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三十年

《资本的限度》是著名思想家、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卫·哈维的经典之作。哈维在书中运用商品、租金、利润等最基本的概念，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变迁与地理发展，继而探寻资本主义危机背后的根源。本书写于20世纪70年代，彼时新自由主义尚未引起热潮，可称作一个预言性的文本。中文本9月由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出版，根据2006年英文修订版本翻译，哈维在30多年后又增写了对新世纪全球市场之动荡和危机的详尽剖析，增加了现实意义。本文节选自2006年唯首出版社（Verso）版导言。

我写《资本的限度》（后简称《限度》）是为了争取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思想更加容易让人理解，更加切合那个时代的具体问题。那是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金融衍生品”和“对冲基金”这样的词还不在我们的词汇表里，欧元和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样的组织还只是白日梦，而且有组织的劳工和实质性的（而非名义上的）左翼政党仍然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看似牢固的框架中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在《限度》成书时，撒切尔（Thatcher）和里根（Reagan）尚未掌权，中国尚未开始推行令人震惊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切事物的金融化还显得不正常，外包和资本在全球的机动性还没有开始在某些方面严重挑战民族国家调节自身事务的主权力量。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资本家阶级所发起的攻击——它针对的是工人阶级的力量、福利国家和一切形式的国家调节——还处在早期，仅见于局部，并未成熟且四处扩散。本书的写作还远远早于“冷战”的结束时期。简言之，本书早于新自由主义反革命（neoliberal counter-revolution）的发动。

然而，《限度》变成了一个预言性的文本。现在它在某些方面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所绘制的理论路径来抓住新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在运作时固有的矛盾。它的当代意义的上升有几个原因。第一，马克思的主要政治经济著作所采取的形式是批判经典的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种批判方法同样适用于主张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后者主要源自18世纪的自由主义，并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义做了修改（这些教义抛弃了劳动价值理论，赞同边际主义原则，由此为无尽地阐述关于市场如何运作的理论开辟了道路）。马克思的批判手法用在新自由主义身上远远比用在“内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和凯恩斯主义身上更加适合——后两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支配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

第二个原因出现得相当凑巧。为了理解城市化的过程——当时我的兴趣直接聚焦在这上面——我需要扩展马克思的一些未经展开的范畴。固定资本［特别是内嵌于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的固定资本］、金融、信用、租金、空间关系和国家开支必须全部放到一起，以便更好地理解城市化过程、房地产市场和不平均的地理发展。从这里产生的理论工具非常适合于应对后来出现的戏剧性的全盘变革。所以，我其实构造了一个强健的理论基础，可以用来批判性地探讨一个由金融引导的全球化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限度》试图在马克思的论述的总体框架中以整体主义的和辩证的方法，而不是分割的和分析的方法来把资本积累的金融方面（时间性）与地理方面（全球性和空间性）整合起来；它曾经是——至今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这样做的文本。它在基础理论（在这方面有许多出色的、相互抗衡的阐述）与实实在在的力量的表达之间给出了一种系统性的联系。

