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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 | 匠人精神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2022-04-29 18:4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作家葛亮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 “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的贺信中指出：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葛亮的《瓦猫》，是我社近年推出的以“工匠精神”为主题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4月23日，“全民阅读大会·中国好书嘉年华”节目中，葛亮作为往届“中国好书”获奖作家代表参与了视频连线。在回答央视《读书》主持人李潘关于《瓦猫》的问题时，葛亮谈道：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历史感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而言，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感，而匠人精神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能够将两者结合，相互辉映。对匠人这个群体的关注，可追溯到我上一本长篇小说《北鸢》，很荣幸这本书入选了2016年中国好书。其中写到风筝匠人龙师傅，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来自于民间的信义。而在新作《瓦猫》中，我试图将对匠人精神的阐释进一步拓展。在龙泉镇这个大时代的容器中，我们既可看到匠人对技艺的传承坚守及家国情怀，也可看到知识分子孜孜于学问，在抗战背景下，投笔从戎的勇气与魄力。我想匠人精神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不论在顺世或逆境中，对于行业的热爱与尊严感，都会鼓励我们一路前行。只有对过去的文化传统有所体认，才能厘定当下，展望美好的未来。

节目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亦谈到，葛亮是《人民文学》的超级男神，在当代70后男作家中相当突出。他的作品有一种很难得的，带有传统意味的雅正风格。《北鸢》是这样，《瓦猫》亦是。

葛亮通过这样一部小说，讲的是一种文脉，更是一种风格。从古到今，既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又与当下紧密结合。事实上，是一种精神叙事，也是一种审美叙事。

历史加速时代的抒情考古学

——论葛亮的“匠传”系列小说《瓦猫》

汪荣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节选，文内标题有修改）

在新世纪的华语文坛，葛亮是一个创作成绩突出的作家。从《朱雀》《北鸢》到“匠传”系列小说，葛亮在创作上不断进行自我突破。在历史加速的时代，葛亮用抒情考古学的方法书写了匠人们的生命史和情感史。在“匠传”系列小说里，葛亮在历史时势变化中写出了世俗世界的情义。同时，匠人精神和匠艺传承成为这个系列小说写作的重心。最后，葛亮通过物质文化和匠人情感的描写，表达了浓厚的怀旧意绪与抒情风格。

匠人成为故事的主角，小人物被放在镜头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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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的“匠传”系列虽然写的是匠人的传记，但是匠人的故事背后却是“大时代”的宏阔背景。站在21世纪往回看，20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变幻，在抗战、革命与启蒙之间产生了无穷变奏，个体难免被时代裹挟，个人话语很容易就被历史的宏大叙事所吞没。不过，葛亮对此有着清醒的自觉，也有独特的写作策略。在“匠传”系列中，匠人成为故事的主角，小人物被放在镜头的前景，历史只是作为布景呈现。历史时势是舞台和框架，但是上面表演的却是世俗人生。通过这样的叙事方式，葛亮在历史时势中凸显了世俗世界和日常生活的价值。

这种对大时代底下世俗世界的描摹尤其表现在《飞发》中。《飞发》是一个典型的香港故事，让读者想起了王家卫导演的电影《一代宗师》里面的张震扮演的“一线天”角色中那些留白的线索。小说的故事从叙事人高校教师毛果寻找师兄翟健然认甲骨拓片开始，引出师兄的弟弟翟健然的理发店，又从中牵扯出两兄弟的父亲翟玉成的“孔雀”理发店的故事。由于翟健然对于父亲的叛逆，他转投上海师傅庄锦明的“温莎”理发店，故事以翟玉成的逝世收束。《飞发》中，葛亮在大的故事框架下分别讲述了翟玉成与庄锦明两个人的故事，这两个人的生命史构成了小说主体部分“并蒂莲”的结构。这两个人也代表了香港理发业的两个流派：本土派和上海派。

