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各自峥嵘的“战国三床”——中国家具史漫谈

床、榻的术语内涵，古时前后不一，屡屡变迁，如果一一释义，繁复难当。为方便阅读，姑且以明式家具术语来定义床、榻，有围子者为床，无围子的称榻。

甲骨文显示，殷商已存在无围子的榻和有围子的床，是“案形结构”。甲骨文中，病、梦、葬、戕字的部首全从“牀”（床）字。商人认为病、梦、葬是先祖之警示、惩罚，这些事均为王室看重，所以这些字多见。但床仅仅被视为贵族的实用器，没有赋予更多的尊贵、礼仪等文化含义。

又因为木制品太难留存，西周、春秋时期，考古学发掘发现的床榻基本未曾见过，其发展脉络无从知晓。这样，“战国三床”的每次发现都震撼人心，又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战国三床”是指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出土的漆绘围子木床、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黑漆围子折叠木床、四川成都商业街船棺墓出土的漆木帐架床。

◆围子床◆

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出土漆绘围子木床，鉴定为战国中期，长218厘米、宽136厘米，高42.5厘米，床上下分为床围、床盘、床足三部分。

床围子有横向四层竹片木条，扶手断面为方形。竖向为直棂，分段用蜀柱分隔。横竖木攒接成方格状，围绕在床身四周，镶铜包角。前后围子中间，各留出长约60厘米缺口，供人上下床。

战国 河南信阳长台关楚贵族墓出土的漆绘围子木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信阳长台关七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3期）

床盘由前后左右四块方料攒成，四角十字扣榫连接。床盘内置一横两竖的枨子，即两竖枨“趴”在横枨上，即后世称为“丰字式”托带。枨上铺竹条编的活动屉板。

六只床腿，置床盘四角、大边中部下。各雕成对称的卷云状，上有榫头，插入床盘榫眼中。其高19厘米，初始之腿足，何其矮小。足位于床盘四角下，为“桌形结构”，这区别于足收在床盘里面的“案形结构”。

床周身髹黑漆，上绘朱色连续回纹。床上有竹枕。墓中还出土髹漆镇墓兽，为最具楚文化特色的木雕。

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围子折叠木床，鉴定为战国中期，通体髹黑，长220.8厘米、宽135.6厘米，高38.4厘米。床上下分为床围、床盘、床足三部分。床围子横向有四层竹片或木条，扶手断面为圆形。竖向为直棂，直棂穿过横竹片或木条的透眼（榫），上端出榫，形成方格状围子，围绕在床身四周。前后围子中间，各有57.6厘米的缺口，供人上下床，其侧边沿为台阶状。

战国 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了黑漆围子折叠木床

（湖北省荊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 》文物出版社 ，1991年）

床盘由左右两个小床盘组合而成。小床盘各以开口榫攒接为四框，框内各置三条枨子（带），上铺床屉。它们可以拆卸折叠，便于移动或存放。折叠步奏是，先摘下两个小床盘上相连的两根抹头（横梁），再逐次拆卸床盘中其他两个横带（枨），向内折叠大边。从床盘中间拆卸折叠，这种围子床，所见只此一例。

它是“桌形结构”，在床盘四角下有直棂腿曲尺足。直棂腿又名栅足（腿）。床盘下中间还有直棂腿直尺状足。腿总高18厘米。初始的床足状态。

值得一提，“当时，床上还压着好几床破旧的席子，席子上还有一床早已腐烂的棉被。”同墓出土简策文字上称之为“床”。

墓年代为战国中期，墓主是楚昭王的后裔，为上大夫、卿一级。地位仅次于楚国最高官衔的令尹。可见此类木床使用于楚国的社会上层。在包山1号墓中，还出土一件床围子等构件，也说明当时围子床其势不单。

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了黑漆围子折叠木床（局部）

按照器物发展逻辑，“桌形结构”的床榻发展似乎应是先有榻后有床的递进，但尚未发现春秋战国的“桌形结构”榻。

以上两具“桌形结构”围子床实例，从围子形态看，与战国马车车箱形态十分相近，都是以横木竖材纵横穿插，组合为方格围子，四面围合，有“后门”。床前后围子中段留出口，与马车车厢后面留有后门形式呼应。马车是战争工具、高等交通工具和礼仪用品，代表着一个时代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它会给其他民用器物，包括围子床制作带来养料。

