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三十三年梦》：把这些年非说不可的东西都打包好

台湾作家朱天心的《三十三年梦》日前出版了简体字版。8月30日晚，作家朱天心、唐诺、阿城、李锐、蒋韵和梁文道就《三十三年梦》，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记忆进行对谈。

“《三十三年梦》记录了一个人如何忠实、忠诚地穿过多变的时代，穿过不变的京都地景，寻找并看守自我灵魂自由的过程。”作家杨照在《三十三年梦》的书前序言中写到。

如朱天心所说，《三十三年梦》是一个“轻型回忆录”，是她对于过往回忆的一次回溯。“我把我个人在场的、在台湾的几十年中看到的、我想到的、我记下来的非说不可的东西都打包好。”《三十三年梦》就像朱天心搭起来的一方舞台，已经远去的时代和时代中的人出现在这个舞台上。

写作《三十三年梦》一个更小的背景也是朱天心个人生活的一段变故。“我开始写的时候，女儿盟盟跟我冷战三年，我们完全没有来往。2013年初，她跟侯导拍《聂隐娘》，在京都出外景，我去探班。我心存侥幸觉得在充满回忆的地方见，她可能会理我吧。但是她依然不理我，还是冷战中。回来的时候，我就决定把这些觉得很珍贵的记忆写下来。”

“这书整整写了33年，最简单讲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一个台湾作家透过她的生活、诚实和价值，展现、捕捉或者想象当时台湾的一个精神面貌。”朱天心说。

朱天心

为什么是京都？

京都是朱天心《三十三年梦》写作中的一个关键词。这本书写台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际遇，但却将写作的布景放在京都。

“京都是一个舞台。从我第一次去后，我每年都去，结婚、看着婴儿车里的孩子、带我盛年的父母去，以及见我很多好朋友、同行者。京都就好像一个化石城，或者是鬼影重重的地方。我每次走在京都，仿佛看得到自己的各个阶段，我甚至可以看得到还在人世的爸妈的盛年。”朱天心说。

为什么是京都而不是伦敦或者其他地方，朱天心认为，京都是将文化、美术、建筑、历史遗迹等保留非常好的地方，那里永远是记忆的依凭之地。

在活动上，同是女作家的蒋韵说：“京都好像是天心的一个储物柜。后来我读到2/3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感觉，这个‘33年’写的不是一个城市，是两个城市，写的是京都和台北。如果没有台北的话，京都是没有意义的。京都是一种自由的出逃，台北是人生的战场。”

1980年代的文学盛世

“很多作家回看1980年代，都认为1980年代写作的作家很容易被记住；1980年代好的文学作品，每一本销量都很大。好像有那么一个年代，文学创作是会得到尊重的，社会会记住你的。”

朱天心认为对比1980年代，现在的文学就像是某种“瓦砾时刻”，“1980年代，同学和朋友们不管是什么专业都会看小说，不像现在，可能就大学里文学科系才会去读。曾有那么一个时期，大家把找寻心灵、人生意义或者远方，投射在文学身上。如今都有其它状态可以把文学分掉。我自己觉得，文学现在是某种瓦砾时刻，这是悲观到极点。”

但朱天心的丈夫、作家唐诺认为，“书写其实就是每一个个体自己所完成的。我曾经这样讲，文学的盛世并不代表所有人，‘凡井水处皆歌柳词’那样的一个状态，我想象中不需要那样。以台湾创作规模来讲，有三五支一流的笔在书写，那个文学盛世就来了。三五支笔可能并不需要很强大的社会条件支援，毕竟个体比集体有超越性。这是我在目前很糟糕的台湾文学环境下，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乐观的理由。”

“1980年代的文学，文学理论家们管它叫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非常有意思，最开始叫‘伤痕文学’，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文学现象——‘寻根文学’。阿城就是‘寻根文学’代表作家之一。‘寻根文学’，我觉得是新时期文学为文学寻找到的一个更宽广世界。所以才有了那一场那么多人，好像不约而同地爆发的文学井喷。”作家李锐说。

对谈中，作家阿城认为，写作最重要的是遇到一个问题绕不绕。比如，当小说主人公碰到不可解的矛盾时，只有另一方被车撞死了，矛盾就解决了。这叫“车祸创作”，它绕过去了。“不管篇幅长短，当你碰到一个问题，你是要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在写作当中能听到这种‘咔咔咔’的声音。所以我不太重视个人语言的华丽等等，最关键的就是绕不绕。所以我想，读一点不绕的东西，能够使我们的一些思维盲区得到补充，得到启发。”“我尊重天心和材俊（唐诺）的东西就是，他们在人格上不绕，文格上也不绕。”阿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