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银行”如何助力城市基建可持续发展

今年春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将整个国家撤出“巴黎气象协议”后，首都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Muriel Bowser）单方面宣布：她将努力从市政府基金中拨出几百万美元，贷款给有志于降低碳排放的开发商和其他投资者，将这笔资金用于改善建筑节能效率，或投资可再生能源等等一系列领域。

市长鲍泽此举是在试图成立一个由城市层面主导的“绿色银行”，这在美国国内尚属首创。该战略进展迅速，通过花费公共领域的财政，来降低私人领域投资可持续基建领域的风险。2017年6月，在特朗普总统的撤约决定出台之后，鲍泽是首批在美国市长队伍中倡议以城市的名义继续坚守“巴黎条约”的市长——要继续履行承诺，“绿色银行”能帮上大忙。

市长鲍泽可能将在美国成功建立第一个城市意义上的“绿色银行”，但该尝试本身在世界其他国家已经有所发展。已经取得成效的城市包括阿姆斯特丹、伦敦、墨尔本、多伦多，和位于阿联酋的马斯达尔。六月底，在墨西哥城召开的LGF（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区域绿色财政）会议上，与会者探讨了绿色银行如何帮助各个国家履行对世界的承诺，不仅仅是巴黎协议的承诺，还包括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约定（简称SDGs，由联合国人居三大会制定的一系列目标，从2016持续到2030年，译者注）。

“绿色银行”到底是什么？“绿色银行”战略如何帮助到城市管理者来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各项举措？ Citiscope网站的为此采访了道格拉斯∙斯姆（Douglass Sims），斯姆是纽约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s Center）负责市场创新的战略和财务总监。

斯姆主要的研究是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能以何种财务形式资助低碳环保的基础设施，使私人资本得以最大程度地进入市场，这个市场也包括城市意义上的市场。他还是“绿色银行网络”（Green Bank Network）的成员，该平台就清洁能源议题提供信息交换和技术支持。

问：什么是绿色银行？绿色银行和普通银行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答：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绿色银行不是一个银行。银行只是一个说法，用来提示我们需要将财政引入绿色领域。绿色领域，首先是指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但也包括其他一些衍生的基建投资，如雨后地表水的基建设备、电动汽车的充电基建、先进的水利技术、废水和污水处理技术——这些基建要么能促进低碳化，要么能提高能源效率。

大约在六到七年前，人们意识到，这个新的基建领域充满了投资机会，特别是如果考虑到这个领域是那么重要，潜在利润也可观。然而来自私人部门的反应却不如预期。绿色银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了起来。

其实有很多尝试，特别是在能源领域，提供补贴给各个组织，来鼓励使用清洁能源。然而，也有不少迟疑的声音。在某些情况下，价格不是壁垒——阻碍来自于对风险的认知，或者说，一种对这件事是否值得去做的认知。而且，即使补贴确实有效，补贴的成本也高，纳税人不是很想一直付下去。

绿色银行的想法，是拿一些公共财政的钱过来（这些钱本来会被用作补贴），用这些钱来降低私人参与者的风险。私人参与者可以是房屋业主、企业业主或者其他一些投资者——让他们试着投资、购买或者租赁一些清洁能源和绿色基建，让他们有机会了解到这笔投资确实回报客观，这笔投资还能提高生活质量。

通过一部分先期的公共财政，产生后续所谓的投资“涌入”，在这个领域就得到了更多的资金，然后就能更快速地实现节能减排的一系列目标。

问：有没有一些成功案例可以分享？

答：最主要的成功案例来自于英国和美国。英国在2010或2011年左右，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绿色银行，叫做“英国绿色投资银行”（简称GIB）。英国检视了自己国家的气候目标，意识到在有些领域上的投资不够，如生物质能、能源效率、废水减排和海上风能。结果，英国在海上风能的尝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一开始英国绿色投资银行接触时基建数量非常低，后来一跃成为了全球风能市场的领导者。