理发是个人小事，是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发型的变换是时尚趋势，体现着时代风潮的忽焉变幻在个人身体上的重新塑形。以理发为切入点写香港的时尚和浮华，葛亮选择的角度不可谓不刁钻。较之帝王将相的朝堂争斗，穿衣吃饭当然是寻常小事，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在时过境迁之后却也是烟涛微茫信难求。葛亮写发型的风尚变换，也写理发业内部的派系和私人纠缠，是对香港市井文化的重新图绘。

然而，世俗世界背后不可忽视的正是历史时势。在刊发《飞发》的文学期刊《十月》当期卷首语，编者就论及，“中篇小说《飞发》，‘孔雀’‘温莎’两家理发店和它们主人的故事，两代人、一个行当、一座城在大时代里的命运沉浮，时尚风习里沉潜着家国之思。作者要摘取‘某个阶层温柔的时代断片’，这盛世华发、市井街头，关乎个人声望、奢华、梦想与野心，也关乎经济发展与国计民生的能量气运。”《飞发》以翟玉成的载浮载沉引出香港崛起的历史神话，又以庄锦明写上海人的家国离散，葛亮通过两个小人物写出了香港的复杂的历史脉络，在叙事处理上可谓是举重若轻。

不过，相对于《飞发》，《瓦猫》在历史的向度上更为复杂。《瓦猫》涉及了好几个时代和空间。故事的叙事人依然是毛果，他在云南香格里拉旅游时对龙泉瓦猫产生好奇，受藏族仁钦奶奶所托把邮件送往昆明，随后在昆明找到了收信人陶艺师荣瑞红，从她的口述中知晓了抗战时期她与西南联大学生宁怀远的恋爱故事，中间还涉及荣瑞红的父亲荣昌德。当然，故事并没有在宁怀远失踪之后停止，其后又讲述了他们的儿子荣宁生和媳妇萧曼芝在新中国上山下乡时代的结合。最后回到现实，把荣瑞红与她的孙儿荣之武的生活现状进行了简单的描述。《瓦猫》讲述了四代人的故事，把历史展开的线索从民国拉到了新中国。

葛亮《瓦猫》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2月出版

在《瓦猫》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葛亮的切入视角。西南联大在战火纷飞中弦歌不辍，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神话。仅就《瓦猫》涉及的历史片段，就包含了闻一多、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以及西南联大的诸多名教授。葛亮把宁怀远这个虚构的人物镶嵌到真实的历史场景中，让他以闻一多的门生的身份出场，带领读者去往西南联大师生们的世界。

当西南联大成为神话，葛亮用小说的方式去与神话进行对话。他一方面把历史的真实与小说的虚构进行缝合，另一方面是将西南联大的文化精英与昆明在地的世俗生活进行缝合。葛亮没有刻意去写历史名人，而是通过宁怀远和荣瑞红的恋爱故事去看西南联大师生们生活的另一面。他们有被迫刻印卖文的战时困窘生活，也有青年学生的意气风发，还有和空军学员送行的慷慨悲壮。于是，精英阶层的故事落地了，有了世俗的烟火气。在葛亮的笔下，历史的人物复活了，有了历史现场的声色和氛围。葛亮绕到历史的侧面去书写西南联大的故事。瓦猫匠人固然是故事的中心，但是西南联大的历史却是深沉的底色。毫无疑问，《瓦猫》对于青年学生群体和空军英雄的书写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气质，是小说中的高光片段。

葛亮所关注的对象却是工匠和匠艺

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现代劳动体系的批判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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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的“匠传”系列写的是匠人，他们的劳动是一种小生产者式的劳动，也是不能被“标准化”和复制的劳动。相对于前述两种劳动的“为人”，工匠的劳动是一种“为己”的劳动。在后工业社会中，葛亮所关注的对象却是工匠和匠艺，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现代劳动体系的批判和反思。在某种意义上，葛亮所书写的工匠的劳动是对标准化的劳动的消极自由式的抵抗。

