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丨从胶片到数字：一名乡村电影放映员的光影四十载

“我有电影的故事，也有电影人的故事。” 广州市从化区赤草村，乡村放映员黄树辉把自住的一栋五层楼房改造成“赤草老电影博物馆”。

展馆陈列着他从业46年来的各种收藏。8.75毫米、16毫米、35毫米，二楼集齐了中国电影三种胶片尺寸的40多部老式放映机。超过200部拷贝铁箱码在置物架上，密密麻麻，上下7层。

每天午饭后，黄树辉就会来到这里，招待慕名而来的客人，或和曾经的同行一起喝茶叙旧。很多个相似的下午，黄树辉都在讲述自己的光影故事中度过。

随着电影制作和放映技术的进步，中国电影早在本世纪初就完成了胶片电影向数字电影的过渡。胶片电影放映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与胶片放映相互依存的放映员，同期也面临失业下岗浪潮。

2011年，黄树辉通过从化区文化局组织的数字电影技术培训，成功获得《数字电影放映员资格证》。作为从化区第一批乡村电影放映员，自1975年上岗以来，黄树辉至今依然没有离开电影放映行业。

从胶片到数字放映，从业46年，乡村放映员黄树辉和电影的故事，犹如一部可触可感的中国电影放映变迁史。

以下是他的自述。

记者丨邹燕平

编辑丨YQ

全文共5456个字，阅读大约需要9分钟

▲黄树辉正在操作35毫米电影放映机。

“说我‘食古不化’，其实我是抛不下”

我做这一行，到今年已经是第46个年头了。身边同行很多都是做着做着，觉得形势不好就转行了，到现在还在坚持的，真就所剩无几了。

我也曾想过很多次，要不就别干这一行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生产队早就改制，电影公司也各自散伙。我去问别人要不要放电影，没人愿意搭理，一气之下，我就把放映机的马达拆下来，拿去组装电风扇。

以前在生产队里放电影，是份很体面的工作。放映员属于“七所八站”中的其中一员。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称号，“毛泽东思想宣传员”。一个公社少则也有一万多人，电影放映员只有那两个，能被选上算是“万里挑一”了。会操作放映机，还要经过考试，通过政审，这个工作的门槛还是很高的。

一个放映员要负责上百个经济合作社、自然村的电影放映，一部电影可以轮放很长时间。一听说哪个村晚上有电影，很多农民都等不及，徒步十几公里山路去看。“搬凳仔，霸头位”，银幕前坐满了，就跑到银幕后面。

分田到户改革后，公社文化站没办法支付工资了，放映员自然也被遣散。每个月花几块钱，我把放映机承包了下来，开始自立门户，组建了一支电影队，名字改成了“赤草电影队”。

到九十年代末，胶片电影逐渐没落，看电影的人少了。白天做保安、下地耕田，晚上去放电影，还坚持了几年。有人请，我就去。有时候被安排了夜班，又遇到第二晚有人请放电影，常常两天都没机会合眼。

我不怕认衰的。岳父第二天过生日，没钱给老人家买礼物。知道哪个村喜欢看电影，就在他们村的粮仓里放。放完一部就喊着再放一场，一口气加播到天亮。一晚下来赚个几十块钱，第二天一早买礼物给老人家送去。

到了数字放映，我不但没有离开这一行，甚至还喝了“头啖汤”。2010年，18部数字放映机从广州运到从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去放映。第二年，区里找到我，组织了一群人去参加培训，后来也成功拿到了数字放映资格证。

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离不开这一行。别的同行不做了，卖掉机器也就那几千块，而我卖的话就动辄上万了。我从小电影玩到大电影，从老机器玩到新设备，我看不得自己那么多机器被当作烂铜烂铁，称给别人就卖掉了，这换谁会不心痛？

说来也巧，从化区之前给我拍过一部宣传片，给我的光盘上写了片名，叫做“食古不化的辉叔”，说我“食古不化”，其实我是抛不下。

▲黄树辉下乡放映骑过的自行车。 

广州从化“电影辉”

在从化问一句“电影辉”是谁，都知道那就是我。

我1956年出生，从化赤草本地人，打小就喜欢看电影，抢头位，觉得电影放映员是很受人尊重的职业。初中担任学校宣传队中队长，经常去跳白毛女的《北风吹》舞蹈。1971年中学毕业，县里电影放映员培训班招学员，我去应聘了。1975年通过考试拿到电影放映资格证，加入从化县神岗人民公社“8.75电影队”，成为了从化县第一批乡村电影放映员。

我们骑着自行车下乡放映，驮着银幕、喇叭、放映机机头、拷贝，还有一个工具箱，里面装着电线和维修工具。我还会背一个斜挎包，有蜡笔、笔记本，用来写写画画。车头外装一个手电筒，天黑时作为工作灯，回家时当作车灯。旧时干部下乡也是骑自行车，而我作为放映员也有这么一辆，很拉风了。