第三个原因具有更为直接的政治性。20世纪70年代充满了纷争。当时呈现出来的资本积累的全球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一次。强势的国家干预主义陷入了困境，尽管它在1945年之后流行于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带来了较高的增长率。由1973年中东战争所引发的石油禁运标志着衰退的开始，而且提出了一个问题：流入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如何能通过金融体系回到全球经济当中。1973年初发生的世界性房地产暴跌、多家金融机构的同时倒闭以及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协议的解体——这些都带来了令人迷惑的问题。已经有人把去除金融调节和预算紧缩作为解决方案来贩卖（特别是在美国，一个城市发生的事件——纽约市在1975年实行的财政规训——起到了带头作用）。英国在1975—1976年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惩戒，智利则随着1973年皮诺切特（Pinochet）针对阿连德（Allende）的政变而走向了新自由主义。劳工的动乱四处蔓延，左翼政治运动在欧洲和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区也都取得了进展。就连在美国，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也联合起来搅动着政治体系，威胁着政治经济精英，也威胁着公司和国家的合法性。简言之，资本积累出现了普遍化的危机，资本家的阶级权力也遭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20世纪70年代的混乱中胜出的解决方案（尽管各处的胜负是非常不平均的）大致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路线或所谓“自由市场”的路线，其中带头的是金融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石油美元的问题）。这次胜利绝不是无可避免的，也不是没有它自身内在的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矛盾和不稳定性——后一点如今已经极为明显了。但是新自由化有一个实在是意料之中的后果。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证明了一个社会越是符合去除国家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权力的不对称——有的人拥有生产资料，有的人则被排除在生产资料所有者之外——就越会造成“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而“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论》第1卷，第645页）。30年的新自由化恰好造成了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结果。我们可以构造一种可信的论证——我在《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中试图说明这一点——资本家阶级的主导派系之所以会提出新自由化的日程，从最开始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结果。从20世纪70年代的乱局中兴起的资本家阶级精英分子恢复、巩固，并在一些情形下重构了他们在全世界的权力。

这次政治转变——阶级权力的恢复和重构——意义重大，需要更加详细地予以评论。阶级权力本身是含糊的，因为它是一种难以直接衡量的社会关系。但它的行使需要一个看得见的必要条件（尽管绝不是充分条件），即收入和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这些积累和积聚的存在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都得到了联合国报告的广泛关注。当时人们发现，世界上最富有的358个人的资产净值“等于世界上最贫困的45%的人口——共计23亿人——的收入总和”。世界上最富有的200个人“在到1998年为止的四年间使他们的资产净值翻了一倍有余，超过了1万亿美元”，因而“世界的前三名亿万富豪的资产超过了所有最不发达国家及其6亿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这些趋势一直在加速，尽管各处的加速并不平均。在美国，前1%的收入赚取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1980年到2000年翻了一倍有余，而前0.1%的人达到了原来的三倍有余。从1972年到2001年，“从低往高第99个百分位的收入增长了87%”，而“第99.9个百分位的收入增长了497%”。在1985年的美国，《福布斯》400位富豪的财富总和在按照通货膨胀予以调整之后“为2380亿美元”，“平均资产净值为6亿美元”。到了2005年，他们的平均资产净值则是28亿美元，全部资产达到了1.13万亿美元——“超过了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转变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管薪酬的急速上升。“按照今天的美元来计算，普通的首席执行官在1980年可以挣160万美元年薪”，但到了2004年，年薪数字上升到了760万美元。布什（Bush）当局的税收政策令人愤慨地使这些差别更加悬殊了。税收减免的大多数好处都流向了前1%的收入赚取者，而且最近的税务法案只为“处于收入分配中段的人”削减了大约“20美元”的税负，而“前1%的人当中的前十分之一尽管有530万美元的平均收入，却平均可以省下82415美元”。

这些趋势并不局限于美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新自由主义政策掌权了——这些政策在地理上的扩散是非常不平均的——收入和财富极其悬殊的差距就会随之出现。在1988年之后的墨西哥，随着私有化和经济结构转换的浪潮，有24名墨西哥亿万富豪出现在了1994年的《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上，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排在第24位。在2005年，严重贫困的墨西哥拥有了比沙特阿拉伯更多的亿万富豪。在俄罗斯以“休克疗法”实行市场改革的几年间，七名寡头控制了近一半的经济。随着市场改革，东欧和中欧也同样显示出了不平等程度的剧增。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前1%的收入赚取者到2000年为止已经把他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翻了一倍。东亚和东南亚的所谓“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最初还能够把强劲的增长与合理的分配平等结合起来（如韩国），但自1990年以来——主要是在它们的经济遭受了1997—1998年猛烈的金融冲击之后——它们的不平等程度却出现了45%的增加。在印度尼西亚，少数贸易巨头的大笔财富避开了这场创伤的侵害，却有大约1500万印尼人失业。

