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谈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的考据与编纂

姜鸣：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历史起，就按照业师沈渭滨先生的要求，从阅读史料和编撰大事记入手，进行史料的收集整理。1991年，经海军前辈杨志本同志推荐，和裴端、张炜等同志的关心下，由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内部印行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同年，我的第一本著作《龙旗飘扬的舰队》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使得我对海军史课题的研究形成了纵横交错的体系。1994年，在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的时刻，又将该书以《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为题，经大量增补内容后，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公开出版。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学术界披露了更多的中外档案文献，我自己也不断阅读奏折、报刊、信札、日记文集和各种视觉照片，比如《光绪朝朱批奏折》、咸丰朝至宣统朝《上谕档》《李鸿章全集》《张佩纶家藏信札》《北洋纪事》，以及大量的研究成果，使我对这段历史的细节有了更多的了解。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三联书店版

您这部《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基于《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做了大量修订、补充，这二十多年来，关于中国近代海军研究有了哪些突破和发展，它们又是如何体现在书中的？

姜鸣：采用编年体的大事记展现历史场景，是历史学最传统的表达手段。虽然作者自己并不直接阐述观点，但依靠以年月日记事所形成的历史自身逻辑，产生出强大的说服力。用钱钢的比喻，这是“中国近代海军从毛细血管到骨骼到肌肤艰难发育的史实”，读者通过阅读，对其成长过程中的曲折波澜，可以了然于胸。

我曾经说过，历史犹如散落在沙滩上的破碎镜子，赶海者不用太费力便能拣到一些残片。在不同的光线下，镜片都折射着熠熠光彩。问题是，当细碎的镜片与石英砂混杂的时候，赶海者能收拢多少残片并在多大程度上复原那面镜子？收集是复原的前提，靠的是勤奋；复原是收集的成果，凭的是智慧。历史虽然难以完全复原的，但沿着时间走廊，把收寻到的残片逐一定位，毕竟能够接近事件的本来面目。现在，本书新版易名《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全书内容增补过半，在1860-1911年五十一年间，共纪事三千一百四十七天，大约占六分之一， 共计事四千四百余条 。就我自己的指导思想而言，就是让破碎的镜子复原得更为完整，也使得本书的内容增补得更为翔实丰富。

钱钢先生在为《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所做的序言中说，谈及中国近代的海军发展乃至中国的近代化，人们好谈体制、观念而轻视技术，“中国近代海军史充满了不应被忘却的‘技术’成就”，而您本人也是崇尚实证、关注技术的学者。那么，能否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本新著从哪些方面反映出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上过去被我们忽略的技术成就呢？

姜鸣：现代化不仅是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还包括大量具体的工业技术和军事装备，以及掌握这些技术和装备的人。现代化是一步步走出来，一点一滴干出来的。我在《史事编年》中，记录了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尤其是上层统治者和官员）在观念认知程度上的启蒙和破局，也记录了技术和操作层面上的突破。以海军为例，涉及工业——江南机器局、福建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的建设；教育——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现代学堂的创办和新式教育的起步，还有向英法派遣早期留学生；装备更新——造船、购舰枪炮弹药制造；基地建设——大沽、旅顺口、威海卫、胶州湾（青岛）的港湾、船坞和防御炮台；编制和薪酬——“三洋海军”还是南北两支的战略策划， 海军衙门的设立和 北洋海军成军，以及官兵的收入待遇；军官和士兵——人才培养和奖惩，训练和晋升；腐败——军官的权利、 陆地居住和盖公馆（房地产）。当然也包括战争——日本侵略台湾、 朝鲜壬午兵变、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等，以及最后在辛亥革命中的起义。这样就把海军的发展放到整个社会变迁的大格局中观察，使得专题史的研究在岁月这棵大树中展现出枝繁叶茂。

马幼垣先生曾说：“海军是高科技的兵种，写海军史不从科技角度去交代舰只，就会沦落为重心失调的货色。”我在编写本书时，尽量努力地去介绍各类舰船。本书索引显示全书共提及了四百五十余条中外舰船，同时为中国各舰队、福建船政、江南制造局所拥有和建造的所有的百余艘新式舰只编制了技术参数列表。

我们知道，您对晚清政局，尤其是张佩纶这一关键人物有强烈兴趣和深入研究，那么，您在这方面的研究，与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有哪些交叉点？或者换句话说，这两者是如何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呢？

姜鸣：张佩纶对海军建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882-1884年。他积极为恭亲王奕䜣、军机大臣李鸿藻和北洋大臣李鸿章出谋划策，先是在总理衙门设立海防股，还推动建立统领全国海防力量的海军衙门。他力主对外抵抗，加强对日本和法国势力的防御。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时，勇于承担责任，到马尾前线指挥防务，这些在二十多年前都不曾被学术界所知晓和关注。张佩纶其实是中国在向现代化转型中的少壮派官员，他有眼光、善学习，力图在中枢大员和主持实务的实力派官员中建立起一个操作结构，由此也深深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他后来在马江之战中遭受的失败，是清廷外交斗争失败和防务体系自身薄弱的直接结果，他却成为派系倾轧的替罪羊。后人对他不应该报以简单的轻视和嘲笑。