到地方后，我们首先选择放映场地。近公路、水井、鱼塘的地方很危险，不能放映。然后再将银幕挂好，清理放映机，检查影片。

以前大多地方还没有电视，村民很难知道外面的消息。所以除了放映电影，我们还要完成“新闻简报”的宣传任务。“新闻简报”是向全国发行的，内容相当于现在的《新闻联播》，每次放映电影前，我们都会先读一段。

我们还会向生产队长了解一些好人好事，诸如“三叔公帮忙挑水”“二叔婆帮忙照顾别人家孩子”，都要记录下来，简单画成一两幅漫画作为配图，制作成宣传海报，再把海报投到银幕，拿“大声公”对好人好事公开表扬。

放映过程中，五官都得用上。眼睛要分辨屏幕清不清楚；耳朵要听声音够不够大、有无失真；鼻子要闻，转速慢了可能会胶片烧焦，或者声机电容超荷了；还要插着扩声器，结合《影间解说书》作解说。《影间解说书》配合电影的画格，用方言将电影台词翻译过来，要通俗。比如普通话里“他妈的”，就要讲解为“冚家铲”。做这一行的人，能说会道，反应能力要够快。

人民公社时期，依据行政地界，神岗放映队只在本公社范围内放映，不会“捞过界”。距公路有16公里的一个村子，村里没通电，只有六户人家。我和搭档在路边停下车子，扛着机器走路上山。再远的路也要过去，因为有观众在等，哪怕只有十几个人也要去。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不分地段了。我花两三块钱租用村子的粮仓，自己卖票自己放，算是从户外转到室内了。虽然赚的也有限，但起码能补贴家用。有一次下午五点多才接到通知，到电影公司领完拷贝到家已经六点多了。从家里到放映地点，横着一条河，上桥走得多走十公里。为了能在天黑之前赶到，我和搭档脱了衣服，举着放映机蹚河过去。

到九十年代，广东省内很多地方我都去过。后面还发展到做片商，买下影片放映权，出影片给别人或者包下电影院。影片宣传也由我来负责。做得最成功的要数《梦断南洋》这部片子。

▲电影《梦断南洋》宣传海报 图源网络

1995年，我带着放映工具，坐跨城班车到清远佛冈。佛冈电影院老板说《梦断南洋》他们才刚放映完不够十天，“这样还怎么做得过？”我说，“你尽管看着来，要多少钱我照样给，一定不会少。”

我印了三万份传单，请了八个美女，四部面包车，把画报挂在车身两边，喇叭架在车顶，在佛冈县城穿街走巷宣传了两天。最后很多观众甚至都买不到票来看。

我卖五块钱一张票，一场放映一共能容纳六百人，一天放四场，三天放十二场。就那三天，我就赚了几万块。那个经理后来跟我讲，佛冈有史以来没见过那么大阵仗，他就真的服了我，竟然这样来放一部电影。

在增城派潭，放的是《疯女泪》，连续两晚满座，观众想看买不到票。售票时每个人塞了一包纸巾，很多人就不懂。电影结束离场，每个人眼睛都是湿湿的，我站在门口逐个问：“怎么样，一包纸巾够不够？”

▲黄树辉使用过的35毫米电影放映机。

“哒哒响的那种才是电影”

在装片放映前，先要用毛刷清理机器。万一有沙石跑到里面，就可能会损坏机件和胶片。接着开机对光，调整投影镜头，对准银幕位置。对光正常后，再检查声机。

数字放映机好操作，有显示屏，按下播放键就行了，声光质量都更好。但对于上了年纪的观众来说，就会觉得现在的数字电影叫“投影”，不是真正的电影。真正的电影是由两个会转的卷轴放出来的，哒哒哒响的那种。

除了从生产队带回来的一台8.75毫米放映机，其他设备都是我后面逐件买齐。利用家里卖地的机会，我花了一万五千多块到省电影公司买了一套35毫米电影放映机。卖地的钱还没拿到我爸手上，就被我拿去买电影机了。一万五千多相当于半亩地，我爸和他的朋友都说我是“败家仔”。

此前，在农村放映一般使用8.75毫米或16毫米的放映机，单机作业，需要换片。35毫米放映机是双机作业，可以不间断地播放整部影片，观影体验更好。屏幕也大了不止一倍，声像质量都更好。个体户放映的竞争很激烈，有好多个电影队，那就看谁放映质量高了。其实就是看你舍不舍得投入。我舍得买机器，服务好、质量高，有什么理由不找我呢。

除了操作放映机，放映员还要会修复胶片。上岗前我们会有一些基础培训。截一些片段，故意弄花或者弄断，考核时要我们做修复，还要过机检验，看是否与原来的画格对应。

下乡放电影，放映员手脚慢一点，就会不断有人催。如果零件突然坏了，说放不了，走了十几公里来的人会骂我们扫兴，飞沙走石拿东西砸人的都有。临时上阵也要把机子修好。机器一些“发烧感冒”都由我们自己解决，生了大病才送到修理站维修。

放映员正式上岗前需要一段时间的实操考核，跟着老放映员去放映。相当于士兵上战场前的磨练。国家把这部机器交给你，就相当于给你一个宣传的武器，如果没有宣传好，就是失职。爱机护片是我们的天职。这么多年来，跟着我学实操放映的徒弟不下二十个。