同时，全球的劳工力量受到了严峻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的报道纷纷生动地描述了工人的绝望处境，例如越南的耐克工厂工人、萨尔瓦多的盖璞（Gap）工人和达卡的制衣工人。一名出色的美国电视名人、喜爱孩子的凯西·李·吉佛（Kathy Lee Gifford）很震惊地得知，她通过沃尔玛出售的系列服饰要么是出自洪都拉斯薪水极其微薄的13岁儿童，要么是出自纽约几个月没有拿到工资的辛劳女工——这使她感到十分愤慨（值得赞扬的是，她随后就加入了反对血汗工厂的运动）。在巴基斯坦的地毯制造业和足球制造业中，关于童工的丑闻成了媒体上的家常；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耐克工人的条件也十分恶劣，而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给耐克的3000万美元律师预付金则被用来对付新闻界的相关报道。近些时候，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条件和用工方式出现了令人深感不安的报道，因为流动工人离开了土地，涌入了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城市。主流媒体大量记录的劳动条件和用工方式可以毫无破绽地插进马克思的《资本论》关于“工作日”的一章。据说有10亿左右的人依靠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收入来挣扎求生，还有20亿人是每天两美元，而富人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在全球四处累积财富。

那么，世界上为什么没有爆发革命的抗争，反抗资本主义的复兴、迅速增长的不平等和对分配公正的漠视？在印度等国，高度碎片化的、有时被推测为具有革命性的骚乱随处可见。在拉丁美洲，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抗争转向了民粹主义；查韦斯（Chávez）等领导人一次次挫败了由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而智利的阿连德当初就是死于军事政变。法国的街头抗议使得政府取消了进一步使劳工市场新自由化的法律。一场关于全球公正的运动突然活跃起来，最盛大的场面出现在西雅图、日内瓦、魁北克市、曼谷和墨尔本的街头；这场运动最一贯的代表是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及其无数区域性的分支。许多人现在都相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但要说那个世界是什么模样，却极少有一致的意见；通过市民社会的机构（带头的是非政府组织）来开展的社会运动则走进了一种前卫的立场，同时又坚持认为首要的组织形式必须是网络，而不是等级制。至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哪些，也没有任何普遍一致的意见。

一部分困难是意识形态造成的。人们广泛接受了个人主义可以带来的好处和自由市场据说可以给予的自由，还接受了个人对于自身福祉的责任；这些看法共同构成了一道森严的意识形态壁垒，使人们无法创造针锋相对的团结形式。这些意识形态指向的是以人权和志愿社团（例如非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反抗方式，而不是社会团结、政党和对国家权力的争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成了新自由主义者。但较为传统的反抗形式也很难开展，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无常是难以置信的，个别国家在经济事务上的主权遭到了明显的削弱，而且由于有必要培养良好的商业气候来招徕投资，所以国家的行为被重新界定了。进一步讲，敌人及其所在的位置也越来越难以识别了。远方的事件——例如发生在中国或班加罗尔（如果你住在美国或英国），或者发生在华盛顿（如果你住在上海、布宜诺斯艾利斯或约翰内斯堡）——经常会在本地留下深远的后果。再者，一些地方（如巴伐利亚或班加罗尔）或一些行业（例如信息学）一度取得了成功——衡量成功的尺度是强劲的资本积累乃至贫困的减少——因而掩盖了一个事实：新自由化未能刺激总体的积累，更没有增进社会的总体福祉。

但从上层阶级的立场来看，新自由化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它要么恢复了统治精英的阶级权力（例如在美国和英国），要么为资本家阶级的巩固创造了条件（例如在墨西哥、印度和南非），要么为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如在俄罗斯）。媒体在上层阶级利益的支配下宣扬了一则神话：一些国家之所以会在经济上遭到失败，是因为它们不够有竞争力，也就是不够符合新自由主义。一片领土上社会不平等的增加被解释成了一种必要，仿佛它可以鼓励企业家式的冒险和创新，从而带来竞争力并刺激增长。倘若下层阶级的处境恶化了，据说就是因为他们出于通常是个人的或文化的原因而未能（通过投身教育、遵守新教的职业伦理、服从劳动纪律）增进自身的人力资本。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或无论什么地方之所以会出现特殊的问题，是由于缺乏竞争力，或者是由于个人的、文化的或政治的失败。这种论点认为，在达尔文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世界，只有最适合的人才应该存活、才可以存活。

