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的美国史︱异端宗教的长征路：摩门教小径

谈到美国的犹他州，人们一般会有三个印象：荒漠、大盐湖、摩门教。摩门教目前在中国的知名度并不高，在美国的信徒数量也排不进前三，但它却是近两百年来，全球传播得最快的新兴宗教之一。摩门教的官方名称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部在犹他州的盐湖城。虽然名称里带有耶稣基督，但实际上它并不被基督教的其它教派认可为基督教的一支，而它的信徒们也和基督教的其它派系保持着距离。这个教派在美国西部的开发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虽然现在的摩门教大本营在犹他州，但它却创建于1830年的纽约。摩门教徒从纽约逐渐西迁的过程，也是西进运动的一部分。其中，他们在密西西比河以西所走过的小路，被称为摩门教小径（Mormon Trail），是西进运动中著名的路径之一。这条路东启伊利诺伊州的诺伍（Nauvoo，也作诺府），西至犹他州的盐湖城，全长约2100千米，其中在基尔尼堡到布里基尔堡之间的路段，和西进运动的主干线俄勒冈小径重合。

大觉醒和后期圣徒

 摩门教的出现，和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有关。北美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四次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其中前两次很重要，它们都让宗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在宗教、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次大觉醒是在美国建国之前的18世纪中期，那次运动中，基督教实现了自由化和个人化，宗教自由得以实现，基督教在殖民地普通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社会变得宽容，新英格兰等地对宗教思想的高压管制被减缓，曾经被主流宗派打压的贵格会和浸礼会等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教会在各地开设了学院，这些学院发展到今天，大多数都成为了历史悠久的名校（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宗教和思想的自由不仅为殖民地吸引来了更多的移民，而且也减轻了不同殖民地之间的隔阂和矛盾，让北美的人民第一次有了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后来独立战争中的邦联打下了情感认同上的基础。

 到了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也就是美国刚刚建国的时期，由托马斯·潘恩等人引入北美的启蒙思想，让科学、人权、自由、平等这些概念深入人心，从而淡化了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由于美国建立之初遇到了各种各样棘手的困难，人们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关心暂时压倒了对宗教的热情。而西进运动里，人们眼前一望无际的大地，是上帝的福音尚未到达过的宗教荒漠，冲淡着人们的宗教热忱。因此，一场重振宗教地位的运动势在必行，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便开始了。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开始的标志是浸礼会等教派在肯塔基一带的荒野布道活动。所谓的荒野布道，就是牧师们在肯塔基那些没有教堂的荒野里建好营地，搭好帐篷，然后在营地的中央歇斯底里地进行演说传教。分散在荒野里各个据点中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营地里来听牧师们布道，并且做祷告。这种方式从前在公理会等主流保守教派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但西进运动及“天定命运”唤醒了美国人对野性和田园的向往，因此荒野布道会便不再那么辣眼。布道会上，牧师们强调，只有虔诚地信仰宗教，才能拯救困境中的美国，才能发展和稳固美国的政治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浸礼会等教派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广阔边疆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也为北美地区基督宗教的进一步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人们的宗教热情再一次被点燃了。除了浸礼会等原有的教派向西发展壮大，一些新的派别也在这场运动里找到了发展的空间。此时，一个叫小约瑟·斯密（Joseph Smith Jr.）的人脱颖而出。1830年3月，在纽约州的一座小城市，24岁的斯密发表了《摩尔门经》（The Book of Mormon）。据他说，在他14岁那年，有好几个不同的基督教教派到他的家乡传教，但这几个教派对《圣经》的解读都各有出入。于是，他向上帝祷告，求上帝告诉他哪个教派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上帝告诉斯密，这些教派都不是，同时又把记载了真正教义的《摩尔门经》所藏的位置告诉了他。于是，斯密找到了用古埃及文字书写的《摩尔门经》，把它翻译成了英文，发表了出来，并宣称这是继《旧约》和《新约》之后的第三本真正的上帝约书，以此发起了后期圣徒运动。

 后期圣徒运动是第二次大觉醒时期的重要运动之一。斯密跨越历来人们对《旧约》和《新约》的解读，希望恢复基督教最原始的状态。他和他的《摩尔门经》吸引了一些拥护者，他们认为斯密是新的先知，能带领他们去找到上帝最初的教义。这些人被称为后期圣徒（Later Day Saints），他们中形成了一个新的教派——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也就是俗称的摩门教，这些人把《摩尔门经》和《旧约》及《新约》并立为立教之根本。

 由于《摩尔门经》动摇了基督教的《圣经》根本，因此其它教派都不承认摩门教是基督教的一员。最初追随斯密的拥护者也少得可怜。1830年4月6日，斯密正式成立教会的时候，到场的人也只有五六十人而已，其中真正宣布加入他的教会的只有六个人。从这一天开始，摩门教走上了曲折发展的道路。

