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争考“铁饭碗”，徐传贤如何从理工男变成了邮务员？

图片来源于中国邮政网站

1924年11月竣工的原上海邮政局大楼，今为上海邮政博物馆。大楼有地面建筑4层，地下室1层，大小房间187间，最惹人注目的标识是东南角正门上面的钟楼和塔楼。钟楼高达13米，镶嵌着直径3米的大钟。钟楼之上是塔楼，高达17米，塔楼顶端有旗杆，塔楼两旁各有一组人物雕塑：一组为三位希腊神祇，居中者为通信之神墨丘利，左右为爱神丘比特，寓示着邮政乃上天信使，带给人类以爱与信息；另一组是男女三人分别手持火车头、轮船铁锚和电信电缆，则是描摹现实中通信的途径。

大楼建成后，即成为上海租界内的地标建筑，内部装修亦达到当时最高水准——庄重而典雅。二层营业大厅曾享有“远东第一大厅”之盛誉，底层和二层收发国际、国内信件包裹，三层为邮政局相关部门的办公室。大楼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天井式样的小广场，平时作为员工集会之用。这栋楼曾长达半个世纪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邮政枢纽，是中国和世界沟通最大的窗口。在这栋楼里，徐传贤曾度过了二十余年的职场黄金岁月。

在一所纯粹的工科院校学习土木建筑专业的徐传贤，如何成了邮局职员呢？这要从旧中国的邮政源流和地位说起。

《寻找徐传贤：从上海到北京》，十年砍柴 著，现代出版社出版

古代中国只有驿站，由朝廷的兵部管理，用来传递公文和为有公务的官员提供食宿与交通工具，属于军事附属机构，与民间社会关系不大。现代邮政制度是在清末由西方移植过来的，上海是其重要策源地。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五大口岸城市对外开放，洋人蜂拥而来，特别是上海，随着租界的建立，吸引的洋人和外国资本远超其他四个城市。洋人侨居在中国，为了解决通信问题，各国建立了寄居中国的“客邮”体系。1861年初，英国在香港的邮政署到上海建立代办所（英国书信馆），由一名副领事负责侨民邮务。此后，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相继在中国建立自己的邮务机构，中国的邮政主权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同时，民间的商业机构设立有民信局，承揽中国老百姓的信件寄送。这种条块分割、没有统一的邮务管理机构的状况，显然已远远不适应清末后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1878年，由洋人掌管的海关开始试办邮局。1866年开始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司长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利用海关代各国驻华使馆邮寄函件之便利发展邮递业务，并于1874年在上海等地设立了邮务代办所。1878年3月23日，中国海关奉清廷之命在天津、烟台、牛庄、上海、北京五口试办邮政，成立了海关邮政署，将各地邮务代办所改为海关邮政分署，这是中国近代邮政开办之始。上海海关邮政署寄信官局、江海关书信馆设在海关后院，只收寄使馆和外侨邮件，本埠书信投递则委托工部书信馆代办，发往国外的书信则委托各外国书信馆代办。同年7月，在上海及天津等地设立华洋书信馆，通过海关邮政署投寄华人信件业务。这一年8月24日，海关邮政署发行了中国邮政第一枚邮票——海关大龙邮票。1880年，海关邮政署公告改名为“江海关拔驷达（Post）局”。1882年10月，华洋书信馆停业，所遗留的业务由海关邮政署接办。1896年3月20日，光绪帝准奏设立中国邮政总署，总局设于京师北京，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赫德兼任总邮政司。1897年2月2日，上海等地正式设立大清邮政官局，由上海海关造册处处长葛显礼兼任全国邮政总办。由此可知，当时名义上的邮政中心在北京，但实际上的业务枢纽则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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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清帝国通过了《大清邮政章程》，这是中国第一部规范邮务的全国性法规。在此之前，中法进行交涉，中国同意全国的邮务总办聘请法国人担任。1906年，清帝国进行官制改革，设立邮传部，接管邮政。但是，直到1911年清廷即将覆亡时，邮务总局才从海关移交到邮传部，由法国人帛黎（A. Théophile Piry， 1850—1918）充任邮务总办。全国四十多个邮区的邮务长也几乎都聘请的是外国人，最多的是英国人，其次是法国人。此乃“客卿用事”，中国的邮务实质上由英、法等国派出的官员掌握，然而长期邮政主权旁落则客观上使中国近代邮政体系从诞生开始就对标西方先进国家，并逐渐完善成为继海关之后又一个比较高效、清廉的系统。

清室逊位后，接踵而来的是袁世凯当国和北洋政府时代，虽然邮政总局设在北京，但上海在全国邮政中的地位没有削弱而是进一步增强了。1917年，由于邮政业务的快速增长，上海邮政局原来的办公楼已不敷使用，北洋政府决定找地方建立一幢新的大楼。在选址上，北洋政府和“客卿”产生了分歧。为了有利于官方对邮政事务的控制，北洋政府以运输便利为理由，希望在位于“华界”的上海北火车站附近找一块地皮修建新大楼，而上海邮务管理局两任英国籍邮务长李齐（W. W. Ritchie）和西密司（F. L. Smith）坚决反对。因双方意见不一致，这事就搁置下来了。

