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山修司：去世三十多年的日本剧作家，为什么突然又火了？

2017年10月即将在日本上映的电影《啊，荒野》（あゝ、荒野）改编自已故剧作家寺山修司生前发表的唯一长篇青春小说，由新生代实力派演员菅田将晖和韩国导演/演员梁益准（Yang Ik-Joon）主演。消息一经确定即引起广泛关注，打开电影宣传主页，可以看到两位主人公的海报旁“击碎孤独”的标语，电影简介写道：2021年，人类依旧孤独吗——

寺山修司是日本昭和时期的前卫艺术家，写短歌俳句、诗歌评论、随笔小说、还创作戏剧电影，涉猎范围很广，享有“语言的炼金术师”“先锋戏剧四大天王之一”等赞誉，还创办了当时震惊国人的先锋剧团：“天井栈敷”，是个名副其实的怪才。2013年是寺山修司逝世30周年，大型连锁商店“Tower Records”的日本店铺发售了两款寺山修司的纪念T恤，并将寺山的照片放大制作成宣传海报，下方的黄色空白处用竖排小字写着寺山为动画片《明日之丈》主题曲写的歌词：“あしたはきっとなにかある　あしたはどっちだ”（明日总还有些什么 明日在何处）。以此为起点，日本各个领域迎来了空前的“寺山热”。

重新回温的“寺山热”反映出当下日本年轻人的某种心态。而要弄清楚这种心态是什么，除了对现代日本社会状况有所把握，也有必要简单了解他究竟做过、说过些什么。

戏剧实验室“天井栈敷”

1935年，寺山修司生于青森县弘前市的一个小城，父亲寺山八郎是警官，在他九岁那年病死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西里伯斯岛，母亲阿初为了养活他做起酒水生意，后移居九州，把寺山寄养在兄弟家。寺山母亲的兄弟家经营电影院和歌舞伎座，或许是从这时候起，他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1967年年初，寺山创立名为“天井栈敷”的独立实验剧团，集结戏剧、视觉设计、摄影、漫画等各领域艺术创作者，制作并上演了大量先锋艺术作品，旨在打破迄今为止戏剧界和剧场的固有模式，并在60年代后半到7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内，掀起遍及全国的小剧场热潮。剧团活动一直持续到寺山去世。

日语的“天井”是“天花板”的意思，“天井栈敷”则是指剧场中离天花板最近、离舞台最远、最便宜的座位。剧团以此为名，来源于1945年法国电影《Les Enfants du Paradis》（中译名：天堂的孩子）的日译名《天井桟敷の人々》。名称中包含着寺山的戏剧理想——不仅仅是地下剧团（underground），更要登上戏剧界的顶端。

剧团创立之初刊登的成员招募启事打出“招募怪人奇人侏儒巨人美少女等”（怪優奇優侏儒巨人美少女等募集）的口号，此后较长一段时期都保持着“不同寻常、退学和离家出走者占大半数”（一癖も二癖もある退学者や家出者が大半を占める）的成员结构。以此剧团为根据地，寺山先后创作了大量异色作品，逐渐为大众所熟悉。

寺山修司于47岁因病去世，却在各个领域留下大量作品，出版了三百多本（包括再编辑而成的）书籍，制作了约20部电影，被评论家和粉丝们称为日本最具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叛逆艺术家。他的风格受到欧洲前卫艺术家们的影响，故乡青森的民俗文化也成为灵感的来源。

扔掉书本上街去

寺山修司关心社会，写过一系列评论文章，也对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充满兴趣，发挥猎奇精神搜集了一箩筐海内外冷知识（图书馆系列）。近期在国内出版的随笔集《扔掉书本上街去》（書を捨てよ、町へ出よう）是一本写给当时日本年轻人们的书，书名中的“扔掉”二字在文中多次出现，涵盖“扔掉家”“扔掉故乡”“扔掉风景”“扔掉陈腐价值观”“扔掉中产阶级的平庸梦想”等思考。当然，他所谓的“扔掉”并非字面上那么消极，而是从“扔掉”这个行为中获取可持续的动力。

那么扔掉书本上街去之后呢？

寺山修司到市井中接触了许多社会底层及边缘人士，通过与他们的短暂交往或仅仅只是听旁人转述，对社会现象与其后隐藏的文化现象进行了一系列思考，内容涉及青春与性、正义与邪恶、生与死、真实与假面、幸福与理想等。他调侃年轻人，批判守旧者，用幽默中略带挑衅的语气刺向彼时追求“稳定”“幸福”的日本梦。

寺山修司的《自杀学入门》便是一例。他表面在谈论自杀，实则是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告诉低落绝望的人们，绝大多数自杀都是一种逃避，真正的自杀源于一种高度抽象、艺术化的审美意识，譬如太宰治、譬如三岛由纪夫之死。

既然不能轻易自杀，那么杀人呢？

莫冲动，少年郎

在书中“银幕杀人文化”一节中，寺山修司提到一桩少年持枪杀人案（少年ライフル魔事件），对今天的我们仍不乏启示。

事情发生在1965年夏天，一位名叫片桐操的18岁少年在山林里用气枪射击麻雀，引来警察讯问，他夺过巡警的步枪将其射杀，并换上警服逃跑，途中还打伤一名巡警。连续换乘4台出租车之后，在傍晚6点左右，少年到达涩谷区北谷町一家枪支弹药店，他抢劫了店内的武器弹药，并将3名店员挟为人质藏身店中，与追击而来的警队展开了枪战。为减少伤亡事故，国铁山手线全线休营，交战区附近聚集了3000多人围观，引起一片哗然。少年向警队、媒体人士及行人发射了110发子弹，导致16人受伤。警队放出催泪弹，终于引出少年，他以2名女性为盾牌试图逃跑途中被警察抓捕。