异端的长征路

由于被当作异端邪说，斯密和他的追随者们在纽约待不下去了，于是便和那些在东部因为没有土地、没有人脉而混不下去的落魄者们一样，把眼光投向了充满危险但也充满希望的西部大地。他们西行的第一站在俄亥俄境内、伊利湖南岸的小镇柯特兰。在那里，斯密试图创立一个像耶路撒冷那样的圣地，来作为自己的大本营，这个圣地被叫做新耶路撒冷，或者叫宰恩（Zion）。俄亥俄虽然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但它已经开始发展工业，人口稠密，算得上是发达地区，也不是摩门教的容身之所。不久之后，斯密继续西迁到了密苏里州独立城一带，并把独立城所在的杰克逊郡设为新的宰恩。

 然而，斯密在密苏里州也不受待见。1833年，密苏里的州长亲自下令，驱逐摩门教。斯密被迫再度启程，带领信徒们逃到了伊利诺伊州西部的沼泽地诺伍。他们排干了一小片沼泽的水，建立了诺伍小镇，于是诺伍成为了摩门教的第三个宰恩。在诺伍，斯密总算是安顿了下来，他建立了摩门教圣殿，并开始向外派遣传教士，去各地宣传他的新教派。传教士们先是在美国各地传教，后来便到了欧洲。结果，在欧洲的传教士们成功地吸引了大批大批的新信徒，这些人里有很多都跟随者传教士们，漂洋过海地来到了诺伍，迅速壮大着摩门教的队伍。于是，摩门教便形成了一个传统：大多数美国的摩门教信徒都会学习一门外语，去其他国家传教两年，而且这样的异国传教，大多都是自费的。

到了1840年，摩门教的信徒已经达到了3万人，诺伍这个原本人烟罕至的沼泽，也发展成为伊利诺伊州西部的一座欣欣向荣的城镇。随着传教活动的进一步展开，许多有权有势的人也投到了摩门教旗下，其中还包括一些城镇的官员，以及驻军在伊利诺伊州西部的一些将军，摩门教从之前人人喊打的弱势群体，变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势力。此时的斯密已经逐步完善了摩门教的教义，建立了管理信徒宗教生活的组织。而他所创的教义中，便有日后颇受争议，并且使人们长时间用有色眼镜看待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

摩门教的急速发展，让斯密开始膨胀。1842年，他宣布要建立一个摩门教的“千年王国”，并且这个王国要统治全世界。这一决定，让原本已经行情看好的摩门教，又一次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基督教各派认为他们是异端邪说，政府认为他们居心叵测，各大媒体对他们进行了口诛笔伐。没过多久，先前下令驱逐摩门教的密苏里州长遭到枪击，有证据显示这次谋杀和斯密的一位私人助理有联系。密苏里州要求伊利诺伊州引渡斯密，于是斯密开始潜逃，最后在1843年被伊利诺伊州拘捕，但是伊利诺伊州以引渡违宪为由，不久之后将他释放。

获释的斯密并没有收敛，反而更加高调地宣布要致力于改革美国总统的选举制度，并要让自己成为候选人。他手下的激进派也纷纷开始重点向政府职员们传教。宗教干涉政治，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因此美国政府开始打压摩门教。斯密一看参选总统没戏了，便关起门来，在摩门教内部进行立法，组建武装，要和政府分庭抗礼。最终，由于摩门教成员间的内部矛盾，斯密的这场闹剧几乎演化成了伊利诺伊州西部的大规模兵变，伊利诺伊州再度逮捕了斯密。1844年，一伙反对摩门教的激进分子冲进了监狱，杀死了斯密。

杨百翰的西迁

斯密死的同时，他曾经指定的继承人也被杀死，摩门教陷入分裂，许多人都自称是斯密的继承者，其中势力最大的有三位：斯密的得力助手雷格顿（Sidney Rigdon），十二使徒定额组（Quorum of the Twelve，教会管理组织）的领袖杨百翰（Brigham Young）和人气颇高的传教士詹姆斯·斯特朗（James Strang）。教会选出的继承者是杨百翰，但投票的时候，十二个人组成的委员会只有七个人到场，因此导致了部分教徒的不服。

雷格顿带着自己的支持者离开了伊利诺伊，返回了东部，在匹兹堡一带自立门户，形成了雷格顿会（Rigdonite），后因经营不善而散伙。斯特朗在和杨百翰进行了一番争执之后，也带着一部分追随者离开了，他北上到达了五大湖地区的威斯康辛，创建了摩门教斯特朗派。斯特朗把自己的新总部设在了密歇根湖中的毕佛岛上，他自称毕佛岛的国王。

1853年，毕佛岛附近的岸上，密歇根州的渔民们建了个小渔港沙勒沃伊，和湖里的摩门教徒起了冲突，7月13日，斯特朗率领手下的武装力量前去报复，在沙勒沃伊附近的松河边和渔民组成的防卫队打了一仗，史称松河之战。斯特朗将渔民击败，并劫掠了沙勒沃伊，为了息事宁人，密歇根州让他担任州议员，并把测绘毕佛岛的任务交给了他。斯特朗的这项任务倒是完成得很出色，他对毕佛岛的测绘成了当时美国测绘界的典范，至今被收藏在博物馆里。几年后，斯特朗遇刺身亡，这很有可能是沙勒沃伊的渔民干的。他的部众分散到了威斯康辛。至今斯特朗派还存在，大约有几百名信徒。

