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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刊论文 | 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及其情绪剥削

2022-04-27 09:1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及其情绪剥削

提要：

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以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为分析范式研究可见，作为一般的生产过程，数字经济泛指通过信息技术和数据手段进行的经济活动总体，也包含制造和使用数据这一过程本身；作为特殊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运行的数字经济，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具备三个显著特征：生产界限模糊、进行数据控制以及存在全方位监视。由于劳动过程的新变化，从事数字劳动的数字劳工的整体境遇实际上未由于工作场地变得灵活而更好，反而是更糟。高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境况，情绪劳动以及情绪剥削问题开始凸显。通过分析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本文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主中的自主”的假象。

作者简介：

王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献来源：

《经济学家》2021年第2期

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国外激进学者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视角独特丰富，也有一些成果客观反映了马克思思想在21世纪的最新发展，只是由于缺乏深度、系统的理论研究，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认识仍不够清晰。以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为分析范式，可以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过程特性以及由此引发的劳动正义问题进行兼具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剖析，进而能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完整构建了劳动过程理论，通过“一般”与“特殊”的分析范式，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进行考察。马克思指出，就劳动过程的一般性而言，是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不必叙述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所有的劳动过程都涉及三个简单要素：“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就特殊的、存在“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除却劳动过程的一般的规定性，还展示出两个特殊的规定：第一，“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第二，“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就特殊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而言，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在整个劳动过程的分析中，马克思看到了劳动对资本由形式从属向实际从属发生的历史性转变，并将此与剩余价值产生的两种形式相对应，完成了理论与历史逻辑的统一。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劳动从属于资本、资本控制劳动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剥削是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在马克思以后，布雷弗曼进一步分析了垄断时期劳动组织中控制类型的转变、新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由此引发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其后，爱德华兹等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围绕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以及劳动组织的分化、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等核心命题不断丰富这一理论的外延。接下来，本文以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为核心，根据西方激进学派的最新研究成果，分析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过程的特征，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形式以及新剥削的诞生。

一、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及其特征

数字资本主义是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早在1996年Don Tapscott撰写的《数字经济：智力互联时代的希望与风险》一书中就提出了“数字经济”这一概念。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表《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正式提出了“数字经济”。2015年，数字经济的基础规模已达13万亿美元。在2017年3月5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数字经济”首次被写入了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一般的生产过程来看，数字经济泛指通过信息技术和数据手段进行的经济活动总体，也包含制造和使用数据这一过程本身；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广泛运用信息技术，以互联网信息基础为生产工具，依赖信息技术的发展，形成了包括物理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虚拟经济、在线服务等多产业的立体经济生态，覆盖了三大产业，经济运行的核心是对数据的掌控和运用，劳动资料数字化。作为特殊的生产过程来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运行的数字经济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根据其特殊的表现形式，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有着以下三个特征：

（一）生产界限模糊

对于生产劳动最核心的定义，马克思指出，“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真正产物是剩余价值，所以只有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只有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能力的行使者是生产工人，就是说，只有直接在生产过程中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而消费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大数据是整个生产过程的核心，数据体量是实现生产力转化的关键性因素，资本依靠数据进行增殖。因此，数据的提供者实际上生产了剩余价值，根据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定义，数据提供者实际上也参与了生产环节。但是，对这种数据提供者并不能够像对以往的生产过程中在某个特定场域、特定时间、按照一定的组织或者根据厂主的指令进行工作的工人一样进行评判。数据提供者的活动在互联网中通常是无刻不在的，且以多种形式存在。生产者与消费者在过去经济循环中的时间差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消弭，生产与消费不仅在生产过程中混杂在一起，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定也变得相当模糊。比如社交媒体依赖庞大的用户数据获取广告利益等收益，而用户既是数据的生产者，也是广告等内容的消费者。在这种情形下，David Chandler、Christian Fuchs等学者指出，“数字劳动的剥削不仅存在，而且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存在着。”