1920年，英国人希乐思（C. H. Shields）接任上海邮务管理局邮务长，并兼任新大楼筹建处的负责人，大楼的建造又提上了日程。希乐思力主把大楼建在公共租界内，理由是距离邮务局在黄浦江边租用的码头近，离北火车站也不远，而且地价比较便宜。那时候，北洋政府高层走马灯似的变换，也就不再坚持楼必须建造在“华界”了，遂同意了希乐思之请。最终，新的邮政大楼选址在改建不久的四川路桥北堍。1922年2月，上海邮务管理局购地9.727亩，大楼由完成怡和洋行大楼的建筑设计事务所英资思九生洋行（STEWARSON）设计，由余洪记营造厂承担施工，总造价320余万银元。是年12月开工，1924年11月竣工，同年12月1日上海邮务局迁入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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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英国籍邮务长坚持要把大楼建在租界这一自私之举，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益处。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处于租界内的邮局仍然坚持日常业务，听命于重庆国民政府，成为沟通沦陷区和大后方邮路的枢纽。——此乃后话。

上海邮务局因为办公场所得到了扩充和改善，也由于邮务的不断增长，在迁入新址之前的1924年年中向社会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招考。

当时，海关、银行、邮局分别是沪上三大“金饭碗”“银饭碗”“铁饭碗”职业。在邮局当职员收入高，且旱涝保收，没有重大过失不会被开除，员工积年资升值、加薪。那时候，年轻人一旦考入邮局，可以说是跃入“龙门”。故邮局招考公示发出后，沪上青年趋之若鹜，说“百里挑一”毫不夸张。例如，1939年上海邮务管理局在《申报》上发布招考邮差的启事，给出的报考条件是：“中华民国国民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曾在小学毕业得有证书者。”这只是招考相当于蓝领工人的邮差，如果是招考管理岗位的白领员工邮务员，那学历条件要求更高。民国前期的邮务局人员分为邮务官、邮务员、邮务生、拣信员四班，外勤工人分信差、邮差、 听差和杂役等。邮务官、邮务员属于管理岗位，其最终录取比例远低于现在的公务员招考。1937年上海邮政局一次招考，《大公报》报道曰：“上海邮务管理局，此次招考邮差，报考者达一万余人之多，检验及格者计两千余人，第一试及格人员已于昨日揭示，录取者计孙凤禄等六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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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熙春从报上看到了上海邮政局招考职员的启事，动了心思。这次招考人数较多，岗位有邮务员，也有低一个层次的邮务生。其中，邮务员的报考条件是中学毕业以上或同等学历，掌握一门外语。徐熙春对中法工专学生喜欢闹学潮的风气很是担心，如果儿子徐传贤能够考上邮务员远离被学潮卷入之忧，不但端上了“铁饭碗”衣食无忧，还能帮衬家里，若再早点完婚安安生生过日子，岂不更好。

徐传贤听了父亲的打算，一开始就像对给他定亲一样表示反对。徐传贤很喜欢土木建筑这个专业，成绩很好，从预科开始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而且大学正科一年级快念完了，再读一年多就可以毕业拿到证书。同时，学校几位法籍教师非常欣赏徐传贤，对他说等他毕业愿意介绍他去法国或者比利时的名校留学；即使留在上海， 凭他的成绩也不愁找一份工作。——半途而废，他实在不甘心呀！

不过，反抗依旧无效。在父母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徐传贤答应去试一下，报考法文邮务员的职位。对于报考条件，徐传贤什么都符合，就是年龄差2岁。招考启事的年龄要求是18岁，但徐传贤当时才满16岁。当然，那时候没有身份证和严格的户籍制度，虚报年龄无人深究。于是，徐传贤在报名时将出生年月提前了三年，即1905年1月31日（光绪三十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

徐传贤主要活动轨迹

徐传贤本来是揣着向父母交差的想法去考试，可这一考就考中了。徐传贤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被录用为四等三级邮务员，试用期薪水大洋45元，到1926年1月1日转正后即加薪为55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与徐传贤同一年出生的上海名中医陈存仁在晚年写了一本《银元时代生活史》，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物价和工资水平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当时，沪上名号第一的中医丁甘仁的门诊收费1元2角，为全上海诊金最贵的一人；上海邮政局大楼附近的上海大戏院的门票为小洋四角。孙传芳任五省总司令时，委任大学者丁文江为淞沪督办（相当于上海市“华界”的市长，时在1926年）。丁文江成立了淞沪卫生局，设在南市毛家弄一个大宅院里。陈存仁就中医师执照办理的事项去拜会该局，“全局人员只得八名，科长薪水为三十元，一个小书记月薪只得八元，自从发给医生执照之后，经费大为富裕， 全体都加了薪”。

那一年和徐传贤一起考入上海邮政局的还有三位年轻人：凌其翰、陆京士、朱学范。这四位年龄相仿、志趣相投的少年成了朋友，其中朱学范和凌其翰小学时即是同窗。但是，这几位年轻人很快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徐传贤只和朱学范的交情一直保持终身。

本文节选自《寻找徐传贤：从上海到北京》，十年砍柴 著

原标题《初入邮局四少年》

现代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