在“匠传”系列中，匠人劳动的价值和魅力最突出的表现在“技”的展示中。工匠的“技”是匠人劳动的根本，而最终呈现出现的技术是基于长期的经验累积和个人技能。好的匠艺堪比艺术。在《瓦猫》中，为了让荣瑞红去帮同学们做饭，宁怀远自愿来到荣家的作坊，拜荣老爹做师傅学习，荣老爹为他展示了一番制作瓦猫的匠艺：

“老爹便取了一支长木棍插进了石头轮盘上的坑眼，使劲摇动，石轮便转动起来。他将刚才揉好的泥团放在石轮上，自己扎了马步，抱住那泥团，在泥团上抠出一个窝来。一手窝边，一手窝外，两手四指里外挤拉。在转动中，那团泥渐渐站立起来，生产出优美的弧度，有了罐子的雏形。老爹粗大的手，此时与窑泥浑然一体，泥坯仿佛在他的手心舞蹈，越来越圆润。这圆润中呈现出了一种光泽，在昏黄的光线里，由呆钝变得灵动。”

在这里，葛亮用白描的方式写出了荣老爹瓦猫制作技巧。从泥团变成瓦猫，荣老爹用自己的手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艺术品，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作为观者的宁怀远不禁看怔了。出于直觉的行为胜过有意识的操作，荣老爹的技术已经娴熟到物我两忘的地步，他把制作瓦猫变成了一种自然的从身体里流露出来的动作。从宁怀远的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出荣老爹制作手法的炉火纯青。

瓦猫

同样写匠人神乎其神的手艺，另一次是叙事人毛果自己去体验。在《飞发》中，翟健然带领毛果去师傅庄锦明的“温莎理发店”做复古的“花旗装”发型。在理发过程中，只见：“庄师傅剪头发，不用电推，只用牙梳和各色剪刀。他的手在我头顶翻飞。剪刀便如同长在他的手指间，骨肉相连，无须思考的动作，像是本能。流水行云，甚至不见他判断毫微。手与我的头发，好像是老友重逢的默契。待那只大风筒的声音又响起来，已是很长时间后了。但我似乎又没有感到时间的流逝。”在这段描写中，葛亮是从毛果的感受出发去侧写庄锦明的高超技艺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温莎”理发店就是庄师傅的舞台，而庄师傅就是舞台上的表演者。庄师傅的厉害之处，是在多年经验的累积之后的功夫，在行云流水的技术中完成了整个理发。理发是服务业，顾客的感受是第一位的，庄师傅在剪刀的翻飞之中让顾客舒服到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不过，相比起来，《书匠》中的修缮师老董的匠艺更为神奇，形象也更为让人印象深刻。葛亮对老董形象的塑造经过了好几个情节的堆叠和推进：首先写童年毛果的奖状被墨汁弄脏了，父亲找了多年没打交道的老董帮忙清理，居然用一个生的西瓜还原出了原来的奖状。其次是老董与古藏部夏主任关于《杜诗镜铨》做成“金镶玉”的争论。最后则是他在古籍修复研讨会上与古籍修复专家的叫板，以及之后他的一战扬名。

毫无疑问，老董的手艺、性格与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他的遭际也和他的手艺相关。老董的性格较为自闭，不是那种圆融讨喜的人，他对交际十分迟钝，在社交中格格不入，他的木讷和执拗让他得罪了夏主任和徒弟小龙。与此同时，老董对毛果家庭的愧疚以及他与养女元子的感情也让这个人的性格有些压抑。但是，与这种外部交际形成反差的，是他修复古书技艺的高超，而这种技艺的抵达又与他的认真与执拗联系在一起。因此，老董才会被人认为“傲慢”，他的孤独正在于他的“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的确是一个大隐隐于市的高人。

《书匠》并不是一个华丽铺陈的小说，而是节约笔墨，以余味见长。葛亮对老董形象的塑造，超过了“形”的层面，而是写出了他的“神”，箇中的况味让我们想起了阿城的名篇《棋王》。匠艺的精纯与人格的朴素和“钝感”联系在一起。“匠传”系列中的匠人们，无一不对自己的职业有敬畏之心，他们用至诚之心完成匠艺的修炼，这正是匠人精神的体现。匠艺的背后是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苦心孤诣的创造。匠人在技术的锤炼中发现了劳动的美，而匠人的尊严和荣誉，正在对自己职业的热爱和对劳动的专注中。