摩门教剩下的主体部分，归属在杨百翰麾下。由于长时间的内乱，诺伍已经倾颓不堪。杨百翰很清楚地认识到，摩门教给美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短时间内，美国人对摩门教的敌意和成见是不会消失的。于是，杨百翰决心继续往西走，到更远的荒野中去。1846年，三千名摩门教部众和庞大的马车车队组成了摩门教西迁的先头梯队，在杨百翰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离开了诺伍。他们一路向西，走向了遥远的洛基山脉。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在布拉夫斯耽误了时间，远远落后于预定行程。杨百翰预计在秋天结束前翻越洛基山，最终却在冬天到来之际才赶到洛基山东侧的内布拉斯加。由于过冬的准备不足，四百多人死于冬季的严寒。

摩门教西迁（来源：杨百翰大学）

开春之后，队伍继续西行。1847年7月，杨百翰的队伍到了布里基尔堡。杨百翰决定离开大路，往南进入墨西哥，让摩门教到一个新的国家去，在罕无人迹的荒漠里重新开始。离开布里基尔堡之后，他们很快就被高山阻挡，幸好前一年试图抄近道前往加利福尼亚而遭遇雪暴、发生惨案的唐纳一行，在经过此处时留有标记，才让摩门教徒们顺利地翻过了山区，来到了大盐湖所在的谷地。这片谷地虽然土地不算肥沃，但有小河流过，水源充足，且土壤和附近的荒漠比也算不错。于是，杨百翰和摩门教的追随者们的大盐湖附近安顿了下来，建立了据点，也就是后来的盐湖城。这便是摩门教的第四个，也是延续至今的宰恩。

可是杨百翰也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年，盐湖城附近的区域便在美墨战争之后，被划归了美国，摩门教又回归了美国境内。好在此处远离尘嚣，人迹罕至，美国政府虽曾发兵征剿，但无奈鞭长莫及，因此摩门教得以在这里默默地发展。杨百翰一改斯密晚期的那些激进的、膨胀的、不切实际的政策，让摩门教回归正轨。他派出去的传教士在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继续为摩门教带回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信徒。由于摩门教始终在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上，因此即便在后来有公路、铁路的发展，新来的教徒们要想到达犹他，仍然得走杨百翰他们走过的摩门教小径。

随着新来教徒的不断加入，大盐湖附近的山谷人满为患。于是，教徒们再度踏上了征程，从盐湖城出发，向四面八方的山谷里渗透，所到之处，他们把摩门教传给了当地的村落，也把来自东部农业和医疗技术带给了西部山区里的原住民部落。例如在1870年代，一队摩门教徒从大盐湖北上，来到了爱达荷境内的蛇河平原。他们路过了当地原住民内兹·佩尔斯人的一个小部落，惊奇地发现这个部落种植的土豆长得非常好。经过询问，他们了解到，这个部落种土豆的技术，最初是几十年前一位长老会的传教士教给他们的。由于蛇河平原气温适宜土豆生长，附近有充足的冰川融水，土壤中的火山灰富含钾、铁、镁、锌等元素，这些土豆不仅长得大、口感好，而且营养价值很高。于是，这群摩门教徒把种土豆的技术传遍了蛇河平原上的各个部落和村落，开启了爱达荷大规模种植土豆的历史，让土豆成了当地人种得最多的农作物。从此，爱达荷便以盛产优质土豆而闻名，并延续至今。

作为宗教领袖，杨百翰是称职的。在他的领导下，摩门教逐渐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并持续地为犹他等地的开发做着贡献。他和摩门教部众们在西部以逃亡者的身份白手起家，把贫瘠的犹他大盐湖附近的山谷建成了美国西部山区最富饶、最宜居的区域之一，不能不说是一项壮举。杨百翰于1877年去世，在去世前，他组建了杨百翰大学，以提高摩门教信徒的教育水平，这座大学在今天是美国规模第三大的私立大学（仅次于长岛大学和南加州大学），其学员绝大多数都是摩门教信徒。正因为它的存在，摩门教在世界各地的年轻传教士，都拥有很高的文化素养。

犹他州的摩门教总部

1890年，在杨百翰的继任者们的努力下，摩门教和美国政府正式和解，并废除了一夫多妻制。这一年，他们的信徒人数超过了25万。从此以后，摩门教徒可以正大光明地出现在美国乃至世界大部分地区，不再需要行走在小径上来躲避别人，摩门教小径因而成为了历史。后来，为了纪念摩门教这个颇受争议的美国本土宗教的曲折历史，以及感谢摩门教先驱者们对美国西部山区的开发，摩门教小径被国家公园署列为了国家历史小径，作为文化遗产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