然而，一场巨大的金融和债务危机首先在1997—1998年淹没了东亚和东南亚，然后倾泻到了包括俄罗斯（1998）和阿根廷（2001）在内的各个地方；这使得一些人认为资本家也是脆弱的（强大的韩国财阀也破产了），还认为从工人的立场来看，低微的工作总比没有工作要好。股票市场的“资产泡沫”在20世纪90年代末破灭了，衰退在2001年开始了，“9·11”事件发生了，一场针对伊拉克的帝国主义战争也发动了——这一切成功地掩盖了一个事实：财富和收入一直在飞速积聚。资本家挣到了钱，阶级权力得到了巩固，而金融危机和帝国主义战争既对此有害，又对此有利。

但是新自由主义被自身的内在矛盾深深地撕裂了。因此，分析这些矛盾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而这要求运用强大的理论工具，比如马克思所开创的理论工具。这项任务不是照搬马克思的文本，而是延伸、修正和改编这些文本，以便处理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马克思本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例如在《大纲》中，他概述了需要整合到资本的一般理论中的各个“环节”：

（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大纲》，第108页）

在《限度》中，我仅仅从马克思的文本里挖掘出了这个丰富的话题领域的一部分。然而，我在汇集马克思关于其中某些话题的思想碎片时意识到，只有通过恰当地运用辩证方法，才能将马克思所说的任何“有机整体”中的“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的“相互作用”编织成某种统一的外表。我在这一点上追随的是马克思的做法，而不是一些抽象的公式，后者主要源自一种关于黑格尔对马克思的恩惠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必须被把握为“不断的运动”5，而这正是辩证法所要做的。马克思的做法是一种巧妙的基于过程的辩证法，它在空间和时间中精细地把握了资本的流动。我越来越认为马克思权威性地倡导了一种基于过程的哲学，而不是仅仅实践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即使是以“倒过来用双脚立地”的形式）。

《限度》尽管是预言性的，却也只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从我们自己的时代出发延伸并改造了马克思的观点。它所提出的创新固然触动了核心议题，但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才能阐明不平均的地理发展、金融体系、食利行为、侵占和剥削的各种模式以及阶级形成和解体的各种模式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存在于社会世界和所谓的自然世界当中，这个世界正在迅猛地发生结构转换，我们需要知道它是如何转换结构的，为什么会这样，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在马克思的思想框架中工作有一个坏处：这个框架有时会妨碍我们对它进行重新表述。当然，就“虚拟资本”的形成、金融和信用流通而言，我仍然感到马克思的粗略论述（我在第9章和第10章进行了讨论）一如既往地具有卓越的洞察力和现实意义。在写作的时候，我几乎没有额外的马克思主义（Marxian）著作可以利用。现在，就货币和金融的本质、职能和矛盾而言，《社会主义文摘》（Socialist Register）和《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等刊物的版面上充满了理论性的论述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我们迫切需要对它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综合。最近30年的金融创新是无法忽视的；鉴于近期的历史，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明显必须处于我们理论关怀的前沿。但还有一种不幸的，尽管是可以理解的倾向，即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来看待金融问题和货币问题。例如，信用体系与各种资本不同的周转时间（特别是固定资本在建成环境中的流通）之间的联系是相当重要的。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股票市场的衰落，房地产投资不仅在美国，而且以不平均的方式在大半个资本主义世界（从伦敦和马德里到香港和悉尼）吸收了许多闲散的剩余资本。不动产投资信托（REITS）又一次成了股票市场的宠儿。《限度》所提出的理论的这方面不幸只得到了极少的关注，尽管眼下我们有理由会看到1973年（当许多心比天高的不动产投资信托破产时）全球房地产市场暴跌的重演。

