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应尽快全面完善人口战略

少子老龄化是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也是21世纪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已进入新阶段，人口已经出现新的历史性变化趋势,已步入少子化社会、老龄化社会，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人口数量转向人口结构，少子化、老龄化已成为最重要的新基本国情，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将严重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将给实现现代化带来重大挑战。

在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关键的历史节点，党中央审时度势、敢于担当，对人口战略和政策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先后实施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由于生育观念改变、育儿成本提升及缺乏相应鼓励措施等因素的影响，二孩效果未达预期，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理论创新永无止境。鉴于控制生育的基本国策已实现其目标，完成其历史使命，而基本国情已出现新变化，有必要尽快进一步全面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

少子老龄化已成基本国情，国家安全面临重大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目前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人均GDP达8000多美元，尤其是近五年来，砥砺前行，转型发展开启新历史篇章。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

无疑，人口结构严重失调已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短板。人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是民族复兴的基石。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大国，其合理的人口结构水平应该是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处于20%～23%的正常水平。然而，0～14岁人口占比，中国目前只有16.6%。显然，中国过早步入了少子化社会，造成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先天不足，将给实现现代化带来重大挑战。

受长时间实施控制生育政策及现代化快速推进双重叠加的影响，中国每年的出生人口已大幅下降。每年出生人口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2600万人左右下降到21世纪的1600万人左右，致使0～14岁人口所占的比重直线下降。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64年为40.7%，1982年为33.6%，2016年为16.6％ ，2016年比1982年下降了17 个百分点。这大大低于世界的26%的平均水平，远低于印度的34%，比美国的19%还低；同时0～14岁人口总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为3.4亿人，2016年只有2.3亿人,比1982年减少了1.1亿人。

按照人口统计标准，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23%，为正常；18%～20%，为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下，为超少子化；23%～30%，为多子化；30%～40%，为严重多子化。经过几十年变迁，中国人口结构由严重多子化快速向严重少子化演变，并有由严重少子化向超少子化演变趋势，预计到203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跌破15％。

中国少子化水平位居全球前列。目前发达国家人均GDP普遍在2.2万美元之上，而中国只有8000多美元。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2010年中国已经下降到16.6%，已经低于日本1990年18.3%的水平，而1990年日本人均GDP为2.47万美元，201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0.46万美元。中国的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而少子化程度已达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少子化大大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严重未富先少，已危及人口安全。

与此同时，老龄化快速推进。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16年已达 1.5 亿，占世界老年人口比重达23%左右，占全国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4.9%增至2016年的10.8%，上升了5.9个百分点，而1953年到1982年只上升了0.5个百分点。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与美国的12.5%左右仅相差1.7个百分点。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演变既受现代化推进影响，更主要是由于过严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致青少儿人口比重下降造成的。老龄化大大超前于经济发展，即“未富先老”。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发达国家则用了几十年到上百年时间。

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造成中国人口结构呈现高龄少子特征十分明显。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与全球老龄化加深密切相关。近年来，不少国家民粹主义泛起、新保守主义抬头、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逆全球化思潮更弥漫全球，症结在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根源在于主要经济体老龄化在加深。目前大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深陷低生育陷阱，老龄化较严重，造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需不振、养老负担重及财政供给压力大，进而导致经济低迷，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发展也带来了重大挑战。自2010年,伴随15～59岁的劳动力达到峰值后，中国经济就告别两位数增长，一直处于下行之中。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从短期看，是由于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彻底难以为继，发展遇到出口导向经济难以持续、资源环境难以为继、人口红利衰减、创新能力不强、投资消费失衡、产能过剩严重、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地方债务过大、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增多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所导致的。从长期看，根本原因是人口结构出现失衡，未富先少、未富先老，而致经济增长放缓。

当前，中国劳动力供给不足已拉开序幕。少子化造成新生劳动力供给减少，使劳动力老化且供给不足，特别是青年人口供给不足。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后开始持续减少，2012年至2016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5年内减少了1900万人。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2011年的69.8%下降到2016年的66.7%，减少了3.1个百分点。2015年，流动人口三十多年来首次减少,2016年流动人口继续减少171万人。

