流行病是造成人口死亡的一个方面，鼠疫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鼠疫流行所造成的人口死亡，曹树基教授研究认为明代末年华北地区的鼠疫流行可能造成当地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曹教授和他也利用有关史料和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报告发现在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回民战争期间死于鼠疫的人口占损失总人口的70％，推测战争核心区疫死人口达150万人。因此，对中国鼠疫病史的研究非常重要。对鼠疫的研究过程中，李教授指出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不同区域（如东北、山西、云南、内蒙古）的防控制度不同，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

谈及本次讲座主题以云南为中心，李教授也分享了自己在多年前有关云南地区鼠疫的研究成果，而本次分享是以世界史的视角，从“从熟视无睹到鼠疫宿主：鼠类认知上的变化”“1910-1930年的政府防疫：传统的延续”“抗战与20世纪40年代现代医学的介入”和“美援卫生还是群众运动：1950年-1980年防疫的变化”“结论与问题”五个方面展开来论述现代鼠疫防治制度在云南的确立，从而深入探讨疾病史视角下的云南与世界体系。

一、从熟视无睹到鼠疫宿主: 鼠类认知上的变化

李教授首先提出在1894年鼠疫病因明了之前，云南民众并没有把鼠疫发生的原因归结于老鼠，而普遍认为这种疾病或者是源于“地鬼”，或者是一种“天灾”，由此在不同地区衍生出两种不同的信仰和应对措施，这在清代地方志的记载中亦有所体现。通过梳理发现，在清代云南地方志中，至少有14部关于鼠类的记载。

李教授发现，清代志书中关于“竹鼠”记录最为普遍，这是因为竹鼠乃当地民众喜食之物。地方志亦记录“飞鼠”，是因为在各种鼠类之中，它显得极为特别。相对于对家鼠和田鼠的熟视无睹，清代地方志编者更关心的则是“鼠害”。然而，在民国时期地方志中，对于老鼠的危害，再无害稼之描述，而全部转向了“家鼠”以及其为鼠疫传播之宿主。如宣统《续蒙自县志》编者，不仅指出了老鼠为鼠疫之贮存宿主，还提醒要时常进行捕灭老鼠之活动，记载中描述道“鼠：背褐色，脚短，尾长，毛质柔滑，虽小穴亦易出入。穴处人家，夜出窃食。其生殖能力甚大，生百日即产子，每年四产，每产多至十头。各国因其为黑死病传染之媒介，且毁损器具、仓谷之数，统计甚巨，故常注意捕灭之。”

在清代，鼠疫在当地最为常见的称号为“痒子”和“红痰”，即分别为腺鼠疫和肺鼠疫。随着鼠疫病因的普及，“痒子”“红痰”“黑死病”等病名，在民国年间被统一为了“鼠疫”，即由老鼠传播的瘟疫。不仅如此，地方志编者还尝试用新的鼠疫学说来阐释本地之前发生的疾病。民国年间，通过捕灭老鼠的方式预防鼠疫，已经成为全省地方精英的共识。如一位自称“边野下士”的凤庆邑人，为“呈为条陈捕鼠运动法，恳祈鉴核，函令推行，以消隐患而利地方事”上《条陈捕鼠运动办法书》。但捕鼠真正成为一种政权的强制行为，是在1942-1944年腾冲被日本占领期间。

李教授通过对清代和民国云南各地地方志书中对鼠类的记载，总结出当时人们对于鼠类的认知变化，即从“熟视无睹”到“鼠疫宿主”。

二、1910-1930年的政府防疫：传统的延续

接着，李教授谈到了1910-1930年间云南政府对鼠疫的防治措施，并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进行了对比。他首先提到在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中，北里柴三朗和耶尔森在当地发现了鼠疫杆菌，成为人类科学认识鼠疫的开端。1894年病原、宿主发现之后，1897年绪方又发现跳蚤可染疫传播鼠疫，鼠疫传播途径和感染方式得以初步明确。这些新的科学知识很快就传到云南，但是伍连德式的现代防疫措施并没有随之用于云南防疫实践之中。

讲座中的档案分享

如1919年3月31日《申报》在《云南发现鼠疫说》中记载维西县鼠疫过程中，该地现任张知事所采取的主要防治办法，为“即传地方慈善会”，按照“油印通用药方两单”，“捐资配药分送，并传药方，地方人按方服药”。这一做法也是当时云南省府的主要做法。从维西县的案例来看，按方服药的方法对于阻止鼠疫用处不大，维西县鼠疫很快就向外传播。为了防止广通和楚雄两县鼠疫传入省城昆明，云南省警察厅在安宁县设立防疫检查所，如果疫情继续恶化，将采取断绝交通的方法。而同一时期，远在几千里之外的上海，实施了与云南性质不同的防疫措施。1911年5月20日《时报》登载《检查鼠疫告示》一文，据此可知，查清传染源、细菌学检验确诊、收治病人、广泛医学检查等现代防疫措施，成为上海防疫的主要手段，这与20世纪年代的云南形成了迥然差别。

