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视域中的河湟文化

“河湟”与河湟特征

河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河湟民众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的产物，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些属于自己的特点。

地域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空间，即便后来发展演变为一种传播广泛、影响深远的文化形态，但究其原点，都会指向一个特定的区域，河湟文化既是黄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黄河上游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种地域文化形态，其地域性特征取决于所赖以产生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历史。

河湟地区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连接地带，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汇之地，也是中国西部边地与中原内陆的过渡地区;山川地貌具有地质形态的多样性，既有水源充足，适于耕种的河谷地带，又有适宜畜牧的高山草甸草原，生产方式较为多样。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河湟人的性格特质，既有务农人的朴实憨厚，又有草原牧人的开朗粗犷。当然与中原地区相比，河湟地区毕竟属于苦寒之地，生存环境相对恶劣，这也造就了河湟人坚韧、隐忍、内敛的秉性，河湟人特定的文化性格与其生活地域有着密切的联系。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接壤区存在着一条民族走廊，并形象地将这一区域人口较少却保持着本民族语言、习俗的族群聚居地称作“民族小岛”，这正是河湟流域多民族杂居共处的独特样态，这在中国其他地区是颇为少见的，呈现出一种边际文化的倾向。河湟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在“小聚居”的生存格局下，既保持相对独立性又具有和异质文化共生的能力，既保护自身的个性又具有对其他文化的包容性，使得和谐共生成为河湟文化地域性特征的显在表现。

融合性

从文化融合理论来看，在一个特定地理空间内，处在相同的历史际遇之下，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族群会在不断地磨合、调适、交融吸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趋近的文化性格。这种在潜移默化之中积淀而成的文化根性，将深刻影响并塑造这一地域人们的思维方式、情感态度和生活观念。具体到河湟地区，自然的造化与历史的特定进程，多民族共存的生活方式、多元思想意识融汇渗透的文化形态，决定了河湟人的信仰、思维、语言、风俗以及言志抒情的文学与艺术的独特性。在河湟地区的信仰仪轨中，存在着各民族的文化元素互动、渗透的现象，如汉传佛教寺院和藏传佛教寺院经常出现佛道诸神共居一堂的情形，汉族办丧事请喇嘛念经为亡人超度，而黄南地区的藏族群众又崇拜文昌君、二郎神，位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公伯峡拱北，建成之后即为当地撒拉、回、藏、汉等多民族群众所共同信仰，这种多元信仰浑融的文化事象在河湟地区普遍存在。

河湟地区各民族日常交际语言所属语系颇为繁杂，汉语和藏语属于汉藏语系，撒拉语和蒙古语分属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但在民族杂居地带，为便利交际，不同语系语言的音译词汇彼此借用，成为一种颇为特异的语言现象，比如河湟汉语方言使用频次极高的“卡码”“胡都”二词就分别来自藏语和土语。

在河湟地区的民俗事象中，各民族自觉地守护着自己民族的传统习惯，以展现自我民族的情志和个性，但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相同，却使各民族群众在饮食习惯、居住方式等日常习俗方面有着一致性。在河湟民间艺术中,作为民歌的“花儿”无疑有着特殊的价值与意义,“花儿”在西北地区各民族间广泛流行，最初多用各自民族的语言演唱，明代时期内地汉族大规模迁移西部,“花儿”的名称得以确立，并且以汉语演唱成为基本形式，而唱词中夹杂着的少数民族语汇将这种民歌形式的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表露无遗。

作为藏民族历史文化“活化石”的史诗《格萨尔》流传至河湟一带，与其他民族相遇，在保持其人物故事基本样貌之外，也将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注入其中，形成了“同源异流”的支脉，如土族史诗《格赛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河湟地区文化融合的特点。

开放性

很长时间里，在外界人的眼中，边地河湟是一方闭塞、保守地域，事实上，河湟地方的人们从来不缺少向黄河一般汇纳百川的胸怀和走向远方的勇气。河湟先民羌人就曾多次向外部迁移，而接纳外来者，自先秦至现代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历史上,河湟地区曾是“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在河西走廊建立了长安至中亚乃至欧洲的交通路线，这便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在青海境内也有一条“丝绸之路”，从今西宁至青海湖，沿柴达木西行，再向北经过尕斯库勒湖，越阿尔金山到西域，是河西走廊主干线的重要辅助线。在河西走廊通畅之时，曾经比较寂寥，

而到了公元4世纪，即吐谷浑兴盛时期，由于河西走廊一带战乱蜂起，交通梗阻，青海境内的“丝绸之路”即“河南道”开始活跃，河湟地区即成为这一通道的重要路段，可以想象那时河湟谷地，驼铃不绝，商贾旅人络绎于途的情景。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在赤岭即今日月山立“唐蕃分界碑”，这既是唐蕃控制疆域的分界线，也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分界线，但碑文中“不以兵强而害义，不以为利而背信”的和平誓盟使分界线没有成为隔离线，相反它保证了连接中原与雪域高原的“唐蕃古道”的通畅。历史上存在的这两条通道不仅连接了中原文明，而且显现了“河湟”曾经具有的开放性格和包容精神。

时代性

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既有历史性的特征，又有共时性的特征。前者表现为精神内核的坚守，后者则体现为能够适应迅疾变化的时代，能够与现实保持密切的对话关系，可以说，所有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都具有与时俱进，积极反映现实并参与现实变革的功能，具有体现时代精神并将时代元素涵化为自身质素的能力。在河湟文化发展演进的历程中，就呈现了这一特点。

上文曾说河湟本土的文人写作，在明代以前几近空白，而明清两朝却出现了一批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河湟文人，究其原因，还是要追溯到明朝政府在河湟推广儒学教化，中原文化的深度渗透这一时代因素。20世纪50年代，一批批开拓者进入河湟，创造了一个个拓荒建设奇迹，在与河湟本土群众共同劳动创造，共同追逐民族、国家富强梦想的过程中，为河湟文化注入了崇尚理想与“大我”，乐于奉献的时代光泽，古老文化的内在基因与时代精神偶合产生了新质。

通过对河湟文化的发展、演变及其内涵的简单梳理，有理由相信这一黄河上游的地域文化既古老又年轻，是一种生命力顽强，有着内在确固的精神内核，又能够跟随时代前行脚步继续成长的文化形态。今天，我们从黄河文明的整体框架中审视河湟文化，挖掘其价值，目的在于传承和保护黄河文化，在黄河生态文明建设，在黄河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来源：青海省博物馆

参考书籍：《黄河视域中的河湟文化》，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编，青海人民出版社。

* 仅作为科普公益传播素材，出于传递信息之目的，非商业用途。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原标题：《黄河视域中的河湟文化》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