如果仅用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进行观察，到2025年，中国劳动力规模基本与现在相当，还有9.9亿人左右，似乎看不到劳动力危机现象。但在中国，15～19岁人口基本在学，女职工50岁、女干部55岁退休，60～64岁人口除了在农业领域外，几乎都退出劳动领域。因此，对中国而言，有效劳动力应是20～59岁劳动年龄人口。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推算，20～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30年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作为活跃经济人口的20～44岁青壮年劳动力数量2010年达到峰值，到2030年将只有4.49亿人，比2010年减少1.20亿人，下降幅度达21%。

随着0～14岁人口大幅减少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人口高峰出生的劳动力陆续退出，劳动力供给将急剧下降，中国将面临严重劳动力尤其是青年劳动力短缺问题。2020年之后，中国劳动力供需失衡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将爆发劳动力危机。

但与此同时，基于良好的投资环境及庞大的内需市场，中国的全球工业品生产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地位不会动摇，未来对劳动力需求依然强劲。此外，中国的发展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演变，大力发展信息、文化、医疗等服务业也需要大批劳动力。第三，老龄化提速，养老产业需要相当多劳动力。人类发展历史也表明，每一次科技进步会节约传统产业、行业中的劳动力使用，但又催生了新经济、新产业、新行业对劳动力的新需求。

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已经带来劳动成本的迅速上涨，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困难，引发了脱实向虚，孕育着金融危机风险。2012～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年均上涨10%左右，农民工工资年均涨幅在15%左右，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当前，我国企业投资缺乏动力,不少外资企业近年来撤离中国转向东南亚，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的关系。近年来中国劳动成本的刚性上涨，原因固然有多种因素，关键因素是劳动力供不应求，反映了劳动力短缺的不争事实。

但这只是人口危机爆发前的冰山一角，真正的考验将在2020年之后的全面爆发。特别是2030年后，由于后备劳动力大幅度减少，中国将遇到极其严重的人口危机，这将深刻影响中国发展。

与此同时,社会养老面临巨大压力。2020年后，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相继进入老年，社会养老压力将浮出水面，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失调的人口结构完全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养老危机将爆发，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相当大，家庭和社会都面临着养老风险的冲击，中青年将不堪重负。

尤其是2030年后，届时，供养一个老年人所用的劳动力将由目前的近5个演变成2个。未来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空前挑战,特别是农村养老更是十分薄弱。目前，每月80元的农村养老金对农民养老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人口危机将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实现经济新常态的根本动力。青年是社会创新的主力军，由于青年劳动人口急剧减少，将减少创新人才总量，严重弱化社会创新能力。劳动力老化也将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

青壮年人口减少降低消费能力与影响内需。青壮年是社会消费的主体，老年人消费欲望和需求、消费能力相对较弱，一旦青壮年人口比重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消费能力，导致内需不足进一步加剧，很多产业就会萎缩，极大影响社会经济转型。当前，产能过剩除了与投资失衡外，也与20～44岁的青壮年人口见顶和减少密切相关。另外，青壮年人口减少及养老负担增加，将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使社会总投资下降，弱化经济增长动力。

此外，“娶妻难”危机拉开序幕，社会稳定面临新挑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即每出生100名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长期失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个数值开始高出正常值，2008年甚至达到120.56的最高值。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为为118.06。2010年，0～19岁人口男孩有1.72亿人，比女孩多了2210万。2020年之后，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的危害将爆发，作为人口危机之一的“娶妻难”危机将率先拉开序幕。届时，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社会将形成一个特殊的单身男性社会群体，这个问题易与其他社会矛盾相交织而引发社会动荡。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将严重削弱人口再生产能力。2010年，0～9岁女孩只有6600万人，比20～29岁妇女的11300万人少了近一半。后备育龄妇女大幅减少，将削弱未来人口再生产能力，威胁人口生态安全，严重影响人口可持续发展。