战国时期的《考工记》中有“轮人”“舆人”“匠人”等与马车相关的篇目。从战国出土物上也可以看到，马车箱制作比床围子更加细致入微。

汉代后，才有“榻”的称谓。此前，无围子的和有围子的都被称为“床”。那么当时它们分别有没有专门称谓？尚未可知。杨森认为，文献中的“匡床”“筐床”，是指信阳长台关战国墓的漆床那样的围子床。（杨森：《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第16页，民族出版社）而传统解释，“匡床”是安适的床或方正的床。

◆帐架床◆

如果说以上两床是双峰并峙，那么，成都商业街船棺墓土漆木悬山顶帐架床之奇异则是史上难有其匹。它一鸣惊人，吓人一跳。

漆木悬山顶帐架床（修复品），各部分构件及制作太多鹤立鸡群。由下向上观察，四个亚字形板足，各前后为一组，以开口榫连接一根横枨。足上置前后围板，为案形结构。前后围板一头高起，特别特殊。前后围板各以开口榫与左右侧围板结合为框。框中间另外纵向置一根“大边”，用于支撑屉板，其下也有两足。以上完成了床围子、床足的安装。这不同于常规床的大边、抹头结式样。

在床前后围板上，以开口榫安置四柱。前后两柱间上各置横枨，上立童柱，支承床顶正脊。四柱中间细、两端大，上端有开口榫。

顶子上有一条横木成正脊（枋），长达3.27米，也够特殊。下有四条垂脊，垂脊间有密集排列的椽子，椽子下端有横枨（额枋），形成前后两面坡式顶子，是仿建筑的“悬山顶”式的大屋顶。古代建筑的悬山顶就是有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四面出檐，即檐从前后左右四个方向伸出山墙（立柱）之外。两山部分有悬空是一大特点。此漆床床顶一定是仿建筑而造，今天反过来，它可以神灵活现地为古建筑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此床通体髹黑漆，构件外侧上，红漆绘回首螭龙纹、蟠螭纹。床盘长2.55米、宽1.3米。床总高约1.8米，笔者是通过视频了解此床各构件的组合，未见到更为详尽报告，也尚不明白立边式围子与足的结合方式、立边围子内与床屉的结合方式。

成都商业街船棺墓墓坑上发现“前朝（庙）后寝”的建筑形式。“墓葬极有可能是战国早期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地，年代约为公元前400多年。”其时约为战国早中期，即古蜀开明王朝晚期。

此床是中国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漆床（修复完成）。在四柱使用上，堪称开山之作。

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屋顶”，不经意还揭开了古代家具中一个品类的发展序幕，这品类就是隐藏不彰的床帐架。

战国时期，不但使用了床，还使用床帐，使用四柱和床顶组成的帐架。帐架即支撑帐子的架子。床帐有尊贵作用之外，还可以保护私密、防寒保暖、防飞虫。后世所称“架子床”之架子，完全因为帐子而存在，自古如此。

帐类又泛称为幄帐。帐一般指小帐，东汉刘熙《释名·释床帐》:“帐，张也，张施于床上也。小帐曰斗帐,形如覆斗也。”言小型帐子用于床上，顶子部分状如倒置的斗,所以叫斗帐。西汉《急就篇》颜注说：“自上而下覆谓之帐，帐者，张也。”言从自上而下覆盖称之为帐。魏曹植《叙愁赋》云：“对床帐而太息，慕二亲以增伤。”小帐可以确定为床帐。

幄为大帐、帐篷、帐幕。幄字从巾,屋声，是形如房屋的大帐幕。《释名·释床帐》中说:“幄,屋也。以帛依板施之,形如屋也。”《王莽传上》云：“未央宫置酒,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054页。）

大帐、小帐中，都有“覆斗”“屋顶”形的尖顶样貌。

成都漆木帐架床是悬山顶，为两面坡式尖顶，是“覆斗”“屋顶”帐架的一种，或是年代偏早的一种。战国、汉代各种出土帐架复原修复后，多见有四面坡式“庑殿顶”（四阿顶）和“四角攒尖顶”。悬山顶、庑殿顶、四角攒尖顶”均为“尖顶”式，又分别是古代建筑屋顶的式样，可见当时建筑与家具的关联。

帐架又称为帐构，其时多用金属件插合木杆，完成连接。成都船棺墓土漆木四柱床帐架为全木质制作。当时应该还有此类床帐架，只是全木质难以保存下来。

移步至战国两汉出土的帐构资料前，可以更为直观理解成都木床，虽然它们形态不尽一致。

济南长清区岗辛战国墓出土一组青铜帐构，长2.64米，宽2米，顶构架为四面坡式“庑殿顶”，形如覆斗，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帐构实物。

