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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前的今天，他从容赴死.....

2022-04-28 22:5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媒体

新落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一件不同寻常的国家一级文物，极其引人注目。锈迹斑斑的底座上还隐约可以看到残留的血迹。95年前的4月28日，李大钊就是在这座绞刑架上英勇就义的。

李大钊英勇就义绞刑架

1926年春节过后不久，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家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李大钊早出晚归，很少在家里露面。他的夫人赵纫兰白天捧着报纸专心研读，晚上和孩子讨论时局，一切都预示着要有大事发生。而此时外面的局势，比他们想象得还要复杂。

国民军与奉鲁联军在天津大沽口作战时，为了防止日军支援，封锁了大沽口，规定外国轮船必须悬挂特别的旗帜、接受检查后才能通过。日军对这一规定视若罔闻，3月12日那天，公然将两艘驱逐舰驶入大沽口，炮台上的守军立刻打旗语进行警告，日军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开炮射击，致使4名中国军人当场阵亡，8人受了重伤。国民军被迫开炮还击，打死3名日本军人。

事情发生之后，日本以“违反辛丑条约”为借口，联合美、英、法、意等八国公使，向中国政府发出通牒，要求国民军撤出塘沽防务，并允许外国军舰畅通无阻，如44小时内不答复，就采取军事行动扫除障碍。日本还单独提出条件，要求中国政府公开道歉，严惩国民军指挥官，并支付5万元的赔款。通牒发出后，各国军舰便齐聚大沽口，颇有当年“八国联军”要挟清政府之势。

这种无视中国主权的野蛮挑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而段祺瑞政府却准备接受他们的条件。

李大钊

3月16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声席卷了古都，学生们在抗议游行中遭到军警的袭击，40多人受了重伤。

学生返校时，被当做英雄

几年前的五四运动，当局似乎心存斯文，并没有向学生开枪。而这一次，段祺瑞打破了这一规则。他授意报纸将这次请愿说成是“赤色分子的暴民行为”，公开宣布对“受赤化之毒”的学生“严加管束”，荷枪实弹的警察、一袭黑衣的密探遍布各大高校周围。

当天夜里，李大钊召集各方代表紧急会商，决定在3月18日继续游行请愿。

这天上午，天安门前搭起了高高的台子，“段祺瑞铁蹄下之血”的横幅竖立在广场中央，两侧悬挂的大白旗上，分别写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大示威”，白旗中间，挂着的是几件血迹斑斑的衣服。

李大钊发表了激昂愤慨的演说之后，高高举起横幅，带领着2000多人的请愿队伍出发了。当他们来到执政府门前时，等待学生的，不是预料中的警棍和水龙头，而是机关枪、刺刀、铁棍和皮靴。随着一片弹雨，现场一片狼藉，47名死难者和200多名受伤者的鲜血，洒在了执政府门前。不到两百平方米的广场，顿时变成了血山尸海。

李大钊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五大”发表演讲

段祺瑞政府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猛烈抨击，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道德谴责下，轰然倒台。

1926年4月，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成立安国政府。张作霖和吴佩孚虽然在夺取政权上互不相让，但在对付共产党人和爱国群众方面却极其相似。

位于河北昌黎五峰山的李大钊塑像

当时在中国，共产国际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如何联合国民党共同反对敌视俄国的张作霖。李大钊既是中共党员，也是共产国际的党员，加上极力推动郭松龄公开起兵与冯玉祥一起反对张作霖，给张作霖心里留下了难以挥去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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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进店选购所以，张作霖开进北京后，亲自担任“讨赤联军总司令”，发布公告说，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作为与冯玉祥和南方国民政府的重要联系人、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苏俄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李大钊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头号目标。

黑云压城城欲摧，革命同志境况堪忧。李大钊深知形势险恶，但坚决不离开北京，而是沉着冷静地组织别人撤离北京。送走学生和战友之后，北方国共两党工作的千钧重担就全部压在了李大钊一个人的身上。为了安全起见，他把两党机关迁入苏联使馆西院的原俄国兵营内，工作和生活也都转入了更为艰苦的地下状态。

1927年4月初的一天，正在直鲁联军担任总参议的中共秘密党员杨度在太平湖饭店参加一次婚宴时，听说一个消息，张作霖已征得各国同意，即将派兵进驻东交民巷，李大钊等人岌岌可危了。

接到消息后，李大钊还是选择了留下，“我不能走，如果我走了，北京事情谁来做呢？”李大钊的不走，还源于他早已宣布过的一种精神，“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类间的阶级，在灭绝人类间的僭擅，但能达成这个目的，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李大钊的《青春》

1927年的春天无比寒冷。晚开的红梅预示着血雨即将降临。4月6日清明节那天，苏联大使馆院子里的柳树吐出了嫩绿的新芽，桃花和杏花含苞待放，处处透着春的气息。

一大早，小女儿在春天和煦的阳光下踏青，大女儿坐在外间屋的长椅上看报，而李大钊则静静地坐在桌前写作，一切都是如此的惬意与宁谧。赵纫兰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顷刻之间，这幅美好的图画就被枪械的碰撞声和沉重的皮靴声所吞没……

接着，军警们开始了翻箱倒柜地搜查。他们想从这位共产党“高官”的家里找到金银财宝。然而，他们失望了，只是在赵纫兰的身上搜到了一只金戒指和一块银元，这便是李大钊的全部个人家当。

此后的22天，李大钊在京师警察厅看守所中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时光。他的供词始终是，只知道我李大钊是共产党，其他同志的踪迹，概不知情。他在《狱中自述》中表示，自己“负其全责”，“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

当然，这些并不是张作霖想要的。但因为没有从李大钊嘴里得到所要的东西，自然也无法给他定罪。

《狱中自述》

当时对如何处置李大钊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宽大处理；有人要求移交法庭依法处理；有人主张终生监禁李大钊，让其在狱中写作；更多的人则对李大钊的人格和学问表示钦佩，主张立即释放……但究竟杀不杀李大钊，张作霖始终拿不定主意。就在这时，4月12日，曾经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撕掉革命的面纱，在上海实施了一次“清共”行动。随后，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政变。大革命陷入危机，中国的天空又一次被乌云所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