控制生育也给国防安全带来隐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我们需要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但控制生育政策长期执行，造成了适龄兵员急剧减少，参军意愿减弱，并且影响战斗力。一旦有子女牺牲，其家庭难以为继，势必影响士气，并带来社会问题，这将影响国家战争意志。

未来面临掉入后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风险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门槛，是世界性难题，是一道坎。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50多年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13个国家和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产业无法有效升级、创新能力不足以及贫富差距大等。而房地产泡沫则放大了这些短板，叠加人口结构失衡之后，将加剧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困难。即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也可能出现跨越之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

作为发展中大国，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依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目前人口结构严重失调，未富先少、未富先老，造成中国在现代化进程推进中，特别是在跨过中等收入之后由高收入迈向发达国家上先天不足，过早丧失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届时既无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又无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将呈现高端挤压、低端挤出的发展困局。

从发达经济体经济成长来看，长期高增长不可持续。人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劳动力的减少，就意味着财富创造者减少，因人口的剧变将导致中国潜在生产率大幅下降。中国经济已进入下行通道。2012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了6%～8%的中高速增长周期，“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将继续维持中高速。2023年至2025年间，中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至今，全球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维持中高速增长。

如果人口结构依然健全，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所处阶段，比照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进程，无疑，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仍将有10至15年中高速增长期。但由于未能及时调整生育政策，中国在低收入阶段就已出现高收入阶段才会出现的人口结构严重失衡，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可能痛失中高速增长期，而直接进入中低速增长周期。“十四五”（2021至2025年）将再下一个台阶，进入5%左右的中速增长，2030年后将进入3%左右的低增长期。

虽然中国经济增速在放缓，但目前6.5%左右的增速在全球发展中依然十分亮丽，中国经济仍然是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稳定在25%以上。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已经较大了，中国经济增长应从速度赶超型转为质量效益型。

尽管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程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但是，中国拥有体制优势，另外，经济的韧性好、回旋余地大，又高度重视创新，实施了创新驱动战略，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上具备未来进一步市场化、服务业化、城镇化等潜力，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在2024年左右跨过12000美元，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值得警惕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由高收入迈向中等发达国家进程中，也就是2024年后，由于劳动力尤其青年劳动力供给急剧下降、老龄化进一步加深造成经济失速，进而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风险，即掉入后中等收入陷阱。

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是中国劳动人口的主力军、生力军，也是创新主体和社会消费的主体，这一人群在2020年后将呈悬崖式减少，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只有2.21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1.04亿人，下降幅度达32%。

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2050年实现人均GDP达300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经济需要在2024年跨过人均GDP12000美元之后长期保持3.7%年平均增长速度。但是，目前全球经济年增长速度是3%左右，发达国家经济年增长速度在1%-2%左右。2023年至2025年间中国总人口将出现负增长。至今，全球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经济年增长速度能较长时间维持2.6%以上。因而，中国要成功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战略任务将十分艰巨。

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即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以下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当前中国发展水平离现代化目标距离还甚远，然而人口就已进入少子化，并且有由严重少子化向超少子化演变趋势。从人口角度上看，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将面临着巨大挑战。

由于潜在生产率下降，叠加全球需求萎缩，造成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为了维持较高增长速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实施了比发达国家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广义货币量M2的余额由2007年末的40.34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底155万亿元 ，增长了2.84倍，M2与GDP之比由2007年的1.57提高到2016年的2.08，高得离谱，是欧美国家的两倍多,货币超发十分严重。依靠货币超发固然稳住了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和脱实向虚问题，孕育了较大金融危机风险，弊远大于利。

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较优解是严防像一些国家那样经济高增长后出现悬崖式急跌，追求经济台阶下行幅度小一些、台阶周期维持长一些的务实战略目标。如果无视人口结构的差异，盲目比照日本、韩国等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进程经验，必然会造成对经济发展形势误判，盲目乐观，甚至为维持超越经济增长潜力的经济增速，透支未来发展潜力。这必然给未来发展带来更大困难。