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远比日本困难和曲折。这里面，涉及整整几代人的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的转变，涉及中国人如何面对西风东来而重新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甚至涉及体制的变更，张佩纶只是一个代表人物。其他人，上至皇帝太后亲贵，下至官员士兵书生，都在主动和被动地适应时代的变迁。可以想象，当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次招生，第一次向英法派遣留学生的时候，每个涉事家庭都会有激烈的讨论，因为新的抉择必定会引起子弟的人生不可预测的变迁。以往历史著作的主角常常是少数杰出人物，讲他们先知先觉、忧国忧民，但真实的历史是千百人一起参与创造的。《史事编年》作为一种编年文体，不直接描写具体人物的命运，但我从史料的角度，保留下两千一百多位中外人物，还做成索引，以便研究者、后代家属来寻找和深入研究。我相信，在历史的过程中，每一朵生命之花都有自己的色彩和灿烂。

您在书中谈到，自己对近代海军史的研究，得到了诸多同好友人的帮助，能请您详谈一下吗？如今互联网上兴起了中国近代海军热，也涌现出了一批对这一方面感兴趣的年轻人，不知您对他们有没有关注？       

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是个奇特的领域，一直云集着大量业余爱好者和网络朋友。当年我踏进这个圈子时，学院派的学者戚其章、孙克复、关捷先生主要是研究甲午战争的。后来还认识了王家俭先生。军队研究海军史的，有苏小东等人。此外还有山东威海甲午战争博物院的朋友。把海军史作为军事史的一个门类来研究，在国外很盛行，当年在中国却真的人数稀少。我在专业学者眼里，也算业余人士。但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失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的痛，关心这段历史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建网站、写文章，渐渐就成为强大的生力军。其中的代表人物，如陈悦、孙建军、张黎源，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有将业余爱好变为学术专业的，如吉辰读了茅海建教授的博士，现在是高校中新一代的薪火相传者。甚至还有老年爱好者，美国夏威夷大学马幼垣教授，他是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荣休之后，竟全力以赴改行研究海军史，成果斐然。

新一代的研究者有宽广的国际视野，能将中国近代海军放到世界海军发展潮流中研究，包括舰型、火炮、炸药、轮机，也包括海军建设和海战的方方面面，甚至还参与打捞“定远”舰的水下考古。我和他们经常接触，从他们那里接受新的思路和材料，朋友们还为《史事编年》的内容修订，人名、舰名考订提出很好的建议。

最近我在阅读英国最著名的海军战略家朱利安·斯塔福德·科贝特的名著《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科贝特（1854-1922）当年的身份是律师。而本书译者吕贤臣，则是北海舰队的青年军官。真的，海军史研究圈子确实藏龙卧虎、人才辈出。

最后，站在甲午战争过去一百二十二年的今天，作为对中国近代海军史事作了如此详尽的爬梳与考证的学者，您如何评价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历程？我们从中能够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姜鸣：中国近代海军是晚清政府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后被动做出的防御反应。从军事角度来看，它带动军种创新、海防基地建设、近代职业军官队伍的养成，也带动了造船工业、院校教育、西方医学等等变革，从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晚清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中最大的教训，在我看来，主要有这样几条。

一是清政府缺乏明确的国家战略指导海军战略，似乎建设海军只是抵御来犯之敌，但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时，又缺乏完整应对方略，完全是被动的消极反应。究竟走什么路、向何处去，全然未曾想明白。这同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方针形成鲜明对照。日本建设新式海军，是其国家“脱亚入欧”、实现全面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其实现国家目标的主要手段和工具，是为国家战略服务的。绝非“因为对手有，我也要拥有”这样一种简单理由。所以当朝鲜出现与清政府对峙的机遇时，日本就集中一切力量，包括政治、外交和军事资源去争取国家战略目标最大化。

二是清政府以及海军的实际指挥者李鸿章将海军消极地用作海岸防御力量，没有积极出击，寻求主力决战以争取军事主动权和制海权，更多时候还有保存实力的私心，与最初发展海军所强调的理由恰好相悖。在海军的使用上消极保守，仅仅用作护航兵力。相比日本海军所具有的旺盛求胜意识、保障优良的装备和军械、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差距十分明显。

三是海军中存在的腐败，这个问题目前揭露得比较清晰。福建船政所属舰船在建军初期就存在的管带吃空饷，北洋海军军官在刘公岛违规置地搞房地产出租，都显示出一支军队如无严明的纪律和良好的风气，都会削弱战时克敌制胜的能力。 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放到今天来看，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