阶级权力越来越通过租金支付来展开，而这与凯恩斯所预想的“食利者的安乐死”完全不同。关于租金的那一章在某些方面仍然够用，但还是需要加以重新评价。正如克罗尼尔（Coronil）在《神奇的国家》（The Magical State）中指出的那样，委内瑞拉等石油国家在组织它们自身时是以对租金的榨取为中心的，而租金来自对自然资源的开采。由此产生的问题不仅关系到自然在资本主义之下具有何种价值（第11章只是简要地触及了这个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理解这些租金的流通（即使是在查韦斯手下）。石油输出国组织之类的组织攫取的是垄断租金，而不是马克思主要关注的绝对租金或级差租金。由于出现了全球性的房地产市场，城市化也成了资本积累的扩张渠道，所以资本主义的某些活力中心——如香港——得以凭借开发房地产和榨取租金（包括垄断租金和级差租金）来存活，正如它们可以在其他任何基础上存活一样。人们对文化活动迸发了难以置信的兴趣（包括把城市作为独特的、真切的旅游商品来出售），知识和信息产业得到了强调，人们还组织了奥运会等场面盛大的赛事［更不用说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这样的招牌性建筑（signature architecture）所起到的作用了］——这一切所处的范围都是当代形式的对垄断租金的追求［参见我的论文《租金的技艺》（“The Art of Rent”）］。尤为阴险的是当代对知识产权的强调，例如遗传物质和生命形式变成了专利。许可、专利和版权协议的推行成了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核心问题，而为了保障这些知识产权，所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agreement）变成了在全世界维持公司和资本家的阶级权力的重要手段。专利与垄断租金是如影随形的。

于是，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分析当资本主义开始吞食自身时所发生的事情。我当初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倾向是多么广泛而复杂。在1980年之后横扫世界的私有化浪潮——在一些情形下是由国际机构的权力所强加的（带头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另一些情形下则是由本地的阶级联盟所实行的——导致了新一轮的对共有之物的圈占。卢森堡的开创性著作《资本积累论》指出，在生产中对活劳动的剥削（这里的关键是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与通过暴力、欺骗、掠夺和对资产的洗劫来进行的积累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别，后者一般是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相联系的。马克思倾向于将后一种形式的积累降低为资本主义的前史，但在卢森堡看来，积累的这两个方面是“有机地相互结合起来的”，而且一直都在进行，因而“只有把这两方面总合起来，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事迹”。在她看来，与掠夺性的一面相联系的是帝国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抢劫。然而在《新帝国主义》（The New Imperialism）中，我论证了这种掠夺活动已经被内化到了资本主义当中（例如借助私有化、去工业化或退休金和福利权利的流失，这种流失主要是通过信用体系和对国家权力的运用来策动的）。由于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内化的过程，所以我更愿意把它称作“剥夺式的积累”，而不是原始积累。这个范畴对于解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当代的帝国主义形式十分关键。但这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抗必然会展现出双重性质。针对剥夺的斗争（包括对土地权利、福利、退休金和医保权利的剥夺，对环境品质的剥夺，对生命本身的剥夺）与围绕劳动过程的斗争具有不同的性质——后者长期支配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政治任务的核心不仅是要在当代资本主义两种形式的积累之间确立有机的联系，而且是要理解它们所引发的两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之间的有机联系。针对剥夺的斗争支配了大多数关于另类的全球化（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的运动，例如汇集在“世界社会论坛”中的运动。