（二）数据控制

布雷弗曼曾指出，资本主义企业的科学管理起源于劳动过程中的管控需求。首先，人类劳动具有一种“特殊能力”，这种能力“并不是生产剩余的能力，而是它的有理智的和有目的的性质，这种性质给人类劳动力以无限的适应性，并造成扩大人类劳动力自身生产力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从而人类劳动力的剩余产品会不断增多。”布雷弗曼认为，资本家正是依靠劳动力的这种特性才能够实现资本积累。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劳动力的潜力是无限的，而“实现这种潜力时却受到工人的主管情况、工人以往的历史、工人工作的一般社会条件、企业的特殊条件，以及工人劳动的技术环境等方面的限制。”由于劳动力的买卖，这种能力被工人出让给资本家，管理劳动过程就成为了资本家的职责。因此，“对资本家说来，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从工人手里转移到自己手里，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布雷弗曼指出，这一让渡过程在历史上是“生产过程的进步性转让”。至于所谓的“科学管理”，布雷弗曼认为，“就是要把一些科学方法应用于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越来越复杂的控制劳动的问题。”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这种劳动过程中的管理与控制实现了质的飞跃。资本主义主流的管理模式经历了泰罗制—福特制—后福特制—新福特制的发展，到数字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力得以全方位加强，且更加精准、隐蔽，甚至在难以察觉的情况下无孔不入。由于生产的场域发生巨大变革，很多情况下地点分散、灵活，平台经济得以发展，比如国外Uber平台的出租车司机，就是依靠这种新的劳动组织形式展开日常经济活动。国外激进学者亚历山德罗·甘迪尼（Alessandro Gandini）用劳动过程理论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零工经济中的数字控制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零工工作平台“代表了一个独特的、以数字为基础的生产点，因为平台将零工工作所涉及的社会关系进行了重新利用并加以隔离，从而将它们转化为生产关系。”零工经济中，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工人收到多个平台派出的工作项目可以同时进行（例如乘出租车或送货）；另一种情况是在不同的时间执行的，例如，平面设计工作等。同时，工作的需求既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局部性的，工作人员执行的任务可以是基于数字的，也可以是实际的体力活动。共同的特点是平台的存在，资本与劳动力关系平台作为背景“制定工人”。与工厂或办公室类似，该平台代表了将生产的社会过程置于管理和工作组织逻辑之下，并在一个单独的、明确界定的环境中进行。像在传统工作场所工人打卡考勤、工作人员登录应用程序一样，在“平台”中，参与“零工”的工人一样会受到外部权威影响，比如：（1）平台将消费者或客户的需求转化为订单并通知工人执行；（2）决定工人何时何地执行何任务；（3）直接或间接决定执行这些任务将获得多少报酬；（4）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工作的执行和工人的工作表现。在这种情形下，平台对劳动者的任务进行监管，并为他们的工作支付报酬。因此，甘迪尼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关系只发生在平台上，而不存在于平台之外。”

甘迪尼指出，不同平台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数据要素的不同。比如，在AMT或Upwork等平台上，数据的价值通常由客户根据设置的参数预先确定。相反，在Uber和Deliveroo等的平台上，是由平台自身根据算法精心设计而决定的，而这些算法的具体细节是员工无法获得的。一个具体的例子是，Uber算法会根据消费者请求的时间和地点、当前的交通状况以及同一地点其他司机的可用性来“决定”一辆车的价值，所有这些都是实时考虑的因素。在零工经济中，通过平台为工人设置组织和管理角色。“数据要素”是起到这一作用的关键指标，通过这些指标，企业能够控制确保员工与客户之间的社会关系仍然由相同的平台来调节。同时，这些指标也是情绪劳动产生的关键。