基本国情出现新变化，基本国策亟需同步调整

新形势下，要与时俱进辩证地看待三个“不会根本改变”，即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 即使到2050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也还存在这种状况，但今后人口众多，多的是老年人，少的是青年和少儿。

甚至对未来而言，用人口众多来描述中国人口已不合适了。目前，中国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中国总和生育率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至今已有20多年。除2016年有所回升外，近10多来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在1.4左右，这远低于2.1更替水平，大大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水平1.7还低。中国人口负增长已难以逆转。

当前，中国育龄妇女总量开始持续减少，特别是20～29岁活跃育龄妇女悬崖式急剧下降，2025年，20～29岁活跃育龄妇女比2015年减少40%，出生人口将回落至1000万人左右，而死亡人口将超过1100万人。2023年至2025年间中国总人口将出现负增长。据预测，即使立即全面鼓励生育，2100年中国总人口也将是在8亿人以下。伴随未来人口急剧减少，人口结构并不会得到优化，少子老龄化反而会更加严重。

少子化和老龄化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中国人口基本国情，使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人口抚养比例、代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当前,中国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并向服务经济转变，已步入少子化、老龄化社会。目前中国人口结构状况的变化已经大大超越了生产力水平。基本国情也出现新变化，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失衡新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阶段、中等收入阶段就已出现在高收入阶段、发达国家阶段才出现的少子化、老龄化和低生育率问题。

人口少子老龄化、人口增长率下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已大大超越人口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也超越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

增加人口会多消耗资源能源，会给环境带来一定压力，但假若人口数量不有效增加，老龄化将加深，资源环境压力将加剧。鼓励生育将改善人口结构，增强社会活力和动力，提升经济增长总量和质量，有效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我们认为，基本国情呈现新特征，基本国策也要随之跟着调整。

当前中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自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不是人口增长。人口多是历史形成的，已无法改变，但决不能矫枉过正。

传统理论更多把人口当作社会负担。但是，近几十年来人类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全球发展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作用，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第一资源，而人才来源的基础是人口。随着出生率的持续走低和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负债也即将来临，人口已经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

因而，要有效应对少子化、老龄化和“娶妻难”危机，确保实现中国梦，就要全面鼓励生育，千方百计增加少儿数量，大幅度提高少儿比重，这就要增加人口数量。对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而言，当务之急是提高人口增长率，切实增加人口数量。现在和未来，中国都是人口太少而不是不缺。

全面鼓励生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实行控制生育的基本国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早已实现其目标，完成其历史使命。在中国已步入少子老龄化社会，人口负增长日益逼近的态势下，继续实施控制生育的战略与政策既不符合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又无益于百姓切身利益。

当前，中国的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人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人。站在中国发展的新历史方位上，我们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重新审视中国的人口问题，客观分析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和新矛盾。要以前瞻的视野和战略眼光，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及时对人口战略和政策作出战略性抉择，进一步完善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维护人口安全，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面临的新挑战，缓解老龄化的根本途径是鼓励生育，提高少儿人口比重。进入21世纪，老龄化的国家纷纷大力鼓励生育，甚至同为发展中国家的泰国，其人均GDP不到6000美元，比中国低得多，其少子化、老龄化程度比中国轻，近年也已在鼓励生育，呼吁“生育救国”。但国际上鼓励生育收效甚微，至今尚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2.1上。

过去二十多年，日本出现了“失落的20年”，其GDP总值目前的数据与20年前一样，GDP占世界比重由1994年的峰值17.7%降到2014年的6.3%。根本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陷入了低生育陷阱，少子老龄化严重，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内需不振及财政供给压力大。当前日本40%的财力花在养老上。而美国之所以能从金融危机中快速复苏，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口结构健全。当前中国人口发展态势已呈现低生育、少子老龄化加快的特征，生育政策如不尽快由控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极有可能步日本后尘。由于中国是在不发达阶段就出现严重老龄化问题，将来面临的问题，会比日本更严重。

