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含逝世五周年 | 我们依然在谈女性主义

原创 王梆 花城

林奕含（1991.3.16—2017.4.27）逝世五周年

我们依然在谈女性主义

她与她的精神对决

——文学中的厌女现象

王梆

✎导读

女性被女性责难的历史，是从她降生在父权家庭那天开始的；

女性遭遇的第二重同性责难，来自她那以师之名的“灵魂导师”；

内在性厌女和支撑它的权力机构，以及它们共同砌筑的观念壁垒，千百年来，深深地影响着女性之间的关系。

本文来自《花城》2022年第2期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购买《花城》新刊。

一

女性被女性责难的历史，是从她降生在父权家庭那天开始的。第一个对她指手画脚的人，往往不是她的父亲，而是她那满口女德的母亲。因此“女儿与母亲的精神对决”，便成了三次妇女解放运动以来，西方现当代女性文学作品的一大传统。

奥康纳就十分擅长描写母女冲突，在她的短篇小说《启示录》中，她为传统的母亲们订制了一个“玛丽式”的女儿，一个体形肥胖，脸色发蓝，到处长痘的“讨债鬼”，脾气不好，性格也乖张叛逆。那是青春痘被诊断为“精神错乱”、女孩十几岁就得结婚生子、白种穷人被当作“白色垃圾”，黑人依然是“黑鬼”的20世纪60年代——尤其在奥康纳自幼成长的美国南方。有过漫长蓄奴史、天主教清教主义和保守势力深植其中的南方，蛮愚和偏见迟迟不肯退潮，每当刮风下雨，势必卷土而来。奥康纳当然不愿和它们同流合污，所以她要将“罪的现实感”一点一点地，从盘根错节的旧秩序底下挖出来。玛丽的反叛和坏脾气，是她试图引爆《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个章节）的爆破点。

她要借玛丽，给那个社会当头一棒，尤其要给玛丽的母亲，一个活在肤浅和偏见之中的女人，当头一棒。为了显得更有杀伤力，奥康纳没有过多描写母女之间的战争，而是借另一个女人——外表优雅讨喜，满腹歧视势利的杜尔宾夫人，完成了一场象征性的弑母：女孩（玛丽）啪地合上书，将它朝杜尔宾夫人的脑袋上砸去，然后大跨步穿过等候室，冲到杜尔宾夫人面前，一把掐住了她的脖子。“滚回地狱去，你这头老疣猪！”女孩吼道。

即使在健康条件极差、无法离开母亲独立生活的情况下，奥康纳也不会疏于描写母女的对决。比如这段：霍普韦尔夫人总会有事没事，当着客人的面，羞辱她那看起来死气沉沉的女儿：“你要是不能显得高兴点，那我干脆就不要你了。”（《善良的乡下人》）每当如此，她那常年患有心脏病，架着一条假肢走路的女儿赫尔加，就会从羸弱的身体里拔出刀子：“你要不要我随便，我反正就在这里。”奥康纳发表的三十一个短篇小说里，至少有六个，描绘的是“霍普韦尔夫人式”的母亲，以及“赫尔加式”的女儿。

现实中的奥康纳，也承认自己是一个“让母亲难以招架的”女儿，在给友人的信中，她写道：“如果我母亲在我阅读的时候闯进来说，太晚了，快把灯关了！我就会竖起手指，板起面孔说，才不呢，光是无限永恒的，关不掉。你大可闭上你的眼睛。”

奥康纳的母亲雷吉娜，44岁便成了寡妇，一个人打理着550英亩的奶制品农场和一大群奶牛，独自倒腾木材生意，还饲养着一匹波兰群岛矮马。奥康纳25岁那年患了红斑狼疮（它亦是置她父亲于死地的凶残杀手），不得不从纽约返回佐治亚州。为了让女儿行动方便，雷吉娜旋即调整了家居布局。没有母亲的悉心照料，很难说奥康纳会平安活过此后的十四年，更别说在和病魔斗争的日子里，写下了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短篇小说作品。尽管如此，奥康纳还是忍不住，借她笔下的人物，狠狠地抨击了她那一代人的母亲——不管如何强悍，她们大部分是厌女文化浸透过的产物。比如在《火中的圆圈》里，奥康纳就不留情面地讽刺了一个叫“扣泊夫人”（Mrs. Cope。Cope在英文里，又有“对付”的意思）的女人：“她除草的样子，看起来，就像这些草受了魔鬼的派遣，要来毁灭她的花园一样。”

扣泊夫人不能忍受杂乱，因此她从小就被教导，那是女人的失职；她也不能忍受抱怨，她在唱诗班里学到的价值观从来就是：“万物明亮又美丽，无论大小，智慧又绝妙，因为都是神的创造。”［摘自《给孩子的唱诗》（Hymns for Little Children），1848年初版］所以每当有人谈起疾病、磨难和死亡，她马上就会拿起一套“轻巧讨喜的陈词滥调”掩盖过去，尽管她自己其实正处在磨难的中心——厌女文化自上而下地包裹着她，周围的男人每时每刻都在鄙视她，他们经过她的农场，就会嘲笑：“哇，扣泊夫人的农场里女人真特么多！”