（三）劳动过程的全监控

不少学者已经指出，伴随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政治上，已经出现了政府监视与大工业相结合的‘监视—工业联合体（surveillance-industrial complex）”。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作为一个与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相伴相生的概念，主要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现今的发展与过往的经济组织形式发生撕裂，资本主义内核的破碎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文化层面的变迁。虽然监视资本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两个概念的语境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近乎全知全能的监控是当今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显著特征。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是“无知”的，哈耶克所提出的“自由”与“无知”是硬币的两面，相伴相生。个体的“自由”以及市场的“无知”一直是过去各种流派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政治哲学的话语基础，然而在大数据手段普及的数字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这种“无知”日渐式微。随着数据挖掘能力的提升和数据体量的增加，市场已经可以有的放矢，供求之间的不平衡和信息不对称逐渐消解，在这种情形下，国外激进学者肖莎娜·朱伯夫（Soshana Zuboff）认为，这种“监视”让那种评判市场为“看不见的手”的观点落后于时代，可以自由交换的雇佣劳动和这种监视下的信息知识使得资本家与其控制下的社会之间存在权力的不对称性。

二、数字劳工

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兹根据劳动过程中控制类型的不同，将劳动力市场分为三类：独立的劳动力市场，从属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二级劳动力市场。最底层的是二级市场，是“临时工”的领地，工人没有任何权利或雇主强加复杂的工作结构。在这里，劳动力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商品，不受任何工作结构、工会或其他制度的约束。这些工作的次要特征是工作的随意性。这一级市场中，工人薪水低，几乎没有任何保障，也不存在晋升的合理途径。在其上一级劳动力市场即从属的劳动力市场中，提供了定义明确的职业，并有既定的晋升路径。但是，这些工作任务往往是重复的、程序化的，并且服从于机器的步调。所需的技能学起来相当快，而且通常是在工作中获得的。这些工作几乎没有为工人提供任何控制自己工作的机会。最顶层的是独立的劳动力市场，与从属初级市场的工作一样，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具有相当大的工作保障、既定的职业发展模式和相对较高的薪酬。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通常不涉及具体技能，可能有事业上的阶梯，在事业之间有更多的选择；不是以操作每一个事物为中心；要求受过高等教育或特殊教育的学生；可能需要独立的主动性或自我调节的能力。工作的收入随经验或年龄的增加比其他部门的收入增幅大得多，这证实了重要的晋升或职业阶梯的存在。同样，正规教育在这里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尽管有这些共同点，这一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也各不相同，特别是在失业和晋升问题上。爱德华兹认为简单控制导致了二级劳动力市场，技术控制导致了附属的（或称之为次级劳动市场），而官僚控制导致了独立的劳动市场。

爱德华兹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分析当时的劳工问题有很大启发，但是在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这一理论受到了严峻挑战。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是存在于各个细分行业的数字劳工。资本通过大数据实现对劳动过程的全方位控制，新发生的劳动力市场虽然也存在分割，但却不再适用爱德华兹的理论。这主要是由于在数字劳工群体中，过去传统的较为稳定的雇佣结构由于平台经济的出现而彻底被打碎。在数字劳工中，按照产业类型区分，在制造业中，数字劳工的境遇比过去属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工人的情况更为糟糕，接近于二级劳动力市场；而在娱乐业、服务业存在的数字劳工，则面临更不稳定的生存状况；至于新兴产业，在消费即生产的新参与模式中，无酬劳动占据主导，甚至谈不上进入劳动力市场。这就意味着，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与过去具备同种意义上不稳定性的劳工实际上面临着比过去严格数倍的劳动过程的控制。

以制造业中的数字劳工为例，碧吉塔·伯格维尔-卡里波恩（Birgitta Bergvall-Kareborn）和德布拉·霍克洛夫特（Debra Howcroft）两位学者通对谷歌和苹果的软件开发者进行调查研究，指出“信息技术部门以‘众包’（crowdsourcing）为代表的结构性变革引发了软件开发工作的偶然性和不安全性”，伴随“分包（subcontracting）和外包（outsourcing）的出现，在软件行业，标准劳动合同不断减少、自主创业不断增加，以及与之伴随的软件行业工作者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碧吉塔和德布拉认为，数字资本主义之下存在的是一个权力不平等的市场，资本对平台具有绝对控制，“压榨”数字劳工是这些大平台规避风险的最佳办法。这种情形下，这些软件开发者展现出了三种倾向：自我控制、自我商品化以及自我理性化。自我控制要求个体独立安排、控制和监督自己的劳动，“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化，落后意味着致命性的打击”，个体劳工需要不断自我更新知识储备、自我提升，而这些压力则成为这些软件开发者的焦虑源泉。自我商品化，意味着这些劳工不仅在公司内部，而且在整个适用的劳动力市场上需要将自己的能力不断商品化，将自己的创造力和专业技术商业化，以便获得用户认可。自我理性化则要求数字劳工将自己日常生活和计划全部按照以工作为中心安排，不断模糊工作和家庭的边界。