在美国，早期的成功案例来自康涅狄格州绿色银行，他们紧跟上了英国绿色投资银行的步伐。作为能源财政拨款的一部分，康涅狄格州将一个已经存在的组织转化成了康涅狄格州绿色银行，这一转型使得该组织更为强大，在太阳能和能源效率方面发挥了作用，而且能真正帮助到规模偏小的项目。

小规模项目，如利用太阳能、翻新房屋，因为规模小会产生诸多障碍：这些项目会产生很高的交易成本。有些项目可能不为房贷办理者或其他投资者所熟悉，有些项目涉及到一些很前沿的技术，因此对当地银行来说太新奇。但是，这些项目都需要较高的前期成本。

在康涅狄格州绿色银行运营的头几年，绿色银行资助的太阳能项目成本得以降低，而于此同时，在州立层面上太阳能项目的成本最高上涨了百分之两千五百。所以，说到在太阳能领域上的投资，康涅狄格州绿色银行是很成功的。

问：这些模型有没有激发起其他地方的兴趣？在这个议题上，全球范围的趋势又如何呢？

答：绿色银行正呈现出全球扩展的趋势。在美国，紧接着康涅狄格州，纽约也决定成立绿色银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参与了对于该机构的设计和孵化。在加州，已经有一些机构在扮演着同等角色，如加州基础建设银行。还有一些新的机构正在美国各地进行筹建。蒙哥马利县（Montgomery County位于亚拉巴马州中部，译者注）正在创立美国第一个县级绿色银行。华盛顿特区在筹建属于该市自己的市级绿色银行。纽约市已经成立了纽约市能源效率署（New York City Energy Efficiency Corporation），功能相当于一个专门领域的绿色银行。罗德岛（Rhode Island）也有一个绿色银行。

在国际上，我们看到绿色银行在国家层面和国家次一级层面已经启动。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都有绿色银行。印度有创立的兴趣。在中国，也有些关于绿色基金的讨论和举措。市级的类似绿色银行的组织，在悉尼、墨尔本、多伦多、伦敦都能见到。

行动还在继续。自巴黎气候协议之后——当我们真正讨论要承诺降低碳排放、要确保能建造环境友好且灵活可变的房屋楼宇——人们自发地想要将讨论的概念转化为切实的项目和投资。绿色银行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将公共领域的基建想法同私人领域的基建投资连接起来。

问：特别是在城市这一层面，绿色银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实施过程中，城市有没有遇到什么具体的障碍？

答：我认为，绿色银行在城市的范围里开展，有利有弊——城市和城市间的情况都不一样。一个绿色银行首要的职责，或者说我们称其为一个专门的绿色财政组织，是为该城市制定同当地情况相适应的解决方案。如果你的组织致力于本土，组织的员工要了解当地市场，那么你就有了定制解决方案的能力。在某些城市，定制因地制宜的方案非常有必要。

在美国，城市化程度高的那些城市，人口非常密集。对于能源效率和能源分配来说，这既是机会也带来挑战：这意味着前期成本很高，对技术的理解不够，缺乏对部分技术的追踪，没有该领域的专业投资者持续关注。这就对财政状况提出挑战。

从房屋业主的角度来说，他们想做很多事让自己的楼房更有价值：也许是建个新的大堂；也许是加一些其他设施。最后也许才会想到节能的问题。此外，还有些其他的问题——比如，房屋业主不得不投些钱来提高房屋能效，但省下的钱都进了租客的手里。

所以还是有类似这样的障碍需要解决。一方面需要我们改变做法，比如该如何租赁房屋，另一方面也需要引入创新的金融工具，来吸引观念传统的借款人进入这个领域，让他们试着理解该领域，认识到该领域的价值，从而将竞争引入这些市场。