国家在剥夺式的积累中所起的作用也向我们的分析提出了挑战。正如我在后记中所指出的，《限度》并没有就资本主义国家给出一种具体的理论，尽管国家的参与在整个文本中无处不在。我之所以留下这项“未竟的事业”，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不愿意涉足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的辩论，这场激烈的、令人畏惧的、内容广泛的辩论在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圈子里十分盛行。现在看来，那场辩论多半已是明日黄花（passé），尽管它所提出的问题仍旧具有关键意义。 它已经被一场内容更加广泛的辩论所取代了［除了杰索普（Jessop）之外，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中只扮演了被压制的角色］：如何理解当代国家及其权力。人们似乎只有一点共识，即国家的含义在最近30年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而且这场转变的主要推动者是某种所谓的“全球化”（不论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左翼和右翼现在都有一些人宣称国家无关紧要，一些反抗性的社会运动也公开怀疑夺取国家权力在政治上具有怎样的价值。我在这里决不可能探讨这些复杂的论述。但我站在另一边，即把国家视为资本积累的矛盾辩证法和矛盾动态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同时我也愿意承认，国家权力的结构已经变得与在20世纪70年代处于支配地位的结构相当不同了。各个空间级别（从本地到全球）上的“如同国家的”制度安排现在起到了关键的协调作用。相当不同的国家形式［社团主义的（corporatist）、发展型的（developmental）、新自由主义的、新保守主义的（neoconservative）……］在当代国家体系中不安定地共存。但在这一点上，《限度》同样有一些有趣的，尽管并不完整的说法，原因不仅在于它指明了资本积累如何必然会产生并转化各种空间性和领土结构（由此证明了就算国家之类的东西不存在，资本家也会把它们创造出来），而且在于它所突出的一些要点适合于新自由化的资本主义中的国家干预。因此，我们不难从《限度》中（按照后记所说的方式）推导出与新自由主义国家特有的本质相关的一些看法。

《限度》的第三部分坚持了资本积累所固有的空间性，而这是它为进一步延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的最有创见的，同时却也是最不完整的贡献之一。我当时感到，我们必须找出某种办法来把帝国主义理论重新编织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形成过程的模型当中，这些模型原本是纯粹用时间性的、非空间性的方式来说明的。我所找到的办法主要是一种简化的“空间修复”理论（空间修复指的是地理扩张和地理重组），把它看作一种解决危机的临时方案——危机是从资本的过度积累出发来理解的（见第7章）。资本的剩余本来很可能会丧失价值，却可以由于地理扩张和时空转移而得到吸收。我还试图阐述空间和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是如何由于内嵌在土地当中的资本投资（例如运输网络、通信网络和建成环境）——这些投资是长期的，通常要依靠债务融资——而产生的。这种固定投资的不动性与流变的、在地理上十分机动的资本是矛盾的，后者要为过度积累寻求空间性的解决方案。因此，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地理景观注定是不稳定的、矛盾的场所，也是阶级斗争的所在之处。这一切还会导致空间格局和活动“区域”的生产（例如通过把资本资产内嵌到城市的建成环境当中、通过劳动的领土分工等），而且区域性的阶级联盟、领土性的组织形式和领土性的治理形式都会围绕这些空间结构而出现——这一切由此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地缘政治的冲突会由于资本积累和资本的价值丧失而产生，而这些冲突主要可以通过国家体系来展开，而且的确会这样展开，虽然国家体系并不是唯一的途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才出现了一种关于帝国主义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理论。

在后来的《新帝国主义》中，我将这个理论重新表述成了一种空间和时间中的“自相矛盾的融合”，融合的一方是国家和帝国的政治活动，另一方是资本积累的微观过程。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是不同的，也无法相互还原。这种帝国主义理论要求仔细地重构这两者彼此交织的方式——它们的交织尤其关系到积累的动态，包括剥夺式的积累和通过扩大再生产来进行的积累。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我试图把国家和国家体系的作用自1980年以来的变化整合到阶级权力的重建当中，这种重建凭借的是不平均的地理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剥夺式的积累和由金融主导的、基于信用的、食利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兴起。我论证了危机的形成和资本的价值丧失在某些方面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如果说危机的源头总是具体地点或具体区域的资本的价值丧失，那么危机的普遍化就依赖于传输或传染的过程。在过去30年间，倾泻而下的金融和信用危机震动了资本主义世界，国际机构的作用则是企图遏制危机——我们迫切需要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