经调查，少年家境优渥，是家中第四子，父亲曾是战时陆军上级士兵。他从小对枪支着迷，家人也并未对此产生警惕，父亲曾说“如果是10万左右的枪，随时都能买给你”，姐姐甚至在片桐操中学毕业时买了支3万日元左右的步枪送给他。也许是对枪支的迷恋太深，终于走火入魔，想实际操作杀个人试试，少年走上了犯罪之路。

针对这件案子，横滨地方法院的判决原本为无期徒刑，但少年主动申请死刑，并表示“至今尚不能摆脱对枪支的沉迷，将来回到社会或许还会给周围的人添麻烦，为了杜绝这种结果，希望接受死刑”。最终，东京高等法院将他处以死刑。

或许因为发生在当下，寺山并未在当时的文章里详述前因后果，只是针对各家报纸对少年劈头盖脸的谴责提出疑义，认为“不能简单地责难这个叫片桐操的少年”，他的罪行是因为受了电视电影的蛊惑，一念之差才走上了不归路。

寺山说：“一天的电视里有多少人被杀？而我们呢，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了。”“电影电视里的虽然不是事实，但却是真实。人们把事实和真实都混同在一起了，所以只要高仓健杀人，那么片桐操也会杀人。”“问题不在于实际死了多少人，而在于杀戮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如果将这一点与越南战争联系起来考虑的话，大概就能明白了。”

在电影电视广泛深入家庭的时代，娱乐/艺术作品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容小觑。小说、电影里的“杀人”因为文字渲染带来细节美感，或是由于光影烘托、主人公身世、外貌、情感的影响，杀人行为被美化，进而被合理化，成为一种帅气的野蛮、或情理之中的无可奈何。青少年的价值观尚未成型，很可能忽略其中的隐性条件，爱上简单、粗暴、刺激的暴力场面。

在银幕文化的影响下，寺山认为，被片桐操用枪打死的警察“与其说他是被杀，我看还是把他作为事故死比较妥当。”但紧接着，他又质问：“把杀人是一种快乐教给片桐操的到底是谁？只要把杀戮变成文化的行为不被追究罪责，就算判决片桐操有罪，也还是没有触及这起事件的本质。”

的确，比起事件本身，事件背后浮现的社会倾向更让人担忧。法律能惩处一个片桐操，却阻止不了更多片桐操的涌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3年后（1968年）的10月到11月，一名叫永山则夫的19岁少年用从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偷来的枪支连续射杀了4名成年人，并非私人恩怨，而是为了向社会复仇。

在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犯罪年龄却开始年轻化。曾几何时，作为“天真无邪”代表者的少年儿童成了死亡的猎手与猎物。

少年犯罪的原因有很多，往上可以追溯到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但社会环境的影响、文化/亚文化产物的熏陶也在无形中成为点燃犯罪引线的潜在火苗。不止电视电影，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市场开始以商业为导向，文化后退为被消费的对象，许多披着亚文化外皮的犯罪之手在网络这张巨网中抽取人性最丑陋、最阴暗的蛛丝，想方设法将你拉入陷阱；不只暴力，还有犯罪、色情等，受害者不止成年人，还包括未经世事的儿童。

网络通讯的发达使信息流通变得快捷、易得，也给犯罪者提供了温床和助力。利用网络实施犯罪的人不少，同样利用网络举报、揭露犯罪行为的事例也很多，这也反映出网络本身的矛盾属性。

而另一方面，犯罪意识究竟是如何产生、从简单的念头膨胀进而被执行，也是寺山修司在手枪少年案一文中想要引起社会关注的问题。

在《小巷绅士录 手枪迷》一文中，寺山站在片桐操的立场用浪漫感伤的笔调写了一个单纯却也危险的少年梦：少年从小迷恋枪，而文明时代已不再需要枪；他不懂什么是“死”，只知道枪拥有毋庸置疑的“绝对性”。那是绝对的权威，绝对的自由，只要掏出枪，不管面临任何困境都能逆转形势——他在电影里看过好多次类似的场景。在这个故事里，少年对枪支的狂热在梦里得到发泄，梦醒之后，他还可以继续生活；而现实中，名为片桐操的少年举枪杀害无辜之人，只能接受惩罚，进入永恒的沉睡。

无论自杀还是杀人，在最初或许都只是一种淡淡的念头，心怀杀机的人未必都会变成现行犯，因为我们从小所受教育使我们具有基本的是非、伦理、道德观，也给我们的行为上了一道保险。但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犯罪案例又告诉我们，从邪念萌芽、变质到实质化为犯罪手段的过程可能来得很快，是非伦理道德意识在某些情况下根本不顶用，要从根源上理解并化解杀意，还需要从家庭、成长、教育、社会环境等因素中寻找原因。

借着即将上映的《啊，荒野》，离世三十余年的寺山修司或将再次回到大众的视界中。小说、戏剧、电影、评论集..……他那光怪陆离的脑洞，不按常理的作风、跳脱灵活的思考方式，既是打破现代社会平面化、单一化的有力武器，也是促使青少年对自我、他人、社会重新加以注视的另类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