虽然中国产的三种机型现在我都有，但很多都是“拆东墙补西墙”重新组装的。放映机的零件很多都绝版了，市面上很难买得到，一部机子坏了，往往要牺牲另一部来补救。

我还收藏着200多部电影拷贝，大多是当年电影公司倒闭时我趁低价买回来的。胶片的材质，太干燥容易变脆，太湿又容易受潮，寿命始终都有限，放一次就少一次，只能说保养好点就可以保存久一点。胶片发霉或者腐蚀，有酸性气味产生了，不扔都不行，我也好心痛。

▲电影《英雄儿女》宣传海报 图源网络

《英雄儿女》是我五年前入手的，两三年前发现出问题了，现在已经发酵了几十米，被腐蚀的气味很刺鼻。倒也奇怪，这部片子至今还勉强可以放，但是需要机器来调试配合。一本胶片坏了，整部电影也会就没了，很难再接成一部完整的片子了。

我平时经常检查这些电影拷贝，但这些东西不是说你想留就可以留得下，过了那个年限，就很难再留下去。我自己也一样。

▲二楼储藏柜里的一个角落，左边放的是胶片电影拷贝，右边放的是数字电影光盘。

“全家都去放电影”

算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广州花都的一家车厂有个老式电影放映机，打算用来现场放映老式影片，找人来维修，最后找到了我。过去看的时候，感觉在场的人好像在“接新娘”，个个拿着手机准备拍照，觉得很好奇。当时我就想，难道真的是一个“回潮”吗？怎么现在的年轻人对老式放映机那么感兴趣？

我问车厂领导，怎么想到拿老式放映机来展示。他们就说想让年轻人观赏一下。又一想，我有那么多的设备和机器，又有那么多年的放映经验，也有自己的屋子，那就把这些东西都放到一起，搞一个民间博物馆。

当时我只是想玩一下，真没有想到，后面会有那么多人来参观，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叫我们拿老式放映机去给他们放电影。2019年，广州市交通电台、广州市教育局组织了一个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红色基因进校园”活动。他们找到我，要求在广州十二个区，每个区放映三场胶片。我当时提出，要不拿高清数码放映机去放，但对方回绝了。他们不缺高清放映机，他们就想要那种胶片过片的感觉，来教育下一代。

博物馆从2010年开始筹备，历时7年，2017年3月15日正式揭幕。在之前，我们其实已经去过不少地方参加活动，当作预热。2015年受江门赤坎影视城的邀请，用老式放映机放映在当地取过景的电影。还在清城博物馆搞过一个名为“老电影带你穿越时空隧道”的展览。

作为一个有几十年电影放映经验的人来讲，我始终都有一个信念：不管是新电影还是老电影，都有传承的责任。和现在相比，当年的电影技术层面确实不够，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还是更喜欢一些真情实感、实实在在的电影，我就想把这样一个东西保留下来。

现在我们家土地都卖完了，当初的祠堂也只剩一道残墙，以前电影银幕就挂在那面墙上，现在也长满了青苔。村民也很少在这边住，都搬去新村或者进城了。我六十几岁了，也没什么事情可干，就把民间博物馆当作一个平台，有同行或者学生、观众来看，我就负责介绍一下。不论什么人来，我都很欢迎。

▲黄树辉在赤草老电影博物馆二楼，墙上挂满了活动的照片和获得过的荣誉。

去年新调来从化区的一位领导来我这里参观，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辉叔你都做了几十年，电影在从化还是立不住脚？”他叫我回来放电影。加上儿子也乐意接过我的衣钵，现在五个子女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做电影放映。

1999年，国家提出“2131工程”（每月每村至少放映一场电影）的第一年，用的还是胶片放映，我负责从化区的下乡放映，放映了230多场。十几年前我来做，十几年后从化的公益电影放映又是我来做。只不过现在放的都是数字电影。

按照规定，每个行政村每年都有十二场电影放映任务。公司有两台放映车，每辆车装四台放映机，除了疫情，每晚全家出动。我们现在是一支家族电影队了，我把这支队伍叫做“黄家军”，就像我在门联上写着的是“电影之家”。

“黄家军”有十几个人，都是家族亲戚，子女、孙子和我三代同堂。最小的是我的外孙，今年18岁，在花都读大学，周末会回家参与放映，还把她的女朋友带过来一起去。平时我就负责后勤工作，除非要求做胶片放映，我就亲自下场。如果机器有什么问题，子女就会搬回来找我维修。

下乡电影放映仍然归宣传部管，设备由他们提供，我们现在也有一个称号，叫做“新时代文明服务队”。建党一百周年时做过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红色电影下乡”的横幅，现在去哪放映都会带过去，挂在银幕底下。

我经常和子女讲，这栋楼里的东西，只要我一天还在世，有人来参观就可以讲得出背后的故事。至于日后，一旦哪天我走了，这些可能真的就成了烂铜烂铁。我既有电影机的故事，也有电影人的故事。任何艺术都取代不了电影，不论怎么样，电影都是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的。

▲赤草老电影博物馆远观