奥康纳的不少作品中，都能看到一个重复的图案：即“强悍的母亲被不知廉耻、巧言令色的陌生来客蛊惑，结果竟让陌生来客把自己的女儿给拐走了”。可见，奥康纳对传统母亲所奉行的女德和礼教，以及由此养成的脑回路，有多嗤之以鼻，以至于不得不通过各种“畸变”进行反抗——它们通常化身为她笔下那些古怪、不合群，亦（像她们的母亲一样）极度缺乏性经验的女儿。这和伍尔夫早前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伍尔夫在《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里写道：“女性在父权环境里生成的焦虑、羞耻和困惑，令她们在表达自身经验时困难重重，所以在女性的书写中，才会有如此众多的畸变。我们应该接受畸变。”

“畸变”也是母女关系打结的结果。英国作家詹妮特·温特森在回忆自己的养母时讥讽道：“我的母亲有两副假牙。一副亚光，对付日常生活。一副抛光，只在良辰美景中才舍得拿出来佩戴。”［《当你可以正常时为什么要快乐》（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詹妮特的养母是一位严厉的清教徒，出于传教目的，收养了詹妮特。然而自从得知女儿喜欢的人也是女生之后，她就把女儿赶出了家门。因为有这样一个母亲，詹妮特几度想过自杀。整整两年，母女之间没说过一句话。突然，在某个圣诞前夕，詹妮特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一张卡片，上面只有两行字：“这个圣诞你回家吗？爱你，妈妈。”

不管母亲有多顽固、保守，甚至比压制她的父权社会还要厌女，真要和母亲彻底决裂，对每一个女性来说，却是难以想象的。乔治·艾略特谈生命的启示，她说：“生命是从混沌中醒来，爱上母亲的脸那一刻开始的。”人类如此，动物如此，自然万物无一不被这种天然的母性纽带捆绑联结。女儿，因其自身承袭着母亲（作为女性）的经验、女性的集体无意识，以及女性被压抑的历史，与母亲的关系注定是难舍难分的。奥康纳在读大学时，几乎每天都给母亲写信，和母亲分享自己的生活，不时索要自己爱吃的“蛋黄酱”。詹妮特也在收到母亲的圣诞卡片后，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家。

当代心理学在探讨母女关系的纠结点时，极大程度地引用了性别研究的成果。比如美国临床心理咨询师罗斯珂在自己的论著《母女的困惑》（The Mother-Daughter Puzzle）中，就提到了许多性别研究中也同样显性的现象：比如当女性的需要被否定，或无法付诸言语，也不能私下交流时，母女之间势必就会为“哪一方的需要和诉求被对方率先领会”而展开争夺。母亲（像母亲的母亲）一样无法教会女儿为自己的需要发声，因为母亲（在代际相传）中，就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消音体。当代社会母女的最大冲突是：当母亲喝令女儿回归家庭，生儿育女，以显示其教导有方，极尽母责时，女儿的需要往往是：“不，我要逃离。”

这是一种势均力敌、两败俱伤的对决。因为母亲不是纹丝不动的父亲和其父权建制，母亲是戴着母性光环出场的。母亲那温柔的鱼尾纹和忧伤的下颌线，永远是女儿的镜像地带。女儿的每一次出击，都会强烈地反弹回来，刺伤自己。

波伏娃几乎把这种刺伤写绝了，这是她在母亲临终时写下的句子：“世上没有任何砝码，可以称量我此刻的刺痛。”［《一个非常轻松的死亡》（A Very Easy Death）］

波伏娃的母亲弗朗索瓦兹生于19世纪晚期，父亲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她在教会学校里接受教育，长成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一战”后，她陷入了家道中落、入不敷出的境地。尽管如此，她依然固守成规，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亦十分留恋和自觉，每时每刻都在苟延残喘地维持着旧日的体面和优雅。然而，当她试图将这套价值观嫁接到女儿身上时，波伏娃的态度竟是“女人结婚生子是一种将自己卖给奴役制的选择”（波伏娃语）。朗索瓦兹的失望和孤独感，是不言而喻的。尽管暗地里，她可能也会嫉妒女儿的自由，尤其是想到自己从未获得过那样的自由。孤独和执念，把她变成了一个强悍、霸道、不容置疑的女人，以至于在《一个非常轻松的死亡》中，波伏娃不得不用“一种既令人珍视又令人憎厌的相依为命”来形容她与母亲的关系。

这种紧张的关系在弗朗索瓦兹即将被死神带走的那一刻，才终于获得了一丝缓解。彼时的弗朗索瓦兹七十八岁，全身上下被恶性毒瘤侵袭，波伏娃和妹妹轮流守在母亲床边。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弗朗索瓦兹总算在女儿面前流露出（用波伏娃的话来说）“一丝最最轻微的赞同”。波伏娃随后写道：“让我们内心震动不已的，是母亲那丝轻微得不能再轻微的赞同。仿佛七十八岁的她，将重新走入生活的奇迹似的。”（《一个非常轻松的死亡》）

作者简介

王梆，出版有电影文集《映城志》，数本短篇小说绘本集。电影剧作《梦笼》获2011年纽约NYIFF独立电影节最佳剧情片奖。作品曾发表于《天南》《中华文学选刊》《芙蓉》《香港文学》《长江文艺》等杂志，入选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大学《中国当代文学选集》，美国“文字无边界”文学网站，2016年秋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 “故事新编”中国当代艺术展。非虚构系列《英国观察》入选《收获》2018年排行榜专家榜第六位，入围2019年青年文学奖。

原标题：《林奕含逝世五周年 | 我们依然在谈女性主义》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