在娱乐业、服务业中、媒介产业及新兴产业中，上述三种倾向实际上广泛存在。娱乐业中伴随信息技术发展，出现主播经济、游戏陪玩等行业，这些行业工作和娱乐界限非常模糊。主播高强度高负荷工作之下却不得不依赖平台维系市场，主播为了符合平台需求，不断进行自我控制、自我商品化和自我理性化。在新媒体领域，自由撰稿人和主播的情况类似，这些撰稿人可能不隶属于某个特定平台、媒体或者公众号，但为了实现收益，这些撰稿人与上述软件开发者实际上并无区别，需要不断自我提升、自我监督并进行自我控制，也需要为了获得读者认可而进行自我商品化，甚至全部生活以写作为核心，进行自我理性化。碧吉塔和德布拉的分析虽然仅以制造业中的数字劳工为例，但实际上却对思考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数字劳工具有较大适用性，指出了当前数字劳工的核心问题：劳动对资本的从属程度日益加重，劳动者主动适应资本逻辑，数字劳工的劳动过程已经彻底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变为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因而越发挥其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受到资本的剥削程度就越深。并且，原本由于简单控制造成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如今却被缜密的数字控制代替，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软件工程师的工作境遇仅仅与爱德华兹所假设的二级劳动力市场相近，完全是松散、零碎的。数字劳工的整体境遇实际上不是由于工作场地变得灵活而更好，反而是更糟。

三、情绪剥削：新剥削形式的诞生

剥削通常产生于无酬劳动，国外激进学者乌苏拉·胡斯（Ursula Huws）将数字资本主义经济中与资本剥削有关的无酬劳动总体上分为两大类：家庭劳动和消费工作。乌苏拉认为家庭劳动是再生产性质的，而消费工作是直接生产性的。此外，乌苏拉也看到了一些“创意劳动”，诸如撰写博客、制作短视频等创意工作，虽然不具备生产性劳动但却具有社会使用价值。家庭劳动中的性别剥削和生产性劳动中的无酬劳动及剥削问题，不是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特有的，虽然在数字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却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形成开始就自始至终存在。新的问题是消费工作中，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得以凸显的情绪劳动以及由此导致的情绪剥削。

在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构建之初，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发展到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征与现阶段不同，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最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凸显的情绪劳动本身进行深入分析。结合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给出的定义，参考当前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以及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认为，“情绪劳动”即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为提高其与劳动收入直接相关的声誉指标或评级而进行的情感工作，包括个人社交倾向的改变，情绪管理与控制，劳动/服务态度的转变以及性格的改变等。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曾指出，劳动剥削即资本通过控制生产过程，掌握劳动资料而榨取剩余价值的过程。与之相应，在数字资本主义时期，与情绪劳动相对应的情绪剥削，就是资本家通过掌握数据并通过数据控制生产过程，无偿占有情绪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过程。