全面鼓励生育是最大的供给侧改革，也是重大的需求侧改革。目前，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未来将呈现老年人多、青少年少的倒金字塔型，曾经引以为傲的人口优势正逐渐丧失，并成为今后发展的最大战略软肋。

为确保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人口结构改善目标的底限应是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6%调到18%，这是一条人口安全红线，这至少需要新增2500多万人少儿。但全面二孩补偿性生育量难以达到1600万人。

为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中央先后实施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目前二孩政策也已遇冷，2015年出生人口1655万人，没有如相关部门所预期的那样增加200万人左右，反而减少了32万人。2016年出生人口仅1786万人，只比2015年增加131万人。即使根据卫生计生统计数据，2016年住院分娩活产数也只有1846万人。都大大低于此前判断。

由于活跃育龄妇女急剧下降，二孩的增加难以抵消一孩的减少，全面二孩效应2016年、2017年释放后将递减，2017年后出生人口将大幅回落。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出生增长可能是昙花一现，出生堆积将快速释放。从全国而言，全面二孩带来的人口增量将难以超过1000万人，这与有关部门预判的3000万人相差甚远。

无疑，全面二孩较独生子女政策而言是个大的进步，但依据目前的态势，或仍难以实现促进人口结构优化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难以改变高龄少子与低生育的人口格局。

此外，全面二孩仍然属于控制生育，是社会发展旧阶段的战略政策。当前，社会发展已进入新阶段，呈现高龄少子与低生育的新特征，发展战略与政策也要相应调整。人口政策应与时俱进，要从控制生育走向鼓励生育，鼓励生育应成为新的基本国策。因而，全面二孩政策也只是生育政策改革的一个临时过渡，如果拉长实施时间，将耽误时机，使人口矛盾积重难返。

当前，中国人口负增长已日益逼近。传统的传宗接代、多子多福观念已荡然无存，少生、优生已经成为主流价值观。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日益增长，也让许多家庭无力生育培养更多的孩子，尤其高房价、娶妻难等也使得许多家庭缺乏生育二孩动力，主动、被动只生一个，并且目前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为12.5%～15%，都造成低生育愈演愈烈，实现中国梦面临后继乏人的风险。在这种态势下，如果不广泛开展社会动员，深挖生育潜力，缺乏多孩进行补充，则中国的生育率将更加低下，少子化、老龄化将更加严重。

目前育龄妇女总量开始持续减少，特别是20～29岁活跃育龄妇女急剧下降，2020年、2025年将分别比2015年减少25.8%和40%，仅2020年将减少出生人口430万人左右，届时净增人口将低于300万人。如不尽快鼓励生育，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20年、2030年目标及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的战略目标恐都将难以实现。

依《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我国内地总人口2020年设定的目标是14.2亿人左右，2030年是14.5亿人左右，总和生育率2020年和2030年均为1.8左右。

2020年设定的总人口目标是14.2亿人左右，而2016年中国人口为13.83亿人，这意味着从2017年到2020年这四年间，中国人口净增长要达到3729万人，平均每年净增长至少要达到932万人 。

全面二孩效应2017年释放后，2017年后将递减。与此同时，作为生育主力军的20到29岁活跃育龄妇女数量会较快减少，对出生人口的影响将凸显，因90%的新生儿是这个年龄段妇女生产的。2018、2019、2020年20～29岁育龄妇女将分别比2015年减少1480万人、2158万人和2938万人，将分别造成出生人口减少220万人、320万人和430万人左右。2018、2019、2020年净增人口将分别低于500万人、400万人和300万人，这大大低于2016年809万人的净增人口数量，也低于“十二五”期间净增人口平均数674万人。而2017年1至5月，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为740.7万人，较去年同期仅增加7.8％，则2017年净增人口最大值也难以超过850万人。这意味着2020年达14.2亿人左右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要实现2030年达14.5亿人左右的目标会更困难。仅2025年，20～29岁活跃育龄妇女就将比2015年减少4400万人，减少幅度为40%，这将减少出生人口660万人左右，出生人口将回落至1000万人左右，而死亡人口将超过1100万人。2023至2025年间，中国总人口将出现负增长，人口峰值在此期间产生，而不是2030年左右。