在“公共——私人合作（PPP）”上，我们做了大量工作。然而不幸的是，这两个领域间时常有脱节，彼此的信任也不够。绿色银行扮演起了基建财务专家的角色，一方面有来自私人领域的背景，另一方面又代表公共领域的城市进行运营，我们能真正地带来更多公私合作的基金。

城市绿色银行带来的挑战，同我们在其他领域看到的挑战没有差别。首先，钱从哪里来？在州立层面，在联邦层面，总体而言现在有更多的钱可以去争取，可以放到绿色银行。最重要的是，绿色银行里的钱要有“耐心”，不需要立马还上。此外，这笔资金还必须是低成本的，让终端借款者不需要付很多利息。

绿色银行在州立层面上利用到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如能源维修收费和州立财政拨款等。每个城市可用到的资金来源并不一致。也可以试试其他资源，如慈善赞助或者一次性资产售卖。蒙哥马利县绿色银行的资金，据我所知，部分来自一份法律合同所带来的红利。所以，找到合适的且耐心的资本是首要挑战。

第二个挑战来自找到合适的人，他们要有专业基础，能够将该机构打理得井井有条，既符合市场规律，又能响应其公共服务的宗旨。

问：在全球，还有哪些城市做得成功？这些城市有没有共通点吗？

答：还是要强调一下，绿色银行的核心是每个城市里的机构都能回应当地的需求。每个城市的情况可能都不一样。有一个基本点是，这些机构通常都达到了一定规模，因为要真正实现这些资金的价值，绿色银行不能收取太高的利息或其他费用。所以，绿色银行必须要获得一定的体量来自给自足。

伦敦绿色银行的例子就很有趣——我认为这是最大的市级绿色银行。资金来源有英国各大机构，也有一个区域层面的欧洲机构。由于这些资本，绿色银行里私人领域资金的杠杆也提高了。这个例子有趣的地方在于，资本下面实际上有三个独立的基金，在创立时针对不同的市场细分，而这些市场对伦敦都很重要。三个基金中，一个面向能源和废水，一个面向能源效率，最后一个面向社会住房，即提高廉租房的环保程度。

特别的是，伦敦绿色银行的这些公共基金交由私人基金经理来管理，他们都是该领域的投资专家。这同美国模式不太一样，在美国，资本是由公务员来打理，而这些公务员有私人领域的经验。而在阿姆斯特丹，气候和能源基金由外聘人员运营，但最终投资落实在该城市的能源和可持续基建领域。

多伦多也是个很好的例子；多伦多大气基金（Toronto Atmospheric Fund）运营得很成功。而华盛顿特区绿色银行也许将会成为美国第一个市级绿色银行，如果华盛顿将命名定为绿色银行，并且能引入非常耐心的资本，还能设立一个有意思的组织架构和制度。

问：你认为，这些绿色银行的机制是否能扮演一个特别的角色，在未来帮助到可持续城市发展？

答：当然，我认为能，而且也应该扮演这样的角色。谈到巴黎协议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他城市发展规划的交叉——这些都是新的领域可供投资者考虑，而且这些目标通常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被讨论，在城市的范畴里讨论。

世界上的能源投资，在新能源和能源效率领域，发展得挺不错了。当下发生的是，将一些环保领域学到的经验应用到社会领域。你也许听说过社会影响债券（social impact bonds）或者类似的东西——绿色银行现在开始同社会投资领域的领导者合作，试图将潜在的绿色问题同其他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如增加工作岗位，提高医疗条件，提升能源效率，开放更多获取招工信息的接口。

绿色银行正产生大量的数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这些数据将告诉市场，绿色投资可以带来商业机会，这块投资是有利润的。而且，这些数据不只是在追踪温室气体排放，追踪杠杆比率，追踪用了几度电，追踪造了几栋楼，这些数据也在追踪工作岗位。绿色银行将开始同前沿的社会进步指标挂钩，用来衡量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他一系列同类举措的实施。

（本文由张晓茵编译自citisc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