“情绪劳动”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1983年霍赫希尔德（Hochschild）的论述，到2013年时，布鲁克（Brook）指出，劳动过程研究认为情绪劳动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过程，并在社会关系受管理控制的方式中起着关键作用。在2000年左右，伴随服务经济的兴起，Korczynski、Warhurst、Sturdy、Bolton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情感管理”和“情绪工作”正在成为一种熟练工作的独特形式，成为劳动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迪尼通过对互联网平台性质企业（比如Uber等）研究指出，许多零工经济平台将情感劳动形式嵌入劳动过程的核心，并认为这是反馈、排名和评级系统在调节工人与消费者/客户之间的社会互动方面所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些零工平台通过数据对劳动者进行评估，这种评估可以被概括为“声誉评估”。甘迪尼指出，声誉评估是零工经济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发挥作用的根本必要条件。甘迪尼认为，“声誉指标可以说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与零工所参与任何劳动过程决策都具有相关性），因为它会影响到员工的地位，并影响消费者/客户的招聘决定。这种相关性要么更普遍地是情绪劳动的结果，要么在文化上被视为一个人技能的代表。”汤普逊和史密斯在用劳动过程理论研究服务经济时曾指出，态度、社会倾向和性格特征等因素在后福特制生产中成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相关性要素。在零工经济中，这一现象进一步延伸到情感工作，当情感工作出现时，不再代表一种无形的劳动，而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劳动，因为员工的指标、反馈、排名和/或评级实际上显示在每个平台上。甘迪尼认为，“通过情感工作，劳动过程在质量上得到了强化”。甘迪尼指出，在Upwork或Uber等平台上工作的员工不得不培养自己的软技能和社交倾向，这不仅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声誉指标或评级的具体目标。文森特在2011年将这种性质的工作称作“演出工作”，因为这种工作是一种表演出的“符合”客户需求的情感劳动。情绪劳动是数字控制的结果，同时数字控制也是实现情绪控制的平台。这是由于情绪工作在一个特定平台的监管环境中进行，这个平台通过反馈机制进行排名和评级，并将其应用于执行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这一体系的存在使得各方之间的社会交流类似于格雷格（Gregg）所描述的关系的“交易性”和“强制性”劳动，这是数字化工作场所的另一个关键特征。反馈、排名和评级系统的存在也正是制定技术规范形式的控制和监控工作的基础。

在零工经济中，劳动过程中的控制显然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数字技术被用于在各种情况下制定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形式。特别是在零工经济中，平台指标将“同辈压力”转化为监控员工绩效和生产力的工具。零工经济平台是劳动过程研究所描述的对工人“技术规范”控制形式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种控制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方面，通过将情绪劳动嵌入核心劳动过程中，平台建立起相应的排名和评分系统,最终作为工具来评估员工的表现。另一方面，平台还利用“游戏化”的技术，对员工的工作投入和注意力施加各种形式的控制，以提高生产率。例如，在没有正式约束的情况下，采用这一管理模式的Upwork平台上的自由职业者正竭力在平台指标上获得个人最好成绩。这种基于每个平台特定功能的游戏化结合的形式，如Uber的“峰时价格”机制——该机制鼓励司机前往需求高的地区，因此车费也更高，正是零工经济中劳动过程控制的新方式，也可以被看作是“软控制”。控制类型的转变带来了剥削形式的变革，存在情绪剥削的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软控制”甚至游戏化的“心理控制”逐渐取代了过去同级劳动力市场中的简单控制。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平台进行数据控制的能力往往来自于垄断。平台通过垄断数据，牢牢控制了劳动者与市场的接口，劳动者无法通过平台之外的渠道高效率出售自己的劳动能力，因而不得不服从平台的要求。

在资本的控制下，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中实际广泛存在着情绪劳动，并且情绪劳动也不是由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产生出来的特有的劳动。在存在剥削的以往的历史经济活动中，情绪劳动普遍存在。只不过直到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这种劳动所占有的比重显著提升，并且脱去了其历史上所存在的隐晦的外衣而赤裸裸地呈现。也正是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这一命题才从道德、伦理的问题，进而转变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无产阶级”这一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之初就存在的概念随着历史演进而有所发展。当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形成，大规模的机器替代人类劳动力时，布雷弗曼指出，工人阶级“乃是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只能把这种劳动力出卖给资本以换取自身生存的阶级。”到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经济社会中重要地位，且整个经济活动都受到数据支配时，劳动人口已经实现了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在第三产业中，占据绝大多数的是服务、娱乐业从业人员，这一庞大的新生“无产阶级”群体，依赖于“平台经济”这一新兴劳动组织形式谋取生活资料。而这种以“平台”为核心的劳动组织形式，对工人阶级所进行的控制类型已经全然不同于过去爱德华兹分析劳动力市场分割时所指出的简单控制、技术控制和官僚控制三种形式，而是一种新的“数据控制”。