按二孩政策生育政策，即使鼓励生育，将生育二孩夫妇的比重提升到三分之二，总和生育率也难以超过1.6。至今，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即便是大力鼓励生育，都无法把总和生育率提升到1.5以上。显然，在中国，在二孩框架内，依靠全面二孩政策也将难以把总和生育率提升到1.8左右。

14.5亿人规划目标并不高，比十六大规划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20年人口目标（15亿人左右）已经低了很多。人口多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同样，人口少了也难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仅放开二孩，或即使立即全面放开，自主生育，不推出鼓励措施的话，也难以实现这些战略目标。

由于生育观念转变及育儿成本提升，立即鼓励生育，届时出生主体还是二孩，人口峰值也难以突破14.5亿人。鼓励生育不会造成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是因为中国育龄妇女已老化、后备育龄妇女急剧减少以及社会转型对生育起较大制约影响。

人口已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短板，现在新增人口是未来的创新创业者、纳税人、养老金的供给者，现在多生孩子将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是在为社会做贡献，社会要相应分担养育成本，而不是惩罚。

现在三孩及以上出生数只占年出生量的5%左右，全面鼓励后，预计也难以超过12%。新形势下，如果对这极少数群体继续实施歧视和惩罚，将南辕北辙。全面鼓励二孩已正在部署，把多孩也纳入鼓励范围，将使鼓励生育战略政策更加完善，将开启人口发展新时代,开创中国发展新格局。

特别是，由于多年来中国处于严重少子化，2030年之后，中国劳动力缺口在6000万人以上，届时中国的发展将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拒绝引进外来劳动力，经济将失去活力，陷入长期低迷；如果大规模引进非洲和穆斯林等地区劳动力，则又将造成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冲突，社会或将陷入动荡。

与其届时面临两难选择，不如当前早作择断，撸起袖子加油干，立即由全面二孩走向全面鼓励生育，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提升人口增长率，构建相对健全的人口结构，以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必要的人口和人才支撑，并有效扩大内需，为发展提供新动力，维护人口安全。这是当前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头等大事。这是当代人的重大历史使命，既是对子孙后代和全球发展负责，也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情怀与担当。

几点建议

人口和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两大基石，摆脱当前及今后发展困境必须标本兼治，必须抓紧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励生育并举。现建议如下：

一是将全面鼓励生育尽快摆上议事日程进行研究部署。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正与时间赛跑，现在每年有几百万育龄妇女丧失生育能力，如果等2020年左右，水落石出后才启动鼓励生育，则为时已晚，覆水难收，少子化、老龄化将更加严重。鼓励生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建议中央尽早将鼓励生育确定为新的基本国策。

二是构建新人口发展政策体系，划定人口安全红线。现有国家发展规划遗漏了少子化水平这一人口核心指标，应予及时修正补充。要将0～14岁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18%划为人口安全红线，将该比重由目前的16.6%提升到18%列为发展规划核心战略目标。“娶妻难”危机已拉开序幕，社会治理要有应对预案，要有序引进海外年轻未婚女性缓解“娶妻难”危机。

三是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人口发展法》，废止社会抚养费，立法保护胎儿生命权，保护妇女就业权益。

四是抓紧构建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把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提高对托幼扶持。对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由国家发放养育补贴，对家庭育儿等支出的税收减免抵扣。把产假统一扩至10个月，并给男方1个月陪护假，对于用人企业增加的负担给以相应减税。对高龄产妇难产及畸形儿家庭，财政给以资助补助。住房回归居住品属性、民生属性，购租同权，教育与房地产脱钩。

五是开展少子老龄化和低生育国情教育,做好鼓励生育的舆论引导。树立新的人口发展战略理念，树立人口是最宝贵资源的观念。

六是抓紧全面加快深化改革，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