湖北战国曾侯乙墓一号陪葬坑出土有“庑殿顶”帐架，形如覆斗。“复原的K1陪葬坑帷帐面阔近10米，进深超4米，高度近3米，结构基本完整。”（张昌平：《曾侯乙墓一号陪葬坑帷帐复原研究》，《考古》2019年第4期 ）

战国 曾侯乙墓一号陪葬坑帷帐复原图

（张昌平：《曾侯乙墓一号陪葬坑帷帐复原研究》，《考古》2019年第4期 ）

在河北省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了两具帐构，复原后，一具为四阿顶，长2.5米、宽1.5米，这种2米多长的帐构一定是床帐架。另一具为四角攒尖顶，其木制帐架部分均已朽烂，仅保存连接木帐架的铜件。

西汉 河北省满城汉墓中的四阿式顶帐架复原图

西汉 河北省满城汉墓中的四角攒尖顶帐架复原图

河南郑州市新密的东汉壁画上，床帐顶为庑殿顶，架子外覆帐子。魏晋南北朝出土资料图像上，一直可以见到这类尖顶床帐。

以上所述各种帐架尽管是庑殿顶、四角攒尖顶，但可以帮助理解成都商业街船棺墓的两面坡顶帐架。

汉代 河南郑州市新密打虎亭汉墓壁画中的床帐（线摹图）

(引自孙机：《汉代家具》《燕珩之暇——中国古代家具论文》，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尖顶帐子称为“斗帐”，此外还有平顶的帐子，称为方枨，如洛阳市朱村东汉壁画墓中的方枨榻，床帐为平顶，架子外覆帐子。

东汉 洛阳市朱村壁画墓中的方枨榻

（《洛阳市朱村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12期）

床帐架的置放，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支在床榻四周，较多见。另一种是用支在床榻盘上。实例除了成都木床外，还可见于河北安平东汉墓壁画墓主人像上，帐顶为庑殿顶，有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顶子前后左右都有斜坡，四根立柱外有屏风，屏风落在榻盘上。

东汉 河北安平墓壁画墓主人像上的庑殿顶帐子

成都漆木帐架床将四柱与床顶、床盘组合成床，穿越悠长的时光，近二千年，至明代，方以架子床形式作为终结。它未必标准，未必精细，但其大开大阖之势让后世同类一一暗淡无光。可以说它是后代的规范四柱架子床遥远的先声。

◆文献◆

西周春秋战国文献中，还有一些“床”文字。《诗经·幽风·七月》载：“十月蟋蜂入床下”。《诗经·小雅·斯干》曰：“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这两首诗都是西周时作品。

战国《商君书·画策》云：“是以人主处匡床之上，听丝竹之声，而天下治。”战国《庄子》说:“与王同筐床。食刍豢。”战国时，床为卧具“寝之床”外，还有坐具功用了，即《说文》：“安身之坐者”。

《战国策》记载，孟尝君曾向楚王献“象牙床”。《战国策·齐策》：“孟尝君出行国，至楚，献象床。”鲍彪本注：“象齿为床。”

最后，瞭望一下后续。

“战国三床”来临之时，一点铺垫也没有。新的一页改写历史，改得让人不知所措。但它们走过之后，围子床、帐架床的材料长期出现断裂，家具史又一次不能贯连表述。前无来龙的“三床”，又后无去脉，这一次时间真是有点过长。

在各个时期，每当某类器型发展环出现断裂，逻辑主线上有空白，首先要考量是不是考古发掘物有缺失？“战国三床”之后，木质围子床、帐架床的故事长久静默，原因就在于未见出土物。陈星灿：“不是所有历史都能留下痕迹，留下痕迹的物质遗存经过漫长岁月的冲刷，又变得七零八碎、模糊不清；更要命的是，考古学家的工作（包括调查和发掘）从根本上说又几乎都是抽样性的，这就决定了历史的描述、解释和复原是不完整的，是有残缺的。”（陈星灿：《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南方文物》2006年第3期）。抽样性宿命之外，木质家具还更难以保留下来，宿命中的宿命。

出土物有太多偶然性和幸运成分，所幸战国时期出土物幸运儿多些。那么林林总总，多在南方，仰赖水土之护。

原标题：《张辉：各自峥嵘的“战国三床” ——中国家具史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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