这种数据控制的普遍特征是将基于数据、算法的评价系统与业绩、流量、曝光等直接影响收入的指标进行挂钩。在此基础上，不同平台有不同的数据控制体系，所应用的算法不尽相同，有的会借助于“游戏化”手段提高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而这种数据控制所采用的评价系统中，客户的“满意度”是一个核心指标，劳动者的综合评分往往是多个客户满意度的均值，这就导致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精力用以保证客户“满意”，为此进行大量情绪劳动。单个劳动者由于情绪劳动所积累的名誉、声望、好评将会直接影响到用户对平台的满意度，以便于平台掌握更多用户，提高用户粘性，获取更多订单，平台因而能获取更多订单分成，增加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情绪劳动就不再是个体劳动者的个体行为，从而成为了一种生产性的劳动。这些情绪劳动为平台积累了总体声誉，帮助平台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掌握更多的用户，并获取更多的用户数据。通过积累海量数据，平台可以实现更精准的营销，获得高额广告收益、分销提成。通常这些平台中的劳动者只获取单个订单的劳动报酬且有时还要面对平台对单笔订单的抽成，平台通过数据获取的附加收益更加与之无关。在这一过程中，情绪劳动具备了再生产性，资本无偿占有了对劳动者的情绪劳动所带来的附加值，这种由生产劳动带来的附加值实质上就是 “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就是情绪剥削。劳动者进行情绪劳动意味着在工作者需要不断控制自己的情绪，提高服务工作的质量，以确保得到良好的数据反馈，因而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控制、自我商品化以及自我理性化。劳动者高度的自主性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实际从属于资本的体现，这种“自主”的劳动实际上并不是劳动者所希望进行的劳动，而是迫于生计所不得不进行的强制劳动，是“他主”中的 “自主”。

四、结语

格林曾指出，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是其经济学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格林认为与其他学派相比，强调生产过程即劳动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最主要特征。因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的批判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未能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在特定历史过程发展成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范式。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研究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到《资本论》及其手稿基本完善，形成了其基本的理论内核。马克思认为由于劳动过程中劳动从属于资本，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不变资本），因而资本家可以控制生产过程本身。这就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剥削就在于此。

在马克思以后的劳动过程理论经历了理论的复兴与重构，如果从单个概念的演变来看，对于如何评价布雷弗曼之后的劳动过程理论确实存在较多争议，也有学者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劳动过程理论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相同。只是无法否认的是，激进政治经济学所用以分析的劳动过程理论，其理论核心依然来自马克思，只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新变化，不断更新其概念内涵和关键命题。激进政治经济学对劳动过程的研究从最初对垄断时代资本主义福特制生产模式的开始发展到对后福特制以及对当前科技资本主义时代平台、零工经济模式进行分析，始终站在当前生产方式变化的最前沿。

通过分析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可见，伴随科技革命和大数据时代到来，平台零工经济中出现情绪劳动和情绪剥削，劳动过程控制呈现出由强制转向同意再转向顺从的软控制的变化。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主中的自主”的假象。在生产环节起到情绪剥削由情绪劳动产生，情绪劳动产生的劳动组织背景就是平台经济，情绪劳动的渠道是数字控制，结果是导致自我控制、自我商品化、自我理性化。进而有可能加剧工人之间的恶性竞争、对社会造成的风险是加剧社会矛盾、冲突、暴乱等不稳定因素，破坏经济环境。过度的情绪劳动必然会造成劳动者的心理失衡，进而引起社会“仇富”心理、人情冷漠、戾气丛生等不良氛围，从而可能对宏观经济环境产生不良影响。通过劳动过程理论对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可见，这些看似属于道德伦理层面的问题，实则不能简单归咎于道德问题，其背后依然是资本逻辑。

转载 | 简玥

审核 | Anders

终审 | 王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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