游于艺，志于道。匠人的熟能生巧的技术是游于艺，而把技术练习到最高等级并从中间产生觉知自省，就近乎“道”了。从“匠传”系列中，从各种匠人的身上，可以看到这种艺与道的结合。人生实难，大道多歧；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时代惘惘的威胁中，葛亮笔下的匠人都是在大历史的底部的小人物，也是在苦难中载浮载沉的社会底层，但是他们在“手艺”里安生立命，这是在日用民生中承载的“大道”，体现了匠人的尊严。

“手”与“心”之间是有连结的，匠艺连结的是“薪传”的匠人精神。因此，在匠艺的传承中，师徒间的心也连结在一起。在“匠传”系列中，葛亮写了各种师徒关系：《书匠》里是老董和他的养女元子，简与她的徒弟乐静宜；《瓦猫》里是荣昌德和他的女儿荣瑞红以及徒弟宁怀远；《飞发》里是上海理发师傅庄锦明和他的香港徒弟翟健然。

有意思的是，葛亮将师徒关系都处理成了拟家人关系，在匠艺的传承之余添加了很多市井人心的描摹。技术的传授背后，其实是情感的拉扯和羁绊。老董最后让元子回到了生母身边，乐静宜知道了自己父亲与简的关系。荣老爹教会了宁怀远瓦猫的制作，同时他的女儿也爱上了这个徒弟。反叛的翟健然不和自己的父亲学理发，而是转投庄锦明为师。葛亮笔下的人物之间都有很深的连结，但是又有很多情感隐而未发。葛亮的笔墨是俭省的，留下了很多空白和余味，这是东方式的留白和兴味蕴藉，也包含了浓厚的抒情意味。

从劳动到技术再到精神，从“手”到“道”再到“心”，葛亮通过对匠人传记的书写塑造了一系列匠人的形象，也写尽了匠艺与传承的种种。葛亮的写法虽然不乏人类学式的观察与白描功夫，但是他目光流连的并非是技术或者人本身，而是要在物与人、人与时代之间建立对话关系。这是一个历史加速的时代，往昔的匠人和匠艺，以及人和人之间的情感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但在葛亮笔下都带有了江湖儿女的世间情义，这正是葛亮在物质文化中寄寓的抒情考古学。

作为匠艺的写作

葛亮的创作日臻成熟，沉淀出具有辨识度的作者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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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小说家的写作也是一种匠艺，他们用织锦般的技术创造文字的经纬，重构生命世界。恰如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所说，“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小说家将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为文字，其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经验的传承转化，其中亦不免要有心力的灌注和坚忍的劳作。匠心也是文心，葛亮所写的匠人故事，未尝不是一种反身自指的隐喻。

从《朱雀》到《北鸢》，葛亮的创作日臻成熟，沉淀出具有辨识度的作者风格。我们不难发现，葛亮的小说创作有很多自传性的因素渗入，自我的家世和亲历的见闻成为他最常用的素材。在新的“匠传”系列中，葛亮踵事增华，写作了三个与匠人有关的南方故事，其高密度和高强度的叙事，甚至会让读者以为他把长篇的内容压缩到中篇里去完成了。在南京与香港、新与旧、常与变的多重辩证之中，葛亮展示了“生命的某一种形式和状态”。与此同时，他把那些独特的经验转化为文字，使其参与到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和延续中去。把持续的书写作为抵抗时间的方法，让落在字面上的文字成为生命与历史的见证，葛亮在历史加速的时代践行了叙事的抒情考古学。

作者简介：汪荣，男，湖南永州人，1987年3月生，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现就职于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

研究方向：当代文艺批评研究。近年来，在《中国比较文学》《民族文学研究》《电影评介》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两部，教材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