三、抗战与20世纪40年代现代医学的介入

李教授研究发现，云南地区鼠疫防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系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及亚洲战局的发展，云南的地位迅速腾升，防疫工作也随之发生根本变化。发现鼠疫病例后，由县级单位呈报省卫生处，再由省上报中央政府之卫生主管机构，这一制度诞生于抗日战争这一战时状态。同时，有鉴于鼠疫和霍乱在十种应登记报告的法定传染病中的特殊重要性，自1940年5月开始实施这两种疾病的电报报告。

云南虽僻处西南边陲，但抗日战争时期位于大后方，负责一县之内居民法定传染病登记报告 的卫生院数量，发展很快。大量县级卫生院及乡镇卫生分所的设立，以及县—省—中央网络体系的建立，为疫情的快速发现和及时防治提供了基本保障。在1942-1943年，云南已经基本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传染病登记和防疫体系，1944年之后滇西地区再次出现的鼠疫疫情，是对这一体系和制度的极佳检验。1944-1949 年间，云南省卫生处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登记报告、细菌诊断、检疫、紧急处理和环境卫生等。

四、美援卫生还是群众运动

关于“美援卫生”方面，李教授首先引用了曾参与了1945年滇西地区的鼠疫防治的中央大学毕业生过基同的研究：“中央卫生署和云南省卫生处派的防疫人员，联合进行防疫，承盟国捐款五百万元作为三十四年一至四月份的经费，工作实际包括灭鼠，灭蚤，预防注射，环境卫生改善。”其中灭鼠消毒所用氢化钙是美国氢化物公司的出品。采用碳酸钡进行毒鼠。1945年2月29日在腾冲九保镇实施了DDT灭蚤，其意义重大：“是我国民间大规模工作之第一次，也是我国防鼠疫时的第一次应用。”在治疗上，“在腾冲九保镇武庙内，曾设了防疫医院，收容病人，鼠疫病人的治疗用药，大多采用磺胺嘧啶，且美援卫生不只以上这些，还包括“这次防疫工作，美军团供给工作人员的交通工具，并派卫生人员参加工作，处处表示着同盟国的合作”。

1949年之后的防治鼠疫，在医学介入和查找疫源的同时，采用群众运动方式消灭鼠蚤成为一项崭新内容。比如，1977年云南省红河州卫生局向下辖各县（市）卫生局下发预防鼠疫措施的通知，内容包括做好宣传和政治思想工作、境内外边民出入的管理、人群预防注射、大面积室内外和环境灭鼠灭蚤、加强疫情监视和报告，以及注意自死鼠的检验和对可疑病人的观察，疫情及时逐级报告，病患隔离与治疗制度等。1986年，红河州针对是年越南河内、海防和太原等地发生鼠疫，应成都军区要求，于七月发布灭鼠通知，通过广播、墙报等形式进行宣传。八月份捕捉活鼠用以测定鼠类密度和采集鼠血。十月份举办灭鼠培训班。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八日，为全城区统一投放毒饵时间，至是月二十五日，据统计拣到死鼠2213只，估算灭鼠8852只以上。

五、总结与问题

最后，李教授以更广阔的视野总结道：清代后期云南临安（红河）与东南地区贸易往来已比较密切，闽粤地区鼠疫流行时内服药物之法很快传播到这一地区。随着蒙自、思茅、腾越的开埠和滇越铁路的修建，云南越来越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一部分，鼠疫病因发现之后，很快就为云南精英人士所接受，他们在强调老鼠为鼠疫宿主的同时，也把控制鼠疫的重点放在了灭鼠之上。然而，1894年之后云南省鼠蚤数量和密度都已经出现极大的降低。全面抗战之前，云南官府对于散在发生的或者由境外传入的鼠疫，其紧急处理的方法，与1894年之前相比，并没有本质变化。全面抗战之后，随着云南地位的变化和亚洲战局的发展，法定传染病上报制度和县级卫生院得以建立，同时在美援卫生的支持下，云南的防疫措施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同步。随着美援卫生的结束以及云南鼠疫的消失，查找疫源地和防止境外输入成为防疫重点，除了现代医学手段之外，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消灭鼠蚤，成为一项崭新的内容。

李教授再次强调：现代鼠疫防治制度在云南的确立，也是云南纳入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有部分偶然的因素。最后他也指出：经过长时期的鼠间鼠疫流行，在鼠间鼠疫和气候变冷双重不利因素下，1894年之后云南省鼠蚤数量和密度都已经出现极大的降低。在1950年代鼠疫停歇之后，在云南传统疫区，到底如何防治鼠疫是一个虽然很小，但是有意义的题目。

在讲座结束之后，主持人段伟教授对此次报告予以了积极肯定，认为李教授的研究论证精细，结论扎实，云南作为一个边疆省份，在一个全球史的视角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线上的同学们提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李教授就“由于最近的疫情影响，医疗史研究的热度也更高，如何更好地研究近当代医疗工作”“第七次霍乱流行中上海受灾情况和鼠疫疫苗问题”“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针对鼠疫的防治工作中，传教士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与线上的同学进行了交流，李教授认为医疗史在历史研究中本就有很重要的地位，不同的历史时期阶段，政府的医疗工作有不同的特征，关于第七次霍乱在中国的研究，传教士在鼠疫防治知识的过程中有很多值得探讨的空间，李教授最后强调以世界史的角度看中国史是非常重要且有趣的视角，可以得到更多更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